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軍費管理革命，主要指始于20世紀60年代初西方主要國家以構建和完善規劃—計劃—預算制度（PPBS）為主要內容的資源配置方式革命。這場革命時斷時續，一直延續到今天，對世界新軍事革命的發生發展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
對基數配置方式的革命
任何制度變革的發生，都是特定歷史需求的產物，軍費管理革命也不例外。1960年代以前的美國，一直實行著傳統的“基數滾動預算法”，國防預算并不是根據國家戰略需要作出的，而是以上一年國防預算執行數和分配比例為基礎確定的。在這種制度下，國防建設缺乏統一規劃和協調，空軍強調發展陸基洲際導彈和戰略轟炸機，忽視陸軍空中支援作戰需要，并竭力限制海軍航空兵發展，防止出現“第二空軍”；海軍強調發展核動力航空母航，試圖以“北極星”彈道導彈取代空軍的戰略導彈；陸軍則反對建設戰略核系統，主張把戰略關注點集中于常規戰爭，力主發展固定翼飛機和直升飛機，強烈反對海軍擴大陸戰隊，防止出現“第二陸軍”。
顯然，這一傳統制度客觀上助長了各軍種尋求局部利益最大化，嚴重影響了系統建設效益，造成了巨大的資源浪費。1951年至1958年，美國軍費比蘇聯多開支 1376.8億美元，但蘇聯的洲際彈道導彈和人造衛星卻先于美國發射成功，表明蘇聯運載火箭可以越過太平洋或大西洋打到美國本土。這極大地震撼了美國。新任總統肯尼迪上任伊始，即責成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解決軍費管理效益問題。
麥克納馬拉是哈佛大學畢業生，深諳統計學和管理科學理論，曾任福特汽車公司總經理。出任防長后，他將現代企業管理的思路和方法用于軍費資源配置制度改革，開始推行PPBS制度。根據這一制度，軍費分配不再按以往年各軍種分配數額為基數對資源進行切塊，而是根據國防安全需要編制遠期的戰略規劃、中期建設計劃、近期的年度預算，有效改變了以往預算與任務分離、各軍種項目重復建設的狀況。
這一制度變革極大地提高了國防費效益，被公認為是世界軍事預算制度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革命”。麥氏任國防部長7年間，共節約1000億美元，相當于當時一年軍費開支。PPBS制在美國推行后，在西方發達國家引起了強烈反響。英國、法國、日本等許多西方國家都形式不同地建立了這種預算制度。
新軍事革命的基石
在新軍事革命發生之初，即使是比較先進的PPBS也有不適應性，存在缺乏執行力和資源浪費嚴重等問題，妨礙了體系作戰能力的形成。顯然，如果沒有相應的資源配置方式變革，以作戰理念、作戰樣式、編制編成等要素構成的顯性軍事革命將難以持久。于是，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美軍以強化聯合作戰能力的整體籌劃和頂層設計為牽引，建立了“聯合能力集成和發展系統”，加強了規劃計劃與體系作戰能力需求的協調，在原有的規劃—計劃—預算體系中加進了“執行”（E）環節，形成規劃—計劃—預算—執行制度（PPBES），進而完成了PPBS適應信息化戰爭形態的改造，為新軍事革命奠立了系統性的資源配置方式，與聯合作戰編制編成、信息化建設并稱為驅動新軍事革命的“三駕馬車”。由此，軍費管理革命打開了效益提升的廣闊空間。
軍費管理革命與系統效益。信息化戰爭體系作戰能力生成的要求，強烈呼應資源的系統配置，建立系統化的資源配置制度是實行軍事革命的先決條件。在這方面，PPBES制度具有優秀的系統整合基因。其運行的基本程序是：根據國家安全形勢確定國家安全目標；根據國家安全目標制定國家軍事戰略；根據國家軍事戰略及其目標合理確定各項任務；根據任務確定各種軍事力量發展的規模和結構；根據軍事力量發展的規模和結構確定軍費的分配；根據各種軍事需求重要性的不同確定資源優先分配的等級。這樣，就在軍費資源配置過程中，把安全形勢、國防戰略、軍事戰略、軍事建設計劃、國防預算制系起來，把 10年以上的長期規劃、5年的中期計劃和單年度或雙年度預算有機結合起來，把整個國防和軍隊建設的各個方面科學統籌起來，加強了對各軍種建設的集中指導和總體協調，形成一種資源配置的系統集成和滾動。在PPBES中，只要是完成同一類任務，均須將經費統一納入一個項目或類別中，進行分析比較和綜合平衡，以決定其優先順序和取舍。美軍按照信息化作戰用途將經費分成11大項，以確保軍費資源分配向現代戰爭體系作戰能力聚焦。這種優勢，是其他配置制度不具有的。
