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歐洲似已陷入無休止的恐怖襲擊和排外民粹的對抗與拉鋸之中，人們不禁要問：“歐洲怎么了？”自從官方和民間輿論對過往引以為傲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展開密集反思與批評以來，歐洲本土的極端主義思潮，及其引發的恐怖暴力事件、民粹排外個案呈逐年上升趨勢，演變至今大致可概括為兩種極端主義的較量：一是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借助頻發的恐怖襲擊事件制造社會動蕩；二是歐洲極右翼政治力量，以排外和民粹勢力為主，將歐洲近年來的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歸根于外來的伊斯蘭文化及穆斯林移民。兩類極端主義的對抗，進一步撕裂歐洲，加劇了社會的不穩定。
伊斯蘭極端主義在歐洲的落地生根，有其復雜的內外動因。就外部的國際形勢而言，歐美各國自9·11事件以來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發動的反恐戰爭，特別是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后，法國、英國等國大舉介入利比亞、敘利亞內戰，不僅導致極端分子混跡于大量戰爭難民隊伍中滲入歐洲，而且吸引數以千計的歐洲公民前往交戰區參與“圣戰”。歐洲警方針對近幾年發生的恐襲調查中，也屢有證據指向與伊斯蘭國組織或敘利亞、伊拉克內戰有關的恐怖組織和極端分子。就歐洲內部局勢發展來說，自上世紀70年代陸續移入歐洲的外來移民，主要以來自南亞、西亞和北非等伊斯蘭世界核心區的穆斯林為主，他們雖然身份合法，但卻長期遭遇歧視和排擠，穆斯林移民問題成為歐洲各國面臨的主要社會問題。一方面穆斯林移民不能融入主流社會，不斷被邊緣化。另一方面，主流社會也不樂見穆斯林社區和文化的進一步擴張，一些國家加大力度限制穆斯林傳統的生活方式，這些做法除了疏遠主流社會與穆斯林社區的聯系之外，也使得二者之間的對立進一步加深。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潮和活躍分子當然不會放過這一機會，不斷放大二者之間的誤解、煽動他們之間的對立。
目前看來，歐洲大致進入這樣的怪圈：主流社會的歧視、排擠越是嚴重，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潮也就越有用武之地，后者挑起的仇恨與恐怖又進一步加劇主流社會對穆斯林群體的警惕與擔憂。這一點在2015年初的《查理周刊》遇襲事件中表現得很明顯，主流社會鼓吹言論自由，而宗教狂熱分子和恐怖分子則強調先知和信仰不容侵犯，大開殺戒。毋庸置疑，伊斯蘭極端主義滋長之時，也是歐洲極右勢力囂張之際。除了早先就已存在的與穆斯林移民群體的“文明沖突”，右翼力量、乃至極右勢力在歐洲的抬頭，是近年來歐洲債務危機下政治經濟演變的突出特征，難民危機無疑使這一發展態勢得以加速。右翼政治力量順勢發難，批評和攻擊政府的移民和難民政策，將歐洲今日面臨的所有問題都歸咎于穆斯林移民的到來和歐盟內部邊界的自由開放，而極右勢力更是借機鼓動民粹、排外和反“伊斯蘭化”。其中最為知名的是德國的“佩吉達”組織，其全稱為“愛國的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成立于2014年10月，定期在德累斯頓集會，呼吁對穆斯林移民嚴格管控。
歐洲各國右翼力量的抬頭，不僅體現在街頭抗議人群的大量聚集，而且也體現在民眾在選舉中對右翼政黨的支持上。最近幾年圍繞歐洲議會和各國地方選舉乃至總統選舉中，一些極右翼政黨的支持率都獲得較大增長，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面對歐洲日益惡化的安全局勢和經濟發展的低迷不振，匈牙利、波蘭等國更是成為極右翼的主要陣地。歐洲極右翼勢力的不斷增強，反映了歐洲社會向右轉的基本事實。未來歐洲社會或將面臨更多此類挑戰，如何應對，恐怕不僅僅是各國各自為戰和極右勢力排斥外來移民就能解決問題的。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極端主義的滋長有其復雜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土壤，一方面是源源不斷的外來族群及其文化不斷涌入歐洲，另一方面則是近年來歐洲整體經濟形勢不樂觀，歐盟聯合進程過快，舊問題沒解決，新矛盾又接踵而至，排外的極端民族主義與民粹力量才得以發展壯大。歐洲要徹底根除極端主義的滋生和蔓延，道阻且長。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責編/張寒 美編/王夢雅（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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