憲政的根基
——抗戰前后梁漱溟的思想與實踐
［文章導讀］西學東漸以來，憲政問題就是中國知識分子思考和實踐的核心問題之一。這期間的經驗得失，雖然已經有學者開始重做整理工作，但還有進一步推進和拓展的空間。本文的作者通過對梁漱溟思想的研究，重新釋放出理解政黨、憲政和社會關系的空間。認為局限在“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元框架下來談中國的民主憲政問題，是把中國的問題收縮為城市和中產階級的問題，這是對梁漱溟希冀通過鄉村建設來抵達憲政之思想的背離。
今天坊間和學術界的梁漱溟熱，鮮有討論他的憲政思想及其與鄉村建設的關系。其實抗戰前后，梁漱溟對憲政和政黨問題有大量論述，值得今天重新回顧。
梁漱溟的口號是“鄉村建設就是我的憲政運動”，因為中國社會是以鄉村為本。他認為晚清以來，中國的憲政運動一直無法成功，就在于一種政治制度并不是寄托在憲法條文上，而是寄托在政治習慣上，西方政制在中國社會是無根之物，所以無法成功。所謂憲政是自由權之保障和參政權之取得，應該是來自人民的運動。但是中國的憲政運動，卻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動機，是出于民族立場，屬于民族自救運動，是百年來世界大交通之后，基于外在壓力的產物。憲政對于歐美是目的，是從社會內部問題逼出來的，而我們的憲政運動是受外界打擊而產生的維新改造運動，卻是手段，不是社會本身的要求。三民主義，外求民族解放，內求民權與民生，內部的問題也是由外部問題所引發出來的。這是中國憲政之路不同于西方的地方。中國的社會主體是鄉村，鄉村建設就是要從中國培養出新的政治習慣，努力使得新的政治制度自下而上產生，只有這樣才能創建出有力量的社會主體和政治。“歐化不必良，歐人不必法”，這才是民族的覺醒和自覺。
但是，1937年抗戰爆發，鄒平的鄉村建設陷入危機。韓復榘當局加速了對農村的剝奪，要壯丁、要槍支、派差派款，梁漱溟鄉建中地方民兵的自治力量，則成為當局直接抽取的武裝資源，壯丁和槍支每每被整批帶走，而且還屢屢以欺騙方式，這就導致“凡當局一切所謂之結怨于民者，鄉農學校首為怨府。”
事前鄉農學校固未料到，而曾以鄉民以“絕不帶走”為擔保式之聲明者，至此毫無辦法，自己落于欺騙民眾地位。甚至有時鄉農學校亦在被騙之列，而鄉民仍認為鄉農學校行騙。怨毒之極，致有砸毀鄉校，打死校長之事。我同學之死于此者竟有數人之多，曷勝痛吊！……以建設鄉村之機構，轉而用為破壞鄉村之工具，吾儕工作至此，真乃毀滅無余矣！吾同人同學幾乎不能在社會立足，幾乎無顏見人矣！言念及此，真堪痛哭。
在此內憂外患之下，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的實踐徹底破產，他所設計的抵御現代性負面力量的基礎都被它的對立面所吸收。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因此放棄自己的鄉村建設理論，而是相反。正是在統一抗戰的歷史需求下，他開始把自己的“社會本位”思想推向了對中國黨派和憲政問題的思考和實踐中。
抗戰中梁漱溟的憲政思想
1938年面對抗戰爆發后的種種危機和問題，梁漱溟發表《告山東鄉村工作同人同學書》，他痛切地認為，中國受日寇之禍至此，在于中國本身的分裂。北伐之后的內戰和政府的貪污腐敗，國民黨缺乏政治方向，喪失了革命性。而共產黨過高估計階級斗爭，不合大勢，是分裂的因素。中國30年來政治上不統一不穩定，社會意志上不統一，最高國權無法樹立，是遭日本侵略和失敗的內因。因此，要求得抗戰勝利，關鍵在于統一社會意志，只有這樣，才能團結一致抗日。
社會內部的統一，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