軍費管理革命與結構效益。系統配置必然要求結構優化。通過軍費管理革命，利用PPBES的結構優化功能整合各軍種建設資源，提高結構效益，是當今世界軍事革命的大趨勢。這種制度有效地克服了各軍種各自為政、重復建設的弊端，迫使那些“不顧效益而漫天要價的將軍”，開始從經濟效益角度思考國防和軍隊建設。尤其在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西方主要國家不斷縮減國防預算，但對新型力量建設投入卻不降反增，紛紛對本國高端科技和新型力量建設進行超前部署，并開始了新一輪搶占新型力量建設制高點的戰略競爭。許多國家軍隊摒棄了“數量取勝”的傳統信條，壓縮規模，提高質量，加速轉型，維持性經費比重不斷下降，建設性經費比重顯著上升，尤其是高新技術武器裝備建設、信息化建設、特種力量建設等費用增加很快。
軍費管理革命與綜合效益。信息化戰爭條件下的體系對抗，已不僅僅是兩大軍事體系的直接對抗和較量，更為實質的是以國家整體實力為基礎的體系對抗。因此，與機械化戰爭相比，信息化戰爭更加內在地追求資源配置的綜合效益，有一種要求軍民融合的“天性”，轉變戰斗力生成模式必須依靠軍民融合。發生于20年前的“佩里采購革命”，主要實行軍種通用物資集中采購、其余物資分散采購相結合、以集中采購為主的采購制度，以此推行軍民一體化。1992年美國國防部調查結果表明，如果向民用企業開放國防市場，可使國防成本減少30%～50%。五角大樓的將軍們甚至說，他們的軍事革命是從市場上買來的。可以說，軍費管理革命與軍民一體化相伴相生，共同推動了新軍事革命的浪潮。目前，多數軍事革命先行國家從協調機構到政策法規，相關體制已經比較周全和精致，軍民一體化基本實現了制度化、常態化發展；充分利用軍民兩用技術推進國防信息化建設，美、英、德、日等國軍隊信息化建設 80%以上的技術都來自民用信息系統；用網絡中心戰等6種新型作戰能力建設需求為牽引，整合國防工業資源，加速形成跨軍兵種、跨作戰平臺的信息化作戰能力；用軍事外包保障軍隊后勤，美軍88%的陸地戰略投送、50%的全球空中戰略投送、64%的全球海上戰略投送，都是依靠民用運力實現的；在軍官培養來源上，俄羅斯在地方醫學院設軍事醫學系，在財經院校設軍事財經系，在音樂學院設立軍樂指揮系等；北約國家軍隊絕大部分生長軍官均依托國民教育體系，美軍在500多所私立大學設立了后備軍官訓練團；通過立法全面貫徹“高速公路與軍事快速通道相結合，服務區與兵站相結合，隧道與隱蔽工程相結合，高速公路與飛機跑道相結合，高速樞紐與戰儲基地相結合”的原則。軍民融合與軍費管理革命的一體化推進，大大拓展了軍費資源配置效益的空間。
軍費管理革命與管理效益。管理成本控制是提高管理效益的核心問題。今天，國防建設成本越來越高，管理成本控制愈發重要。上世紀70年代，美國總審計局曾做過一項評估，武器裝備技術升級比率為每年 4.5%，照此計算，1975年美國一年的國防預算額，到2054年將只能購買一艘軍艦、一輛坦克和一架飛機。事實確實如此，最初研制的輕型隱型飛機造價不超過1000萬美元，而 B-2隱型轟炸機價格為22億美元；目前“宙斯盾”驅逐艦的價格為10億美元，一艘尼米茲級航母裸艦為45億美元，艦載機為100億~200億美元，而一艘即將裝備美軍的福特級航母裸艦的預計價格竟然高達140億美元！如此算來，一個航母編隊戰斗群至少要花費幾百億美元。可以說，信息化建設成本高昂和裝備成本攀升等多種因素，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靠效益發展，只有最大限度地減少管理成本，使緊缺的建設要素向戰斗力生成的關鍵領域和重點方向凝結，才能生成和保持現代戰斗力。這就是發達國家軍費數額在不斷攀升而追求效益的改革卻延綿不斷的一個重要緣由。在這種情況下，發達國家更加注重采用嚴密的成本效益分析，對每個軍事項目都要用運籌學方法和計算模擬技術，分析出最優效費比。他們形象地說，“在確定一個方案之前，多消耗幾支鉛筆和紙，要比一堆重武器的廢品便宜得多”。由此實行著軍費全程管理制度尤其是軍費監督制度，普遍加強了預算執行的嚴肅性和剛性。美國國防撥款法規定，計劃項目按類撥款，國防部必須專款專用。同類項目調整時，數額小的國防部可自行確定，數額大的需經國會審批；不同類別項目轉變則一律經國會批準。美軍甚至連在軍用信封上也印有“公用信封、不得私用、違者罰款”的字樣，足見在經費使用上非常注意公私分明，有時顯得冷冰冰的，很“不講情面”，但卻造就了強大的現代軍事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