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生態”狹義看是指人與口的關系以及分人口之間的關系，廣義看還包括人口與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的關系。決定人口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是“人口生態”的平衡性、多樣性、互動性和生產性，決定人口可持續紅利產出的是“人口力量”的結構因素和積極轉化。優化人口發展需要維護“人口生態”，發展“人口力量”。
我國人口的生態失衡主要表現在起因于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升高、偏高所引發的幾千萬男性適婚人口找不到配偶的問題。此外，獨子老齡化和老年空巢化也是挑戰老年安全和社會安全的重大人口問題。避免過高的老年人口比例，需要通過適當提振生育率來平衡人口的代際關系，但這需要樹立人口發展的大歷史觀。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最可寶貴的資源是年輕人口，國家的人口實力取決于年輕人口的規模、比重和素質以及生活在什么樣的家庭人口結構中，而適時適齡適量、以二胎為主導的“適度生育”才是保障年輕人口持續供給的基本條件。
經過20世紀70年代我國人口生育率大幅度的快速下降之后，生育率的下降已經到達生育文化所能承受的某個邊界。到了80年代，中國人口轉變其實就已經進入第三個階段，即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此后，隨著市場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發展是最好的避孕藥”這一自發效應開始顯現，這樣在人口控制力“三要素”即行政強制力、文化誘導力和成本約束力的共同驅動下，到90年代初我國很快就進入了更替水平以下的低生育率國家的行列。自此，中國人口出乎意料地進入了長期的超低生育率狀況中，由此引發的新人口問題和深遠的社會影響早就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普遍關注和深切擔憂。
隨著結構性人口問題的不斷深化和陸續爆發，我們需要肅然反思著力于人口減量增長的人口治理模式之利弊。如果說在20世紀50-60年代，我國人口問題是增量大、增速快、素質低的問題，屬于“體制型人口問題”；那么到70年代，“晚稀少”生育政策和生育率的大幅下降是一個過渡，而80年代以后“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出臺則埋下了先微觀后宏觀逐漸蔓延和顯化的新生人口增量過少的巨大隱憂。毋庸諱言，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風險性就在于唯一性，不安全環境因素的增多放大了失獨的風險，而以獨生子女空巢家庭、夭折家庭和傷殘家庭占主體的社會則是風險社會和脆弱社會。
面對超低生育率的嚴峻挑戰，中國需要及早采取非常措施，鼓勵適度生育和優化人口，平衡生育少子化和人口老齡化的關系，保護人口生態平衡，促進人口持續發展，儲備年輕人口資源，保持“實力型人口”的結構優勢。這對于消除人口問題之“內憂”與“外患”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讓生育率恢復到更替水平之上必將成為支撐“強國夢”的人口新戰略。中國的歷史選擇是，未雨綢繆，只爭朝夕，努力減少已經產生并日趨嚴重的人口生態失衡和年輕人口虧損所帶來的巨大危機，及早在戰略上從“控制人口數量”轉向“優化人口發展”，確保中華民族未來長治久安的人口生態和人口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