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主席習近平9月5日在廈門國際會議中心主持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話會。（圖源：新華社）
“金磚”這個被高盛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提出的概念而形成的機制走過了第十個年頭，一些西方媒體毫不掩飾地表達對這個機制前景的看淡，諸如經濟增長陷入瓶頸，結構失衡，發展粗放等待，“金磚”失色論一度甚囂塵上。
的確，受到美元升值、國際油價波動等影響，一段時間以來，金磚國家經濟增長出現了不同程度地下降。然而，這種唱衰論調在廈門峰會召開之際已經瓦解，金磚國家經濟結構調整正在穩步推進，經濟增速保守穩中向好，并且在峰會中成功地擴展和升級了自己的影響力。“金磚+”（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話）概念的提出并迅速落實，又一次豐富了金磚國家在“南南合作”等區域經濟合作及國際治理機制方面的實踐。
在世界層面上，“南南合作”曾經最主要依靠的兩大國際組織分別為1960年代初建立的不結盟運動和七十七國集團。它們在美蘇爭霸期間提升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和經濟合作做出了重要貢獻。冷戰結束后，世界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西方國家在新一輪技術革命后進入又一次發展的黃金期，發展中國家則因為遠離技術進步陷入發展瓶頸。進入全球化時代后，這兩個組織缺乏大國的參與和實質上的支持，逐漸被邊緣化，“南南合作”面臨新的困境。
金磚國家機制的建立本身就是“南南合作”在21世紀的覺醒。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南非這五個國家都是各自區域內的重要國家，甚至有的是世界影響的大國，五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經濟總量的23%。金磚國家豐富的自然稟賦，其內部相對完善或擁有比較優勢的制造產業、正在飛速發展的研發中心、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和城市人口都為未來的經濟增長提供了無限可能。它們有理由在“南南合作”的機制化上對其他發展中國家起到引領作用。
金磚國家對自身經濟、人文、安全“三輪驅動”的進一步要求都會促進該機制在深化多邊合作方面取得更多進展。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的建立、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的設立與運營、《落實〈金磚國家政府間文化合作協定〉行動計劃(2017年—2021年)》的簽訂等等就是這種合作的深度體現。
同時，金磚國家機制的外溢效應正在逐步擴大，更多的發展中國家愿意從中獲取發展紅利，“金磚+”于是應運而生，這對運行了數十年的“南南合作”機制進行了升級。“金磚+”的模式參照了當年G8與發展中國家對話機制的形式，這個機制數年的運轉激活了此前名不見經傳的G20。它的成功的案例讓我們對“金磚+”有了更多的期待。
相較于不結盟運動和七十七國集團，“金磚+”在全球化時代的“南南合作”中有著更為明確和成熟的路徑選擇。主要大國引領，重要國家帶動，一般國家參與，形成了完整的“南南合作”朋友圈層，它對提高決策效率，加強區域合作，提升合作水平有著明顯的促進作用。
在當今世界，全球化有著較為明確的國際分工合作，發展中國家長期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隨著新一輪技術革命在發達國家開始醞釀，這種趨勢有可能將進一步惡化。“金磚+”的實施有助于將新興市場國家的成熟經驗與發展中國家分享，實現投資貿易便利化，完善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加快建立現代化的工業體系，最終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金磚+”剛剛進入起步階段，它的未來不可限量。此次與會的塔吉克斯坦、埃及、幾內亞、墨西哥和泰國分別是亞洲、中東、非洲以及拉美的重要國家，在地區安全和經濟發展中有一定影響力和話語權，選擇這五國作為對話國將有助于金磚國家機制在實際擴容前做出有益探索。
當然，“金磚+”的作用不僅僅局限于“南南合作”，它也為發展中國家在G20和其他國際機制中尋求平等的“南北對話”提供有益的經驗積累。眾所周知，在G20等國際機制中，G7有著較發展中國家更為強大的話語權，在氣候變化、國際貿易等議題上態度強勢。金磚國家機制的建立為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南北對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金磚+”的出現將會促進金磚機制在“南北對話”中展現出更多的代表性和話語權。從某種意識上，“金磚+”機制的完善將促進G20在全球治理體系中扮演更重要更均衡的角色。
金磚國家的“廈門時間”雖然只有短短三天，但它對發展中國家的聯合自強影響深遠。我們應當為“金磚+”的未來鼓與呼。
（高望，海外網專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