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會科學院城市所所長、研究員 于燕燕
“村改社區”，是伴隨我國城鎮化進程孕育而生的社會變革。這種城市化進程中基層社會的變化，引發了對“村改社區”如何完成集體經濟向社區經濟的轉變；如何完成農村組織向社區組織的轉變；如何完成農村公共服務供給向城市公共服務供給的轉變等問題的討論。湖北省武漢市漢陽區江欣苑社區創新了可借鑒的復合治理模式。
第一，江欣苑社區為黨社復合共治提供了案例分析和可復制的經驗。面對由農村向城市社區轉變過程中的普遍性問題，江欣苑社區黨組織選擇了最佳治理路徑，即夯實社區復合治理的政治基礎和經濟基礎。首先，江欣苑社區黨委通過建立六級治理體系，實現黨對社區的領導和合作治理。其次，從人才隊伍結構設置上復合共治。始終堅持以黨組織書記為核心、以黨組織班子成員為骨干、以黨員干部為主體，切實加強“村改社區”骨干隊伍建設，不斷提升黨組織書記的政治引領力、黨組織班子的整體戰斗力、黨員干部的凝聚力、群眾和骨干隊伍的組織活力。社區中黨社共治的實現，使社區發展的核心推動力量有效實現了整合，形成了合力。基層黨建與社區建設的有機結合，是中國政治建設和政治發展的新生長點。在城市社區公共空間內，黨建的深入進行使城市社會空間的領導力量實現著重構，黨對社區的核心領導鞏固了黨的執政基礎，從而使社區公共空間的領導力量得以加強。
第二，在社區復合治理模式中，政府公共責任與社區公共責任的分擔與融合，是江欣苑社區治理的特點。首先，江欣苑社區采取的路徑是建章立制，建立黨務居務財務公開制度、干部述職與民主評議制度等，保障決策民主公開。其次，進行政務流程的再造，精簡街道內設機構為“4+2”模式，使街道聚焦黨的建設和公共服務管理。再次，政府與社區聯手推動居民增收發展。街道與社區對居民生存就業的重視、努力及幫扶，極大提升了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探索出了政府與社區共治的機制，即街道公共服務與社區服務的銜接模式，使社區公共服務的承擔模式由單純的政府演變為社區、市場共擔，形成街居互動、社會治理與公共服務的聯動機制。這種政府公共責任和公共服務與社區的良好對接、共治，不僅最大限度地滿足了社區居民的服務需求，強化了政府以民為本、服務社區的理念，而且提高了政府的威信和公共服務的水平，是政府與社區的雙贏，促進了社區治理水平的提高。
第三，江欣苑社區自治共同體的完善，解答了居民共治這一問題。社區居民自治體系的完善，為社區復合治理奠定了根基。江欣苑社區黨委和社區居委會始終把建立社區居民的自治共同體作為社區建設和社區發展的目標，堅持“四民”工作法、制定“微公約”等，不斷增強社區居民的社會凝聚力、自治力和認知力，“三力合一”就是完善的自治。居民的共治必然要找到實現的路徑，必須具備共治的載體，江欣苑社區傾力打造“非遺”傳承園，提煉民俗文化精神，增強了社區居民認同感。社區搭建文化活動平臺，豐富了社區居民的文化生活，提升了社區居民的文化涵養。積極探索“互聯網+”新模式，打造“互聯網+非遺”品牌，用高科技智能推動民俗文化的傳承與整合，形成品牌集聚效應。
第四，多元主體是復合治理的核心，社會組織作為社區治理主體參與社區的治理，是社區多元共治的標志。江欣苑社區引進了40個社會組織，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推進社區服務的專業化和精細化；引進專業化社工機構，參與各類事務管理和服務，成為武漢市和漢陽區多元共治的典例。社區治理的本質，實際上是實現社區黨組織、社區居委會、社區服務平臺、社區各類社會組織以及物業服務企業等社區不同主體多元化的治理。社區社會組織的意義就在于，不僅僅在政府資助和政策扶助下為居民提供公益性的社會服務、輔助社區管理，還在于聚集和調動社區內部最為草根的力量，使居民廣泛地參與到社區治理當中，推動社區民主，培育社區力量。多元共治需要社會主體的廣泛參與，特別是社區草根組織的參與。因此，積極培育和發展社區社會組織，成為江欣苑社區未來治理體系的重要任務。
責編/韓冰曦 賈娜（見習） 美編/于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