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與這一戰略相應的體制機制是城鄉融合。因而，如何認識并推進城鄉融合發展，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回答的根本性問題。
推進城鄉融合體現了共產黨人的責任擔當
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深化，城市與鄉村各有不同的功能，區別早就存在了。但在西方工業革命之前，城市相對于鄉村的優勢并不存在或并不明顯，倒是田園牧歌給文人騷客留下了對農業文明的美好記憶。然而，隨著工業革命的發生，資本作為一種生產關系占據主導地位。作為資本人格化身的資本家，把資本積累當作生命線。于是，城市就成為資本集聚的最佳場所，形成了人流、物流、資金流的巨大旋渦，鄉村則淪為向城市提供人力、土地、糧食及各種原料的附屬地。社會上層統統寄居在城市，享受著文化、教育、科技、醫療、交通等各領域發展進步帶來的福祉。即使是鄉村里為數不多的富人，也被城市貴族視為“鄉巴佬”。至于那些胼手胝足的普通農夫，則成為粗俗、貧窮的代名詞。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早就指出過的城鄉對立，是由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決定的必然現象。如果說資本家階級與雇傭勞動階級的對立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那么城鄉對立就是依附于這一主要矛盾的次要矛盾，也理所當然地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高度關注。馬克思預言：“城鄉關系的面貌一改變，整個社會的面貌也跟著改變。 ”恩格斯則設想，消滅了階級對立的社會“將結合城市和鄉村生活方式的優點而避免二者的偏頗和缺點”，通過“城鄉的融合，使社會全體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的發展”。
綜上所述，城鄉關系從對立到融合，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崇高理想，是所有共產黨人必然追求的革命和奮斗目標。黨的十九大報告確定的主題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用“城鄉融合”來“規定”城鄉關系，是習近平同志作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必然選擇。這既符合歷史的邏輯，也符合理論的邏輯。
城鄉關系進入融合發展新時代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城鄉融合發展的戰略性決策，不是簡單地照抄照搬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結論，而是基于共產黨人初心的歷史性抉擇，更是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經歷艱難曲折后到達的新境界。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第一個現實地構建社會主義城鄉關系的國家當然是蘇聯。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后指出：“鑒于城鄉對立是農村經濟和文化落后的最深厚的根源之一，……消滅這種對立是共產主義建設的根本任務之一。 ”對于消滅城鄉對立的途徑，列寧認為，在消滅了資產階級統治之后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下，主要靠大力推進國家工業化，讓城市有能力幫助農村實現電氣化和機械化，既能夠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又能夠消除繁重體力勞動帶給農民的痛苦。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列寧在他的晚年放棄軍事共產主義政策，轉而采取新經濟政策，也就是通過商品交換促進城鄉經濟發展。列寧去世后，他的繼任者斯大林雖然堅持國家工業化的發展目標，但放棄了新經濟政策，全面采用計劃經濟體制。在城鄉關系上，當時推行了“剪刀差”政策，即從農村低價收購農產品，向農村高價銷售工業品。這樣，就傷害了農業和農民的利益。這一政策從短期看有利于城市和工業的發展，但從長期看則削弱了社會主義經濟活力，為后來蘇聯垮臺埋下了伏筆。
蘇聯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經驗教訓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提供了借鑒。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新中國同蘇聯一樣，制定了以重工業為重點發展國民經濟的方針。但毛澤東同志也清醒地認識到，蘇聯的計劃經濟沒有處理好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之間的關系，出現了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中國應當避免重犯蘇聯的原則性錯誤，重視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毛澤東同志深刻地認識到，真想發展重工業，就要注重農業、輕工業的發展，增加糧食和輕工業原料供給，這樣會積累更多的資金投入到重工業的發展方面來。當然，當時的中國并沒有從根本上脫離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束縛，從而也就不可能徹底擺脫工業剝奪農業、城市剝奪農村的政策，甚至還采取了城鄉分割的戶口管理制度，限制人口在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農業發展雖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農民卻很少分享到工業化、城鎮化帶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成果。
改革開放將中國引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軌道，為重塑城鄉關系提供了新的歷史性機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農村率先啟動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從1978年至1985年的最初階段，農村靠市場機制激發出來經濟活力，相對于仍然受計劃經濟支配的城市，發展差距縮小了，證明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城鄉融合發展的必要前提。然而，市場經濟體制并不是城鄉融合發展的充分條件。隨著改革開放的主戰場由農村轉移到城市，市場競爭越來越廣泛越來越深入，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以來，我國城鄉發展差距不斷擴大，乃至形成了“看城市像歐洲，看農村像非洲”的局面。既讓人始料不及，又似曾相識。在這樣的背景下，黨的十六大提出統籌城鄉發展戰略，實行“以城帶鄉，以工促農”的方針。尤其是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以后，財政支農力度不斷加大，取得了糧食總產量不斷提升、農村基礎設施明顯改善、農民收入持續增加的好成績。但是，靠“帶”和“促”確立起來的城鄉關系沒有改變強對弱、上對下的基本格局。在很多農村，集體經濟一直是個“空殼”，“誰來種地”越來越成為難題，連黨組織也“虛化弱化邊緣化”了，環境臟亂差不斷地銷蝕著農家子弟的鄉愁。凋敝成為一些游子對家鄉的記憶。所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如何做到城鄉融合發展，仍然是亟待破解的歷史性新課題。
黨的十八大確立了習近平同志在全黨的領導核心地位；黨的十九大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城鄉融合是市場經濟體制下對城鄉關系的重新塑造，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標志著城鄉關系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黨領導鄉村實現“五個振興”，激發內生動力
前述內容讓我們得出一個結論：城鄉關系是處于融合狀態還是處于對立狀態，實際上取決于一個國家的制度選擇和政策設計。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和取消自由競爭的計劃經濟都不能做到城鄉融合發展。兩者的體制機制雖然截然不同，但從結果上看，都是農業農村發展能力大大弱于城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鄉村振興的體制機制具有城鄉融合的根本特征，正是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在鄉村內部形成與城市比翼齊飛的內生動力，也就是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家園。或者說，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彰顯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優越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實現鄉村振興，關鍵在黨。不斷加強和改善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光榮傳統和基本經驗。構建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同樣要依靠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應當說，我們黨自開創農村革命根據地以來，從未放棄過對農村工作的領導，但有時效果不佳，也是不爭的事實。效果好與差，取決于指導思想、體制機制及政策的選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在“三農”領域“重整行裝再出發”的新長征，首要的是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尤其是三農思想學懂弄通做實。這樣才能做到鄉村振興扎實有序，蹄疾步穩。
2018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參加山東代表團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發表重要講話，要求推動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推動鄉村實現五個振興，其實就是要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把“五位一體”總體布局落實到農業農村工作中。
【本文作者為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黨校創新工程深化農村改革項目首席專家】
責編：欒大鵬 / 趙博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