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
2012年11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代表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次會見中外記者時的這段講話，說到了人民群眾的心坎上。
從那一刻起，我國以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為根本坐標，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推動了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立好規矩 社會共治
進入8月，在安徽黃山市黟縣西遞村，客棧老板娘王春霞又要去參加消防知識學習了。組織者之一，就是“黃山市農家樂民宿客棧協會”。
西遞村里有不少上百年的老宅子，大都被村民改建成了民宿客棧。但由于先天不足，這些民宿無法滿足逃生通道、房屋間距的消防要求，木質結構本身又容易引發火災，存在嚴重的消防隱患。
2015年，黃山市成立了“農家樂客棧協會”，除了搭臺牽線，推廣民宿，另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引導客棧提高安全意識，嚴防消防事故。“他們三天兩頭組織我們學習防火知識，還搞消防演習。”王春霞指著客棧門口用中英日韓四國語言強調的“禁止吸煙”標志和墻角的滅火器讓記者看，“這些都是協會要求的。我們對每個住店客人都反復強調絕不能吸煙、用火，對電路安全也反復核查”。
調動社會組織的積極性，實現社會共治，正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社會建設的主線之一。
2013年11月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思想，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定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并提出“加快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任務。至此，“社會管理”轉變為“社會治理”。
中國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蘇若群認為，“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僅一字之差，但內涵卻發生了質的變化。
從政府角度說，從管不好和不該管的領域中退出，建設“有限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并對社會進行引導和適度干預；從公民和社會角度說，則主動實現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積極參與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總之，從社會管理轉變為社會治理，意味著維護社會秩序不再是政府單方面的事務，而是政府與公民及社會共同的事務。
“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在客觀上促使政府放手，讓政府和社會各司其職。”蘇若群說。
一方面，通過簡政放權，將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使社會組織迎來發展的春天。2013年年底，全國共有社會組織54.7萬個，接收各類社會捐贈458.8億元。到了2016年，全國社會組織數量增加到70.2萬個，接收各類社會捐贈786.7億元，增幅明顯。黃山市農家樂民宿客棧協會即成立于這一時期。
另一方面，我國通過頂層設計，加強發展戰略、規劃、政策、標準等的制定和實施，加強市場活動監管，加強各類公共服務提供，扮演好“服務型政府”的角色。
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基礎性制度，這5年來，教育、衛生、人口、戶籍管理等制度均進行了深度調整——建立了全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實行了20多年的養老金雙軌制正式廢除；頒布與實施慈善法；健全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體系，推進考試招生制度改革；完善大病保險和醫療救助制度、推進醫藥分開，實行分級治療；頒布“全面兩孩”政策；取消了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用“居住證”取代“暫住證”，并據此享受所在城市各類基本公共服務和各項便利。
這些調整以共建共享為基本原則，既是立規矩，又是補短板，通過體制機制、制度政策上的系統謀劃，為保障和改善民生奠定了基礎。
創新實踐 夯實基層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2014年3月5日，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社會治理的重心必須落到城鄉社區，社區服務和管理能力強了，社會治理的基礎就實了。
作為社會構成的基本單元，過去5年社區建設突飛猛進。截至2016年年底，全國共有各類社區服務機構和設施38.6萬個，比2013年增加了13.4萬個。其中，城市社區服務中心（站）覆蓋率達79.3%，農村社區服務中心（站）覆蓋率14.3%，織就了服務群眾、和諧社會的基層網絡。
由于對物業公司服務不滿意，北京豐臺區馬家堡東里一小區居民決定改換物業，但被告知要先成立業委會。原以為是場硬仗，可沒想到在社區和民警的幫助下，就很順利地走完了程序。今年8月，小區居民在居住10年后終于成立了業委會。
“包括復印材料、跟街道溝通，挨家挨戶上門填選票，都是在社區黨委和居委會的指導下完成的。”在剛剛成立的業委會擔任副主任的李立新說，“社區把辦公室借給業主開會、投票，還幫著我們到每一戶投票。要是沒有他們的支持，業委會根本成立不了。”
不只在北京，在全國各地，城鄉社區都承擔起了服務和管理的雙重任務，結合實際，“花式”服務群眾：在湖南長沙芙蓉區，湘湖街道西湖社區籌資20多萬元建起了社區少兒圖書館，每個周六周日、寒暑假和節假日都免費向孩子們開放；在浙江杭州江干區，下沙街道杭銑社區里建造起3組投硬幣充電站，只要投幣就可以給電瓶車充電；在山東東營，全市1800多個社區（村）實現法律顧問全覆蓋，打通法律服務百姓“最后一公里”……
社會治理的創新實踐，同時延伸到無形的網絡。2016年中國網民規模達到7.31億，網上辦事、政務信息查詢、信息溝通……人們對政府新媒體的要求越來越高。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對“互聯網+政務”和政務信息公開工作高度重視、精心部署。僅在今年上半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接連印發了《關于促進移動互聯網健康有序發展的意見》《“互聯網+政務服務”技術體系建設指南》《關于進一步做好政務新媒體工作的通知》《開展基層政務公開標準化規范化試點工作方案》和《政府網站發展指引》等多個文件，指導各部門、各地政府開展“互聯網+政務服務”。
截至2017年6月1日，全國正在運行的政府網站達36916家。在全球最大的中文社交媒體微博上，截至2017年6月30日，經過認證的政務微博達到171411個，較2016年年底增加6889個。網站、微博、微信……各種政務新媒體不打官腔，能辦事，會賣萌，敢辟謠，不僅鞏固了自身公信力，也換來了政務機構與網民間更多的良性共振。
從宏觀到微觀，從各領域系統治理到城鄉社區治理，十八大以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特別是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指引下，我國社會治理實踐創新取得重大進展。一個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初具規模，政府主導、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基本建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逐步完善，源頭治理、動態管理、應急處置相結合的社會管理機制運轉良好。而受益的，正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