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村是農村人口非農化的伴生現象，主要表現為村莊廢棄和土地閑置浪費。全國空心村占地大約1.14億畝，相當于5個北京市的總面積。根據測算，治理空心村可以挖掘30%～40%的增地潛力。有關部門應摸清底數，查明情況，總結一些地區成功的治理經驗，從三農全局理順空心村治理，有針對性地解決具體問題，推動農村就地城鎮化、農民就近市民化。
現在，每年有近1500萬青壯年人口從農村轉移，留守農村的主要是老人、婦女和兒童。“外面像個村，進村不見人，老屋少人住，地荒雜草生。”山東省乳山市樗樹崖村約有600處宅基地，其中荒廢多年的房子有200多處。除了正常生育之外，村里的人口幾乎只出不進，逐年減少，空置的房子越來越多。江西省新干縣溧水鎮莊里村，有著800多年歷史的老村空蕩蕩的，常住人口中有一半在外務工；許多廢棄房屋已經倒塌，有些老屋住著祖孫三人或四人。
改革開放35年來，中央出臺了15個“一號文件”，都強調要解決三農問題。涉農的17個部委一直在傳達一種政策導向，即多種糧食農民就能多增加收入，為此幾乎用盡了補貼、免稅等各種各樣的扶持手段。但客觀情況是，全國800個產糧大縣，無一例外都是財政弱縣和農民窮縣。黑龍江省70個產糧大縣中，有43個財政收入不足億元，有21個沒有摘掉貧困縣的帽子，有60個靠財政轉移支付維持政府運轉。特別是空心村在全國的大面積出現，表明一些政策措施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對農村的制度安排存在的缺陷缺乏足夠的反思。
有一筆賬是明擺著的，全國2.5億個農戶承包了18億畝耕地，平均每個農戶的經營規模大約為7畝。但平均數不代表大多數，現在有14個省戶均耕地不到2畝，660多個縣戶均耕地不足1畝。農民種稻谷、小麥和玉米三大糧，扣除農資成本上漲因素，畝均凈利潤是185.2元。也就是說，即使按戶均7畝地、夏秋兩季都收糧計算，每年種糧凈利潤不到2600元（185.2元×7畝×2季）。種地就意味著過窮日子，不設法解開這個結，農村就留不住青壯年農民，出現大面積空心村也就不可避免。
從治國理政的全局看，農民占人口大多數的基本國情沒有變，13.49億人的吃飯問題仍然是頭等大事。但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都以種地為恥，有2.62億人選擇了進城務工。靠留守老人、兒童和婦女種糧食，一個國家究竟能走多久？“誰來種地”、“如何種地”實際上是一個攸關國家生存的大問題。我認為，能否治理好空心村，關鍵在于各級官員愿不愿意把農民放在心上，愿不愿意為農業現代化創造條件。讓種地受人尊敬，是一場舊思維的顛覆性革命，是幾千年來從未有過的執政理念大變革。
我國產業發展中最復雜、最尖銳的矛盾，是農業生產基礎薄弱，靠天吃飯、科技支撐乏力的狀況并沒有改變，旱澇災害的不確定性還在逐年增大，農作物重大病蟲害時有發生。建議通過治理空心村促進農村土地集約利用、節約利用和可持續利用，改造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全面認識現代農業在食品保障、工業原料、勞動就業、生態保護、旅游觀光和文化傳承等方面的基礎作用，提高農業專業化、組織化和社會化程度，構建城鄉相融的農業發展格局。
農民富則國家盛，農業豐則基礎強，農村穩則社會安。治理空心村，歸根到底還是要培養職業農民，特別是讓45歲以下的青壯年農民從農業現代化中走向富裕。
新型城鎮化也好，農村中心社區也好，都不應當造成農村經濟的大蕭條，農民更不應當淪落為整個社會最底層的人群。在這個重大問題上，我認為應當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不能有鴕鳥心態。如果治理空心村仍然以犧牲農業、農民和農村為代價，就會成為經濟風險的重要根源，成為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引爆點。
按2020年城鎮化率60%測算，農村還將減少2.8億~3億人，空心村正處于上升期。治理空心村，是一把打開當前經濟困局的鑰匙，既可以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又能夠滿足新型城鎮化和工業化用地，促進城鄉協調發展。但問題是，農民的宅基地是一種特殊的用益物權形式，具有社會福利和保障功能。如果不能保證農民在治理中成為主要受益者，農民就不會有積極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