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三中全會歷來是承載中國重要戰略部署和推動社會重大轉型的具有轉折意義的會議。在全國人民和世界各國的矚目和期待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果不負重望，以制度創新和理念創新繼續深化改革：強調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強調要維護憲法權威，深化行政、司法、經濟體制改革和保障人權；決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決定建設城鄉統一用地市場，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決定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等等。從理念創新來看，十八屆三中全會最大的創新是“治理”取代“管理”成為黨在全面深化改革時期的執政理念。
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共在6處9次提到“治理”一詞。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要“加快形成科學有效的治理體制”；提出“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提出“創新社會治理”，“要提高社會治理水平”，“要改進社會治理方式”，等等。
治理理論在20世紀90年代興起于西方國家，現已成為全球政府治道變革的普遍趨勢。治理理論認為，治理是一個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互動的過程，強調政府與社會通過合作、協商、建立伙伴關系、確立認同和共同的目標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從而尋求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和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它以合法性、參與性、公開性、透明性、回應性、法治性和責任性等為基本特征。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治理”確立為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執政理念，既是對治理理論的積極借鑒，又具中國特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實踐總結和必然選擇。
從“管理”走向“治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面臨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而產生的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黨始終把理論創新作為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發展的力量源泉。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社會建設和管理”被列入“五個統籌”之中，作為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要方面和必然要求。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第一次提出“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2007年十七大提出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2011年以來，“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在中央頻繁強調下成為新的政治話語和執政理念。2011年2月19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研討班上，中央改變了以往研討經濟問題的傳統，首次將“社會管理”上升到與“經濟發展”并駕齊驅的地位，提出了“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戰略構想，強調社會管理在整個國家的戰略發展、規劃重點、資源配置和政策部署等多個方面的重要性和優先性。2011年5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研究了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問題。2012年十八大提出建立“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由“格局”上升為“體制”，并且強調“法治保障”，表明社會管理已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十八屆三中全會繼續推進理論創新，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并列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意味著黨的執政理念由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轉變為政府自上而下與社會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治理”，這顯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理論創新，標志著“治理”取代“管理”，成為新時期深化改革的執政理念和治國方略。
從“管理”走向“治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總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開展了經濟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體制改革等全方位的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不斷增強，政府從全能政府逐漸變為以“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為主要職能的有限政府；行政體制改革方面，政府機構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和大部制改革穩步推進，法治政府建設取得較大進展，管制型政府逐漸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政治體制改革方面，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不斷推進和完善；社會體制改革方面，我國開展了包括社會事業體制改革、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和醫療體制改革等在內的方方面面的改革，等等。這些改革都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推進積累了寶貴經驗。2011年“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成為新的戰略構想以來，各地的探索共同體現了一些新的變化：由強調政府自上而下的層級管轄變成了強調減少管理層次、資源下沉和撫育基層發展；由主張“政府包打天下”轉變到運用社會組織在內的各種力量；由單純的行政管控手段轉變到依賴包括非強制、非官方和非正式的方式在內的多種方式實現社會治理。以“社會協同”和“公眾參與”作為探索的關鍵點，著力探索一種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社會管理體制，成為各地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共同點，這顯然契合了治理理論的核心理念，賦予社會管理“治理”色彩。因而，從“管理”到“治理”的轉變，來自于改革開放以來全方位改革的不斷探索，來自于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實踐經驗，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總結。
從“管理”走向“治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選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表明，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要立足基本國情，又要以開放的態度廣泛借鑒和汲取國外的有益經驗，并在此基礎上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治理”理念納入黨的執政話語體系，順應了經濟社會發展對黨的執政提出的要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和實踐總結，是對人類優秀文明成果的借鑒和吸收。改變傳統的以自上而下管控為特點的“管理”理念，摒棄單一的行政管控手段，轉變為一種強調國家與社會合作共治的“治理”理念，著眼于“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建立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選擇。
總之，實踐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動力，理論創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力量源泉。從“管理”走向“治理”，以更具開放性和包容性的執政理念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堅持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必然要求，也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必然選擇，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治國方略的重大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