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生、民心是最大的基礎，順民心民意還是逆民心民意，成為王朝興衰成敗的檢驗標準。所以，圣賢力主治民者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懷揣著一種對民的畏懼和敬仰，這樣才能確保國泰民安、江山無虞。
【關鍵詞】哲學自信 人民性 民心民意 【中圖分類號】B21 【文獻標識碼】A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文精神和民本思想蔚為大觀，其中最為可貴的是“敬民、愛民、安民、富民、養民”理念。由此形成的一些重大論斷，諸如，“天地之間人為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善治”等，無不深刻地影響著各個時代、流傳至今。作為傳統文化守望者的歷代圣賢先哲，他們秉持著“民本邦固”理念、踐行著家國天下情懷，奔走于朝野之間，勸告朝廷惜民力聽民聲，教化民眾講禮義守風俗，致力于萬家安寧社稷太平。盡管在傳統社會制度下民本思想的作用空間有限，但民本思想和先賢們的人文精神卻歷久彌新，對于今天社會治理有著重要影響和啟迪。
古代圣賢先哲們在客觀世界的諸多關系比對中，突出人性和民本
圣賢先哲們，于盛世時期提倡節用民力，于治亂時期敦促以民為本，盡管這些民本、人本的呼吁在傳統專制中難以改變“治與服”“上與下”的關系，卻為天人關系和臣民關系提供了關于生命價值和生存意義的注解，體現了傳統文化中民本精神的一以貫之。
一是在天、地、人之間，人是第一性的。在傳統文化的視野里，天地人的關系中人是最重要的，中國的圣賢先哲認為天意就是民情。如《尚書·周書·泰誓》記載，“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尚書·虞書·皋陶謨》有言：“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因此，天目就是民目，天聽就是民聽，這就能把天意與民心統一起來了。
二是在國家、社稷的諸種關系間，民眾是最重要的。《尚書·夏書·五子之歌》提出了國家和社稷的基礎是民眾，即“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孟子更進一步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重大思想。西漢初年著名的政治家賈誼提出，民為政“本”、政“命”、政“功”、政“力”的主張，以及愛民、利民和富民的政策。
三是在當政者與民眾的關系上，民心決定一切。封建統治者尤其在先秦時期認為，政權的合法性在“天命”，先王的圣明在于“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否則就出現夏桀的問題，即“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而在傳統哲學思想中，最為可貴的就是認為，政治就是和民眾的關系，“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
中國古代思想家和賢臣們在社會治理上，致力于善治之道
致力于國家長治久安，如何處理與民眾的關系，中國古代思想家和賢臣們提出了很多有效的治理方法，集眾賢之言，就是藏富于民、社會平治、中庸之道，追求和諧。
其一，仁政惠民，輕徭薄賦，藏富于民，不與民爭利。《周易》主張“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春秋時期齊國政治家管仲認為，治國之道中富民是第一位的，“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
其二，社會平治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是與社會之間的目標。道家學派創始人老子不僅提出“善治”的至高境界，同時也提出解決社會問題，要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禮記·禮運篇》中記孔子“大道之行也”的長篇宏論，描繪出一個人人平等，人們之間相互尊敬、愛護及各盡所能、人各為公的美好藍圖，即大同。
其三，中和的治理理念。一種東西的存在要符合中和的特點，否則就會出現禍亂。從世界萬物的守恒與陰陽平衡，到統治者與黎民百姓也要講究中和、平和，最終歸結到社會的和諧上。
古代圣賢們力主善政不如善教，教化為國家之急務
民生、民心是最大的基礎，順民心民意還是逆民心民意，成為王朝興衰成敗的檢驗標準，所以，圣賢力主治民者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懷揣著一種對民的畏懼和敬仰，這樣才能確保國泰民安、江山無虞。
第一，治國理政，需要聽取民意。治理國家，需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古代賢明帝王專門設有議政的地方，如黃帝立明臺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諫鼓于朝，湯有總街之庭，武王有靈臺之復，欲立噴室之議，以“達幽枉、延直言”。聽取民意在先秦社會中也成為一種風氣和文化約束。在《詩經·大雅·板》中，“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尚書·盤庚》有，“王命眾，悉至于庭”。《尚書·洪范》中有，“謀及庶人”。而儒家思想對這種聽取民意的好處是這樣看待的，“國將興，聽于民；國將亡，聽于神”。
第二，把教化作為國家的大事。教化的意義和價值何在？《資治通鑒》在總結歷代的得失，認為：“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后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顧炎武在《日知錄》中總結：“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
第三，教化民眾是官員的責任所在。在德治社會傳統中，教化民眾是國家大事，也是官員的職責所在。從《史記》開始，傳承春秋筆法的正史就都記載了不同歷史時期的“循吏”，縱觀“循吏”的作為，他們施政的主要特點是勸課農桑、興禮義、重教化。“重農”旨在改善人民的經濟生活，但民富之后，就面臨教育的問題，而教化成效好又會促成農民樂于田疇和社會的穩定。
中國共產黨繼承民本思想，實現制度性的超越
社會治理理念的形成和發展，其運行和拓展是以制度安排和世俗等非正式制度作為支撐和約束的。在舊有的田園生活體制下，固有的土地制度、分配制度和皇權專制體制，這樣的民本思想與親民思想具有天然的缺陷，這就決定了民本思想必然由于自身矛盾而受到種種限制，并且最終衰變為部分思想家和少數明君賢臣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負。中國共產黨的民本思想奠基于現代民主制度基礎之上，使得民本轉化為人民群眾當家作主。中國共產黨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黨執政和社會發展的根本目標，把廣大人民群眾作為最廣泛最可靠最牢固的基礎和力量源泉，把服務于人民群眾作為黨的根本宗旨，把“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作為黨的根本工作路線。
習近平總書記代表黨中央作出的承諾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堅持人民主體地位，這一切又源于傳統文化的民本思想的基礎，又具有馬克思主義對于人的發展的至高追求，這種結合構成了迄今為止內涵最深刻、內容最豐富、意境最高遠、保障最完備、效果最真實的民本理論。
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主體包括了一切贊成、擁護祖國統一和熱愛社會主義國家，或者直接參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所有公民。這就使得民本之“民”有了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全面性的特點。進而言之，現代意義的人本理念置于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框架之內，并以權力監督和民權保障為約束。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②[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責編/肖晗題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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