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人們通常的認知，文明的演進是隨著社會實踐經驗的積累和人們所遭受挫折的總結而步步推進的。當前行動力缺失時，就需要通過較為激烈和明顯的變革去激發新動力。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在這樣的歷史關鍵時期發生的一次劇烈的社會變革。當然，這樣的社會革命不會必然地發生，其需要具備社會變革的內在需求，也需要具備社會發展自覺意識的人們主動引領社會前行。歷史給了中國這樣的機遇，而中國抓住了，從此跟上了文明變遷的重要節拍，實現了巨大的進步。
熟知和適應文明發展的節奏，就會逐漸掌握其內在規律，然后順應這一規律，跟上文明演進的步伐，成為文明進程的推動者。以中國近代歷史變遷作為觀察視角，可以看出這樣一條演進的路徑：先是與現代世界完全隔離，對現代文明的發生、發展和演進全然不知，沉浸于“天下共主”的幻想之中，導致戰爭真正發生時無法應對，被迫進入現代文明體系，開始學習世界先進文明。在這樣的歷史節奏中，我們最大的問題并不是如何認識世界大勢，而是如何認識自己。
早在14世紀，意大利就已經開始了文藝復興，這是一場持續了將近200年的文化運動，旨在破除宗教專制對世俗社會的絕對統治意志，以文化為武器，大膽挑戰神權專制，為后世接續的變革奠定了文化基礎。到了16世紀，來自于教會內部的宗教改革運動，實現了從內而外、由上至下的社會變革，實現了政教分離，其倡導崇尚知識，鼓勵通過勞動致富。社會風氣逐步改善，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社會發展動力醞釀愈加充分。17—18世紀，歐洲發生了波及多個國家的啟蒙運動，其倡導“理性崇拜”的精神，深刻地影響了世俗社會的成長。啟蒙運動強調國民教化的意義和作用，更為注重人們對自然世界的認知和把握。在這一主導精神的引領下，社會發展的動力愈加有效和持續，人們認識客觀規律的能力大幅提升，創造新知識的能力不斷增強。博物學的興起，讓人們看到了過去看不到、想不到的壯闊世界；牛頓對物理世界運動規律的認知，大大提升了人們的認識水平；達爾文的物種進化學說，讓自然界不再神秘，人類開始了對未知世界更為主動地探尋。可以說，所有這些行動和成果，都為人類認知視野的拓展提供了堅實的保障。這樣，一個新的、強大的文明隨之產生。
但此時的晚清政府，卻與這樣的世界格格不入。當1793年英國國王特使喬治·馬嘎爾尼帶著大量的工業制品，試圖打開巨大的中國市場時，遇到的卻是完全不知道新世界的清政府和皇帝。中國和英國，或者說中國和新世界的和平交往機遇稍縱即逝。1800年，鴉片進入中國，逐漸泛濫成災，既造成了嚴重的財政問題，也形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最后引發了戰爭，開始了中國的近代歷史。可以說，當時的中國是一個非常被動、嚴重缺乏現代文化自覺的國家。
在此背景下，中國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開始探索進行更為深刻的社會變革，比如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辛亥革命等，但由于變革既沒有堅實的力量支撐，也沒有有效的行動方式，最終導致失敗。在經歷新文化運動后，中國才有了文化自覺的意識，有了更多的社會新人。所以，當抗日戰爭來臨時，中國應對挑戰的能力大幅度提升，反侵略戰爭也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事實上，戰爭的勝利與中國能夠適應現代文明發展的要求，能接受現代文明的洗禮有密切關聯。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是在完全沒有相關經驗的情況下，開啟了國家現代化建設。在這樣的歷史進程中，新中國既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發展經驗，創造了在那個時期相當難得的大量“第一”。比如第一座長江大橋、第一顆原子彈等。但不可否認，我們也有很多的教訓值得總結。甚至可以說，很多的歷史失誤，是在封閉和遠離世界劇烈的現代化新一波浪潮中形成的。隔絕封閉的發展環境使我們和世界的距離拉大了、落伍了。所以，當我們再次打開國門，對世界開放時，才發現我們和世界的巨大差距。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歷史上一次偉大覺醒”，“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高度強調了改革開放對中國的重要性，也表明了改革開放對世界的意義。只有將改革開放與人類文明演進的節奏深度契合，才能真正把握國家命運和時代脈搏。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責編/孫渴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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