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銀監會副主席、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蔡鄂生發表主題演講
蔡鄂生 原銀監會副主席、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
這段時間我一直在考慮一個問題——為何習近平總書記會在2018年底發表關于民營企業的重要講話。其中明確的政策導向和良好的政策預期值得大家歡欣鼓舞。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從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文化自信等方面來講，有關民營企業重要作用的定位不斷得到明確和提升。當下除了學習領會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民營企業座談會重要講話精神，更要對此有更深刻的認識并落實在行動上。
從法律規定和政策文件來看，有關民營企業的預期很明確。但是為什么現在仍有爭論，或者說保護民營企業究竟是要保護什么，從大方面講，要保護財產權、經營權等個人權益；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企業家的財產權和個人權利在哪方面受到了傷害？或者從制度層面上、體制層面上，是哪些東西造成了傷害？必須對這些爭議和出現的問題加以分析。只有分析這些問題，才能對癥下藥。
舉例來講，要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從銀行的角度來說，可能會被說成是區別對待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要從銀行的工作程序來講，特別是銀行前后臺功能，還很難找出其不公平和歧視的具體表現；從風險控制的角度來看，又另當別論。但是客觀上到底存不存在一種區別對待？國有企業本身的信用和償還能力顯而易見，它所擁有的資源也非一般民營企業可以比擬；相對而言，民營企業在這些方面則有先天不足。若實事求是具體分析，就此而言，何種政策舉措才叫保護民營企業家權益或賦予兩者公平地位，值得研究。就銀行貸款業務而言，利率高低、價格區別，必須要根據企業的性質來定。所以說現在需要從這些具體的業務角度來談什么是真正的保護。
從企業角度來看，一位主營高端制造業的大連民營企業家講到，去年企業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金融方面的。因為銀行倒貸，打亂了企業正常的生產計劃，并與企業生產流程產生偏差，對生產經營產生較大干擾，故而就必須到市場上去找“新錢”來補“舊賬”，這樣企業融資成本就格外高了。經營狀況較好的民營企業便已如此，更不用說其他的高杠桿企業或者上市公司等經營主體。
從金融機構角度看，上層的監管者和中間執行者以及最基層的金融分支機構有沒有搞區別對待，需要依據實際情況的各種指標進行分析判斷。一個經營狀況較好的企業，可能因為滿足不了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后臺風險防控條件，在業務流程和服務程序上無法獲取前臺的資金支持。因此，銀行等金融機構需要促進前后臺的協調配合來滿足相應企業的融資需求。
我們要從體制和機制上進行層層深入分析，金融業創新和金融生態也要以提高自身服務能力為出發點。我們之前是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銀行金融業，當下的信貸方式都變成評分，包括對中小企業，原銀監會學習了世界銀行的評分法等等，這些都是技術層面的改革。實際上不單單是簡單的技術問題，而應該從銀行所提供的金融服務考量，金融科技創新終究是為了提高服務水準。
上個世紀解決國有企業困難時，用過封閉貸款。例如，某家國有企業整體有問題，但其中有兩條生產線或者兩三個車間是有盈利的，就為相應車間和生產線提供貸款，然后銀行專戶管理，這條線產生的利潤被用來還貸款，這叫分配管理，這種方法解決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國有企業所遇到的很多問題。現在的金融新產品也是層出不窮，比如資產證券化。其實資產證券化有時能解決某企業總體財務報表不夠的問題，將其部分資產證券化以后，可以起到融資作用。
融資成本（利率高低）的高低，應當由供求關系決定。一部分人講市場理論，供求關系決定價格；另一部分人又說歧視，有高有低。2018年經歷的降杠桿過程，本來是三去一降一補，其中還有成本問題。但是杠桿降了，價格（融資成本）又高了，降成本又成了難題。所以，需要綜合看待利率水平和融資成本。每一個企業都要綜合分析看待三去一降一補的問題。
現在所謂的公平與不公平的市場地位，實際上民營企業不可能跟國有企業完全一致，因為兩者的規模和管理水平都不一樣。從長遠來看，我們更應從法理上和權益保障的具體措施上做到等而視之。
學習領會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民營企業座談會重要講話精神，保護企業家權益，從政策層面、職能部門施政層面、法理層面都要講求公平。但從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自身實際來看，通而觀之，都需要回到各自位置上，去好好思考實際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本身遇到的問題值得反復思索，在政策與指令因素之外，資產負債表、市場結構等宏觀因素也會對民營企業的融資成本產生影響。
資本市場與金融服務創新發展是一個長期過程，很多因素都會抑制企業的正常融資需求，比如說資金負債表的錯配。各層級都會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關鍵在于各層級能否站穩各自立場、“自曝”自我不足，真正從體制上、機制上解決問題。問題的解決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我們從整體環境上不斷深化改革來加以完善，真正抓住牛鼻子、緊盯關鍵環節來共同解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