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印發《關于進一步改革完善藥品生產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醫藥代表只能從事學術推廣、技術咨詢等活動，不得承擔藥品銷售任務，失信的記入個人信用記錄。
此前有統計顯示，中國醫藥代表人群總數大概有300萬。意見的出臺，則意味著，過去“看臉”、“看公關”的手段或將失效，這300萬醫藥代表面臨失業或轉行。據媒體報道，在近年來職業高風險、名聲不好聽，外加賺錢變艱難的處境下，不少醫藥代表紛紛“離巢”，選擇徹底告別醫藥行業。
曾幾何時，醫藥代表被視為是一個絕對的“高薪”職業。但隨著監管部門對于醫藥代表職業界限的進一步厘清，以及醫藥代表對藥價的負面影響被社會所熟知，這個職業已然步入衰退期。當然，需要厘清的是，這并不意味著醫藥代表這個職業就從此將退出歷史。事實上，2015年醫藥代表就被列入我國職業分類大典當中。在多數國家，醫藥代表也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職業。只不過其扮演的角色不是“賣藥”，而是向包括醫生在內的醫療行業從業者提供與藥品有關的專業咨詢。就此來說，監管部門的指向其實是規范，敦促醫藥代表“轉型”，而非徹底否定醫藥代表作為一種正常社會職業的社會需求。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醫藥代表的概念逐漸傳到國內，從大量拉關系、送回扣的“藥托”的興旺，再到今天難掩頹勢，醫藥代表這個職業的社會演變軌跡，與我國醫藥供給體系的發展變化有著直接關聯。截至2015年底，我國仍有藥品生產企業5065家，是全球最大的原料藥生產國和出口國，但藥品同質化嚴重，低水平重復問題突出。而正是這種粗放、重復、低端的藥品供給市場，直接催生了以“推銷藥品”為主要職責的醫藥代表群體的壯大。因為面對高度同質化的藥品，藥企要想搶占市場，在很多時候就只能寄望于醫藥代表的游說、關系與“回扣”。再加之，藥品流通環節的繁縟，也直接刺激了醫藥代表隊伍的發展。
一個龐大的有著一定醫療專業能力的群體，卻長期游離在灰色地帶從事藥品的“推銷”，一方面是一種人才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也令醫藥代表這個職業本身所應該承擔的社會分工作用被大大弱化。對之進行規范，使其回到陽光下，發揮應有的正向作用，確有必要。不過，規范醫藥代表，到底能對當前的“高藥價”起到怎樣立竿見影的干預效果，仍應謹慎評估。
從醫藥代表這個職業的演變就可以看出，與其說高藥價是醫藥代表推高的，不如說醫療代表這個職業被異化的“土壤”才是真正的“禍首”。具體看，這種“土壤”包括長期徘徊在低端產業水平、過度競爭的藥品供應市場、經手環節過多的藥品流通環節，以及以藥養醫體制等。常識是，任何一件商品一旦流通環節過多，且呈現出低透明度，必然會增加流通成本，從而抬升最終的市場價格；而以藥養醫體制的現實存在，則意味著藥品的價格不僅要包含正當的市場溢價，還要為醫護人員的薪酬買單，又怎會不高？至于醫藥代表“吸金”，只能說是“高藥價”的一部分構成，卻遠非關鍵推手。
藥價虛高，既沒有復雜到真正難以解決的地步；也沒有簡單到僅僅靠規范醫藥代表，就能夠“藥到病除”。事實上，近年來醫藥代表行業早有降溫之勢，但藥價卻并未出現對應的波動，這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給出了答案。因此，規范醫藥代表可以有，但并不能將之作為降低藥價的靈丹妙藥，那些真正推高藥價的制度性因素，還應通過更大力度的改革來加以破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