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馬勇 歷史學家、中國社科院近代所研究員
自從中國經濟獲得很大增長之后，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沖突好像越來越多，結合多年前亨廷頓“文明沖突”假說，許多人以為中國文明真的與西方文明發生了沖突，文明的冷戰似乎已經開始。
其實，這種說法并不真實。即便西方與中國真的存在著沖突，肯定也不是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沖突，而是現實層面的利害沖突，中國文明不會與西方文明沖突，是因為這個文明從接觸西方文明以來，就以一種寬廣的胸懷包容、接納這個新的外來文明。五百年來，除了極個別案例，中西在文明層面和諧相處優勢互補，中國文明已經吸收西方文明不少了，西方文明也從中國文明中獲得了不少養料。這是我們在任何時候都應該有的清醒估計，這是中西文明交往五百年的基本面。
至于我們現在為什么會有中西文明沖突的感覺，當然也不是完全無來由。來由是有的，主要就是我們現在對中國文明的解釋體系有問題。我們已有的解釋將中國文明基本上妖魔化了，將一些原本是中國文明的東西推給了西方，然后又有人引進過來，以為是西方的東西，甚至有人以為是西方的政治陰謀，是分化、西化中國的企圖。政治層面是否具有這種因素我們不掌握情形不敢說，在學術上我們可能真的存在這些問題。
說個最簡單也最有爭議的問題。我們現在政治主流、學術主流都認為普世價值是西方的政治陰謀，因而是不可接受的。西方怎樣用普世價值西化、分化中國，我不知道，我知道這套普世價值并不是西方獨有的，至少不少西方人單獨創造的，其價值主體或主導的方面實際來自中國，是中國文明“強加給”世界、“強加給”西方的。
在十六世紀之前，不論是從中國文明的立場看西方文明，還是從西方文明的立場看中國文明，似乎沒有人認為西方的高于中國，直至十八世紀，西方人對中國文明的向往贊美仍然不一而足，無須例舉。但是到了十八世紀末期，中國人在西方世界的形象發生改變，中國文明在與西方文明的比較中似乎也漸漸失去了先前的優勢。西方人開始用野蠻、愚昧看中國，中國文明也在那場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鴉片戰爭之后漸漸失去自信，所謂“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所謂向西方學習，以及稍后的“中體西用”，如果從文明史的層面去解釋，都是中國文明失去自信的表征。
中國開始向西方學習，依然堅守“中體西用”的立場，這一方面說明中國文明失去了自信，其實另一方面恰恰說明中國即便在許多方面已然落后于西方，但在文明的層面似乎依然堅挺，依然自信。所以中國在經歷持續大約一個世紀之后，中國文明仍然能夠重回世界主流，依然很自信地指導經過兩次世界大戰摧殘的西方不要只重視物質的生產，還要注意精神的層面，還要注意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問題。
這就是張彭春在參與起草《世界人權宣言》告訴西方的中國道理：仁者愛人，不僅是孔子的教誨，是中國人的生命信條，而且應該成為全世界共同遵守的信條：“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并應以兄弟關系的精神相對待。”（《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在某種程度上說，是中國人將中國文明的基本思想“強加于”世界，變成了所謂整個人類的“普世價值”。
這是中國文明史上一個最簡單的例子，類似的情形還有很多。我們應該重構中國文明解釋體系，不要將許多原本中國的東西解釋成外國的，或者西方的。我們或許可能在某些方面還沒有達到先賢往圣的期待，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張揚中國文明的世界性貢獻，不必畏懼那些“出口轉內銷”的文明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