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澤奇 北京大學教授、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現在，人類越來越依賴工具。由廣義工具支持的智慧生活已經成為一股歷史潮流。在依賴工具的發展中，人類越來越多地把規律性事件交給機器處理。比如計算，現在我們基本上都交給了計算器或計算機。最直觀的，如信用卡付賬，我們設置一個關聯賬戶和付賬規則，一旦滿足規則，一個賬戶的錢就自動地轉到了另一個賬戶。進一步發展，拿著智能手機掃一掃二維碼，關聯賬戶便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在更先進的工具依賴中，日常生活中幾乎每一個環節都充滿了“機器智慧”，從家用電器、生活起居，到健康管理，都在讓“機器智慧”代替人類智慧，人類對工具的依賴正在走向對智慧化的依賴。
智慧生活的初始動力是人類對便捷性的期待，這是人類本性的一部分。然而，對便捷性的獲得是有條件的。在互聯網轉賬的例子中，譬如，兩個行動者（如個體）之間通過二維碼轉賬，獲得便捷性的一個前提是，把個體變成用戶網絡的一個“節點”；在此基礎上，實現快捷轉賬的又一前提是，兩個個體的“二維碼”之間可以相互識別，不僅機器能讀懂二維碼，二維碼關聯利益的賬戶之間也能交易。這樣，在個體、金融機構、金融監管機構等行動者之間便構成了一個網絡，個體是網絡中的一個節點。
對一個個活生生的人類行動者而言，成為節點的代價是讓渡自己的“識別性”。識別性不一定意味著交易的對方認識你，而是代辦你賬戶活動的體系識別你。同理，也識別與你交易的對方。金融機構知道你是誰，金融監管機構也知道你是誰。可要知道你是誰，不僅要在生物特征上識別你，在社會特征上也要識別你。要獲得識別性，你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姓名、年齡、出生地、職業、受教育程度、家庭關系，甚至指紋、虹膜等一系列特征信息，提供給如信用卡、微信、支付寶等金融機構和金融監管機構。與你交易的，和你一樣，對方也要提交相同的特征信息，不然便沒有與你進行交易的資格。
簡單地說，如果把便捷性理解為網絡節點之間的互動更多地由行動者如個體委托機器自動實現，那么，前提便是在機器與行動者如個體之間建立可信和可靠的關聯。而要實現可信和可靠的關聯，人類行動者就不得不讓渡自己的識別性。
滿足識別性的特征信息在不同場景下是不同的。在一個偏遠的山村里，相互之間無需使用身份證。個體的識別性從出生的那一刻起便在逐步建構中了，待到需要識別時，眾多的個體識別性早已成為了公共信息，如姓名、年齡、性別、社會關系等。可在高度互聯的人類網絡如10億微信用戶中，沒有人有機會像你的鄰居那樣看著你成長。理論上，節點之間相互陌生的概率遠遠大于熟悉的概率。在互聯網社會化應用的初期曾流行過一句話“在網絡上，沒有人知道你是一個人還是一條狗”。陌生人的普遍性曾經讓人們以為互聯網是一個去中心化的、只需要賬戶識別性的網絡，這也是人們把網絡社會稱之為“虛擬社會”的基本依據。現實是，沒有人希望自己賬戶里的財富去向不明。
每一個“節點”都有同樣的需求。為了滿足這一需求，網絡需要識別每一個參與互動的真實人類，用戶也就不得不讓渡自己的識別性，且逐漸不得不更多地讓渡自己的識別性，從早期的姓名、年齡、職業，到現在的指紋、頭像。邏輯上，對識別性的要求越嚴格，用戶需要讓渡的識別信息就越多。
識別性讓渡的后果之一便是“在網絡上，沒有人知道你是一個人還是一條狗”。“虛擬社會”與實體社會之間的界限正在消失。洛麗·安德魯斯寫的《我知道你是誰，我知道你做過什么——隱私在社交網絡時代的死亡》，講述的正是這個故事。
顯然，如果人們希望獲得智慧生活，作為代價，就不得不讓渡自己的識別性或可識別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