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多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QE）的刺激下，美國經濟逐步走出金融危機，但復蘇進程十分緩慢，導致勞動生產率上升幅度很小。考慮到前期工資下降幅度小，勞動生產率需要“補跌”，目前工資上升幅度更是小于勞動生產率上升幅度，這也是今年以來美國失業率下降，但時薪增速持續疲軟的主要原因。據美國商務部數據，雇員報酬在美國個人總收入中占比超過60%，這意味著時薪增速低迷將直接制約個人收入及消費支出增加，從而限制內需擴張和通脹回暖。
由于內需長期不振，美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明顯減弱。根據世界銀行統計數據，按照2010年美元不變價計算，美國經濟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11.8%、20.4%、15.2%、19.6%、21.9%、13.0%。
得益于世界經濟的持續復蘇，特別是北美、亞洲新興國家的機電設備、汽車等進口增加，近3年來日本汽車、機械、電子零部件等產品出口增加，拉動了日本經濟回升。加之“安倍三支箭”后的多維金融寬松和財政刺激，即央行大量收購國債向市場投放資金，控制國債率達到40.3%，截至今年6月份資金投放量達到GDP的80%，總量相當于2012年底安倍執政初期的2.7倍，并施行負利率政策等，日本經濟開始低速回升，GDP實質增長率從2014年的0.3%回升到2015年的1.1%和2016年的1.0%。今年一季度GDP環比增長0.5%，折合年利率為2.2%。二季度環比增加0.6%，年化增長率達到2.5%。但2012年日本央行提出的2年內實現物價上漲2%，徹底擺脫通縮的局面并未出現，這一目標已被推遲到2018年以后。
雖然日本經濟有所回升，但不確定性仍較明顯。一是人口老齡化發展迅速，勞動力資源制約因素凸顯。二是進出口量、貨幣匯率等對日本經濟影響嚴重，世界經濟形勢的任何風吹草動都令日本敏感異常。三是2020年東京奧運會之后，資本、人口向大城市集中造成的地方凋敝將不可避免，奧運對經濟拉動作用也將被抵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