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社會學界在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社會學理論、方法、對策方面做出了極大努力，提出了社會運行、和諧社會等諸多理論。在實踐上，中國社會學基本具備了能夠回應當代中國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挑戰的能力，為社會建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改革開放促進社會學發展
“40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遷，促使社會學者追蹤改革開放的每一個步伐、追蹤改革中出現的每一件新生事物。”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強表示，考察近40年來中國社會學研究者所探索的主要問題，包括農村人民公社解體與鄉村重建、新的社會組織生成、產業與職業結構巨變、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外出、新型農村社區迅猛發展；城市單位體制、就業體制、住房體制、醫療體制、養老體制的全方位變革等。
“改革開放后的第一個十年，社會學研究集中于對中國社會學學科定位的探索。第二個十年，研究轉向改革開放背景下的社會分化和發展問題。同時，中西學術界展開了深層次的交流和對話，其中最有影響的包括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研究、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研究、組織社會學研究等。”西安交通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邊燕杰表示，進入21世紀后，中國社會學研究在保持議題多元化的態勢下，開始關注共同學科資源和研究規范化建設。
在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院長文軍看來，自1979年恢復重建以來，中國社會學在理論研究方面大致經歷了“缺失—移植—融合—反思—重構”的過程。20世紀80年代中期對歐美社會學理論的譯介，為中國社會學的全面恢復與重建注入了強大的活力與動力。90年代以后，中國社會學理論在不斷增強對歐美社會學反思性探索的基礎上，開始重構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理論，并在某種程度上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社會學發展。
文軍表示，隨著20世紀末信息化、全球化趨勢的加強，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相互滲透、融合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社會學與其他學科在研究領域方面的區分也日益模糊，許多學科乘機“入侵”社會學傳統的研究領域，并呈現出了一種泛社會學化的態勢。一方面，社會學的一些傳統研究領域，如家庭、婚姻、組織、犯罪、社區、行為等，已不再是社會學的絕對優勢領域；另一方面，社會學超越了傳統的研究邊界，在諸如權力結構、區域發展、話語實踐、市場網絡、消費行為、信息傳播、生態環境等過去陌生的或屬于其他學科的領域中，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
研究范式呈現多重整合趨勢
“40年來，中國社會學家的調查研究大大促進了社會調查研究理論與方法建設。”李強介紹，針對我國人口規模巨大、疆域遼闊，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差異大，社會群體構成復雜等特點，中國社會學界探索了多種調查方法，尋求怎樣用最小的成本獲取最有代表性的樣本。在現代統計學理論和計算機技術的滲透和推動下，從抽樣到數據形成的整個過程日益規范化和科學化。在數據的分析方法上，從常用的頻數表、交互表，到方差分析、多元線性回歸、對數線性模型、事件史分析等，研究者運用更多的統計方法探索數據間的內在聯系，從而更加深入地描述和解釋社會現實。他表示，近來，大數據成為新事物，社會學家正在思考如何從記錄人們行為軌跡的大數據中探索社會關系、社會互動。
信息技術的發展大大提高了社會調查的效率和質量，電腦輔助調查越來越廣泛，大數據為探索社會現象、預測社會發展趨勢以及制定社會政策等提供了更多的可能。邊燕杰認為，社會學者如何有效利用大數據的優勢，克服其劣勢，為研究以及社會服務，關系著未來的學科發展方向。以互聯網實驗、文本分析等新方法為代表的計算社會學，實現了社會學在社會現象的演化及預測、社會行為的實驗控制，以及融合定性和定量研究等方面的新突破。
“網絡時代的來臨改變了傳統社會學賴以立足的現實基礎，促使社會學研究突破傳統‘民族國家中心論’范式，將其與‘全球系統論’范式結合在一起，以實現從單一的研究范式向兩種甚至多種研究范式的整合。”文軍表示，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由過去關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主體與客體的關系，開始轉變為關注人自身、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系。這有助于打破長期以來主宰社會學研究的“主體—客體”二元思維結構，并在研究內容和方法上將“主體—客體”與“主體—主體”統一起來，以實現從全球性的“主體—客體—主體”三級結構角度來研究人類社會的變革。在他看來，對諸如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主觀研究與客觀研究、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個體主義研究與整體主義研究等一系列二元對立的多重研究范式進行整合，將成為未來社會學理論發展的必然趨勢。
進一步擴大中國社會學影響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為中國社會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建設帶來了新的機遇。
李強表示，“世界村”的形成使全球社會學家開始研究一些共同面臨的問題，進一步加強了中外學者間的學習與交流。然而，中國社會有其獨特的社會文化模式，發源于西方的社會學理論并不能解決我們遇到的一些實際問題。中國學者在學習國外經驗、引進國外理論的同時，也漸漸開始反思和自省，社會學“中國化”的問題再次被推到了前臺。以社會生活、社會實踐為基礎，探索建立在理解中國人、中華民族行為特征基礎上的本土化的社會學概念、社會學理論，提煉出解讀和指導我國社會發展、社會建設的方法，是中國社會學界最重要的任務和使命。
“掌握理論體系的話語權，使本土知識走向世界，與世界有效溝通和銜接，才能擴大中國社會學的影響力，并為世界的發展作貢獻。”邊燕杰認為，關系社會學將是推進中國社會學學科建設的重要突破口，是我們開展和加強國際學術交流的新的階梯和渠道。當中國對世界的影響越來越大時，“關系”一詞也進入了國際商界、政界、學界的話語體系。但是，關系主義的現象并不是中國文化獨有的。中國的關系社會學應該國際化，成為世界的關系社會學的藍本。在他看來，對我國社會學本土知識加以有效提煉，特別是運用中西特征比較的方法創造性地將之國際概念化，讓全球的社會學家都聽得懂、能接受，讓本土知識真正走出去，實現與國際社會學界的有效交流，是我國社會學者的時代重任。
“中國社會作為若干‘轉型社會’中的一個典型樣本，為轉型社會學研究的興起和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研究實踐。我們要在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的張力中去挖掘中國社會轉型實踐的應有之義，以及厘清中國轉型社會學研究的作用和立場。”文軍認為，中國特色轉型社會學的建構，一方面可以為中國社會學研究的本土化凝練更為具體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其“后發”優勢，在吸收借鑒西方轉型優秀研究成果的同時，結合中國轉型實踐特色，對西方轉型研究中的不合理因素予以批判和回應，真正建構出既有中國特色，又能引領“轉型社會”研究的學科體系和理論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