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老牌市場經濟國家，美國在初次分配過程中推崇效率優先，在金融危機、歐債危機影響下，貧富差距一再拉大。
為重塑收入分配平衡格局，美國認真審視三次分配循環的運行障礙，通過大幅提高個稅實現財富再分配，并進一步依托征收高額遺產稅等手段營造全民慈善大環境，有效縮小了收入分配差距，鞏固并壯大了中產階級規模。
初次分配“做大財富蛋糕”注重市場公平
“基于效率優先原則，美國在初次分配過程中唯一關注的是如何確保市場公平，從而幫助企業做大財富蛋糕，在這一環節并不強調社會公平。”中央財經大學中國公共財政與政策研究院院長喬寶云說。
據他介紹，美國主要依靠兩只“手”來完成初次分配。第一只“手”是嚴厲打擊對公共資源的壟斷。美國政府通過《謝爾曼反托拉斯法》《聯邦貿易委員會法》和《克萊頓法》，嚴厲打擊對市場和公共資源的壟斷協議和獨占行為，保障市場環境公平。“如果沒有對IBM旗下D O S操作系統的反壟斷制裁，就不會有微軟的崛起。”喬寶云說。
第二只“手”是鼓勵開放性自由競爭。美國政府一方面通過《美國復興與再投資法案》等加大對經濟刺激投入，為市場注入資金增強流動性；另一方面以高回報刺激創業者創新，主張能者多勞多得，充分挖掘了新興產業增量潛力。“在過去十年中，美國通過鼓勵在IT技術、物聯網、新能源、IC E(信息、文化、教育)集群等新興產業發展，為其自身創造了數十萬億美元的增量空間。”亞太總裁協會全球執行主席鄭雄偉說。
“由于效率優先指導下的初次分配并未關注社會公平，因而直接導致美國收入差距被過分拉大，”美國政策研究學者、道農研究院研究員李超頎說，上世紀70年代，一味追求效率的美國市場經濟將收入分配拖入兩極化邊緣，到上世紀90年代初，美國總收入的40%以上集中在10%的富人手中，美國最富有的20%人口年均收入約為16 .82萬美元，幾乎是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15倍。直至2012年，這一貧富差距達到最大值，美國麥當勞公司首席執行官唐·湯普森的收入超過時薪7美元的員工(每周工作不超過40小時)年收入的700倍，而金融業高管的平均收入也達到了藍領工人平均收入的300多倍。
“貧富差距如此驚人，而美國政府卻仍不出臺對初次分配的限制性規定，這說明其目的非常明確———以高薪酬、高回報刺激創新創業，追求經濟增量，從而在初次分配后做大社會總體財富的蛋糕，為接下來的二次分配提供更大的操作空間，”喬寶云說，事實證明美國政府初次分配的相關做法并未使美國基尼系數大幅增長。
二次分配提高個稅促社會公平
2012年5月美國社交網站臉譜公司上市，成為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科技類上市企業。然而，就在此前，該公司共同創始人愛德華多·薩韋林卻宣布放棄美國國籍，選擇前往沒有資本利得稅、個稅稅率更低的新加坡生活。針對這一“惡意避稅”行為，美國國會重量級參議員舒默警告薩韋林，“如果不補交稅款，再也別想入境美國”。隨后，美國政府敦促相關機構加強審查監管，并逐步提高資本利得稅稅率，“股票變現”“更改國籍”等避稅渠道均被堵死。
據美媒報道，薩韋林擁有臉譜公司約4%的股份。以公司上市當天超過1000億美元的市值計算，他擁有的財產超過40億美元。由于美國高收入者通過買賣股票、債券、房產等投資實現的收益需要繳納20%以上的資本利得稅，如果薩韋林選擇在美國出售其股票，意味著他將至少繳納高達8億美元的稅款。此外，美國對薩韋林等高收入者的工資等收入按最高一檔39.6%的稅率征收個稅，這幾乎是新加坡最高個稅稅率的兩倍。所以，薩韋林選擇在新加坡生活每年還能節省下巨額個稅稅金。
就目前趨勢看，隨著初次分配收入差距被大幅拉大，奧巴馬政府尤為注重通過提高最高個稅稅率來彰顯社會公平。民主黨陣營認為，與美國歷史上縱向比較，當前美國針對富豪階層的稅率處在低位，因而主張提高針對富人的最高稅率。今年美國的個稅稅率在此前的10%、15%、25%、28%、33%和35%六檔基礎上，再增加最高39.6%一檔為七檔。《華爾街日報》評價說，“最高檔稅率讓剛剛從初次分配中嘗到甜頭的小富翁們又變成了中產階級”。
李超頎認為，美國大幅提高個稅稅率有效改善了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狀況，使得政府能夠將更多的財力投入到社會保障范疇，從宏觀層面看，在縮小貧富差距、保障社會公平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調節作用。
三次分配打造機會均等平臺
美國通過征收高額遺產稅、贈與稅等反向鼓勵富裕階層投身捐助等慈善事業，同時積極引導全社會樹立“經營慈善”“攜金死亡可恥“等理念，鼓勵慈善事業進入教育、就業等領域。“如今第三次分配已為美國搭建起財富流動的良性平臺，”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閆坤說。
閆坤介紹說，根據2011年修訂的美國新遺產稅法案，個人起征點為500萬美元，夫妻為1000萬美元，稅率為35%。“這在美國遺產稅發展歷程上屬于比較稅率較低的階段，”她說，1935年美國遺產稅稅率曾高達70%，美國億萬富翁洛克菲勒于1937年去世，他的遺產繼承人僅獲得了其30%的資產。“遺產稅給美國富人帶來了巨大壓力，因此有些富人寧愿回到中產階級水平，將財富悉數捐出直至低于遺產稅起征點，”閆坤說。
喬寶云說，美國政府還積極利用輿論宣傳手段樹立全民慈善的價值觀，推動財富向第三次分配流動。在過去100年內，美國先后通過慈善排行等形式，樹立了安德魯·卡內基、瑪格麗特·嘉吉、比爾·蓋茨等數百名慈善領袖，同時通過《財富的福音》等書籍傳播“擁抱財富死去可恥”的觀點，引導“經營慈善”理念的建立。目前，美國慈善機構手中掌握著的財富初步估算約占美國G D P的近l0%，全美個人捐贈比率高達70%以上。
正因如此，過去100年內，富人捐出的善款在美國建立了數以萬計的圖書館及各類教育培訓設施，為許多懷揣夢想的低收入者提供了公平參與競爭的機會，“美國的第三次分配為社會底層人群向中上層流動提供了可能。”東南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李林艷說。
相關制度也在推動美國的慈善環境更為健康。喬寶云說，聯邦稅法將美國的慈善組織分為兩類：公共慈善機構和私人基金會，憲法、稅法、公司法等聯邦和各州的法律法規中均對兩類組織明確規定稅收減免的條款，確保善款能夠更直接地向社會分配層面流動，推動“財富大循環”分配機制的真正運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