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來，西方政壇“黑天鵝”頻出已經成為了一種“新常態”，印證了馬克思的名言“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這句話也適用于主流媒體。八年前《紐約時報》那篇將奧巴馬送上總統寶座的經典社論言猶在耳，今天由主流報紙組成的一邊倒的“輿論矩陣”竟然無法影響選情，不禁讓人產生“今夕何夕”之感。
與此同時，西方主流媒體依然在一步步陷入到嚴峻的危機之中。在去年美國大選報道中，美國主流媒體呈現出了“一邊倒”的態勢。絕大多數主流媒體都選擇為希拉里背書，并認為她將戰勝特朗普當選總統。結果卻讓人大跌眼鏡。此次主流媒體預測的普遍失靈和與真實民意的嚴重脫節在美國新聞史上是相當罕見的。究其原因，美國主流媒體已經逐漸和底層民眾“漸行漸遠”，失去了反映社會現實和普通民眾聲音的能力。
《紐約時報》總編輯迪恩·巴奎特認為，紐約、華盛頓、洛杉磯等大都市是全國性新聞媒體的聚集地，但他們沒有能更深入地了解整個國家，并與來自不同背景的民眾——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的草根基層——進行有效溝通。可以說精英階層與普通民眾之間的“信息鴻溝”最終導致了主流媒體對基層民意的嚴重誤判。
這導致它們陷入了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所描述的“脫域危機”當中。這個概念指的是“社會關系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脫離出來”的現象。在吉登斯看來，傳統社會都是受“在場”（presence）的支配，而現代性對“缺席”（absence）的孕育，把空間從地點中分離了出來，從而形成了脫域的情形。具體到新聞實踐當中，主流媒體無法深入社群中體察和反映地方的社情民意和輿論動向，也無法起到上下聯動、官民互通的作用，實質上就已經把它從自己所屬的具體“地點”中抽離了出來。
美國大選中，主流媒體的“脫域危機”暴露無遺。根據大選之后的統計，特朗普拿下的選區主要是美國的鄉鎮和偏遠地區，而希拉里則占據了絕大多數大城市選區。這樣的結果解釋了美國主流媒體為什么在大選報道中集體“預測失誤”：深居大城市寫字樓里的編輯記者們沒能深入美國的“基層”去了解邊遠地區民眾的所思所想，自然無法準確反映出美國真正的“主流民意”所表達的聲音。
此外，特朗普上任后與主流媒體頻頻上演 “互懟”大戲，這充分說明美國民主政治根基的政府與媒體之間的“競合”機制已經徹底瓦解。CNN爆出的丑聞則表明，“反特朗普”已經成了傳統主流媒體用于獲取“吸睛效應”的不二法門。為了投入到與特朗普的“媒體大戰”中，主流媒體更是沒有精力和興趣去回應廣大民眾的普遍關切。這加劇了主流媒體與普通民眾訴求的疏遠。
無獨有偶，2016年5月英國的“脫歐”公投也上演了與美國大選相似的一幕。在《泰晤士報》《金融時報》《衛報》等主流媒體一致呼吁留在歐盟的情況下，51.9%的民眾選擇退出歐盟，引發了一場歐洲政界的地震。根據投票結果顯示，大倫敦地區支持留歐者占據多數，但除此之外英格蘭的絕大多數地區都是脫歐派占據多數。這也就導致了身居倫敦的“艦隊街”成員們忽視了偏遠地區和底層民眾的呼聲。英國支持脫歐的民眾與美國“鐵銹帶”的白人藍領一樣，都是全球化浪潮中的“掉隊者”，也就很容易對孤立主義甚至民粹主義產生認同感。新聞工作者對草根基層暗流涌動的民意竟然“無感”，這充分說明“脫域危機”已經成為西方主流新聞媒體的集體性癥候。
當媒體處于脫域的狀態時，它進行的報道只是在建構一種脫離了所屬社群的抽象的“擬態環境”，而這個媒介生態與現實環境之間缺乏有機的聯系，或者說無法準確地映照出現實環境。媒體與民眾之間依托于地域形成了聯系因此消失。在這樣的背景下，主流媒體失去了彌合社會裂痕，凝聚不同社群的能力，由代表主流民意的“公共領域”蛻變為偏安一隅的“小眾精英朋友圈”。有數據顯示，英美新聞業現在都呈現出顯著的“白人精英主義”傾向，從業者大都受過良好教育、身居大都會中心區域、具有中產階級的觀點和視野等。因此，他們很難對身處小城鎮和鄉村的基層民眾有切身的認知，更無從關注這些群體的切身利益。
《人民日報》前總編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首任院長范敬宜先生曾說：“離基層越近，離真理越近”。無論是我國新聞界推行多年的“走轉改”，還是西方學界對主流媒體“雙重困境”“脫域危機”的反思，不同語境下的殊途同歸都在印證范老的洞見。只有把握住新聞報道的“人民性”和“公共性”，讓普通民眾成為新聞生產和傳播的主體，才能夠真正實現新聞業的價值。對于中國新聞界而言，警惕新聞媒體的“大都市化”“精英化”和“圈子化”，防止其與基層社會和底層民眾之間的脫節，也是我們應當認真思考的問題。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