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權：部分社會保障、跨區域重大項目建設維護；王保安還提到一些屬于地方事權但外部性較強的，如人才培養這類地方投入較多但學生離開本地后效益外溢的，可能作為中央和地方的共同事權。
財稅改革，特別是中央與地方財稅關系改革下一步怎么走，三中全會“決定”中已描畫得相當清晰。可是因為其中用語過于專業，局外人總有霧里看花之感，甚至對一些方向既明的事項，仍有人在爭論不休，顯然是沒充分讀懂“決定”所致。這里結合文本和有關官員近日的密集表態，做一個解讀，借與大家商榷。
筆者認為，“決定”中“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是一個頗值得玩味的表述。此前的各種改革呼聲中，“事權與財權相適應”是常見的表述。也就是說，“財權”的表述被“支出責任”一詞取代。
對此，財政部副部長王保安表示：“‘支出責任’只關乎錢的多少。”隱含的意思就是，地方要是缺錢中央可以撥給你，但前提是中央還得把著錢袋子。
這就與“決定”中的另一處表述“保持現有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總體穩定”對應上了。長久以來，地方部門和一些學者對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形成的中央-地方財力格局頗有微詞：中央的本級支出只占全部支出的15%，卻集中了每年大概48%的財力；地方的支出占全部85%，在一次分配中卻只拿到52%左右。盡管中央通過大量的轉移支付部分解決了收入和支出的鴻溝，但地方，特別是縣級以下財政，總還是喊著“沒奶喝”。
這一狀況直接導致兩個不良后果：第一，公共預算財政只是“吃飯財政”，地方要發展，只能打土地的主意，靠大量土地轉讓金謀發展，造成所謂的“土地財政”，同時用土地做抵押高額舉債，地方債增長有失控風險；第二，大量的轉移支付都是專項轉移支付，隨意性較大，地方要想多得，就得“跑部錢進”，“會哭的孩子有奶喝”。
因此，許多專家學者在三中全會前呼呼調整中央-地方財力格局，增強地方的“財權”，以使地方的“事權”與其“財權”相一致，但如今中央看似沒有采納這一改革思路。
中央的改革思路是什么呢？簡而言之，先劃清事權，再確定支出責任。
正如財政部長樓繼偉指出，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中央把一些事權過多地委托給了地方，而地方的事權，中央承擔也不少，權責不明確。改革首先就要劃清事權。對此，“決定”把事權分成三類：
1、中央事權：國防、外交、國家安全、關系全國統一市場規則和管理等；包括一些跨流域的重大工程的建設與維護。
2、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權：部分社會保障、跨區域重大項目建設維護；王保安還提到一些屬于地方事權但外部性較強的，如人才培養這類地方投入較多但學生離開本地后效益外溢的，可能作為中央和地方的共同事權。
3、地方事權：區域性公共服務。
對于轉移支付，方向是更強調“規則”、“透明性”、“可預見性”。也就是說，現存的200多項專項轉移支付要大力清理整頓，力遏“跑部錢進”現象，同時加大一般性轉移支付，解決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
減少中央委托地方事務，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并不代表地方可以指望許多事權都會上移，因為畢竟只是說“適度加強”。最近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即公開表示，中央支出責任上收一點，從15%擴大到20%即可，“地方政府對中央必須有依賴，我們不能退到1994年以前，但是依賴程度不宜過高”。
那么再往前分析一步，既然要保持現有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總體穩定，則“重構地方稅體系”至少目前還不是改革的優先事項。此前諸多學者以“重構地方稅體系”為出發點，要求全面推開個人房產稅開征，把消費稅由中央稅變為地方稅，做實歸地方的資源稅環境稅。考慮到消費稅、資源稅、環境稅目前并非大稅，個人房產稅被寄予了地方主體稅種的厚望。從前面分析的改革的方向看，這一期望并非很現實，短期看房產稅還并非中央改革的優先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