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后，唱衰中國的輿論在國際上不絕于耳，各式各樣的“中國崩潰論”從來沒有中斷過。第一輪唱衰源于上世紀九十年代。社會主義作為20世紀人類重要的發展模式之一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西方學者唱衰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論調卻喧囂一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又掀起了一番“中國經濟崩潰論”“中國社會崩潰論”。
但是，中國非但沒有崩潰，反而綜合國力與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國卻“風景這邊獨好”。黨的十九大報告總結了2012年～2017年這5年的成就，在經濟上“保持中高速增長，在世界主要國家中名列前茅，國內生產總值從54萬億元增長到80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在民生上“6000多萬貧困人口穩定脫貧，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4%以下。就業狀況持續改善，城鎮新增就業年均1300萬人以上。城鄉居民收入增速超過經濟增速，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中國消除了世界上最多的貧困，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中產階層，并且是全球社會治安最好的國家之一。中國智慧、中國經驗和中國理念正迅速走向世界，為解決全球治理難題提供一個又一個中國方案。
反觀西方社會，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陷入了極大的困境，經濟增長乏力、政治局勢動蕩不安、社會秩序紊亂，“黑天鵝”“灰犀牛”不時出現。2016年以來尤為明顯，被自詡為“政治素人”的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的一系列政策引發巨大爭議，政壇斗爭加劇，社會分裂加深；中東難民大規模涌入歐洲，攪亂了幾乎所有歐洲國家的政局；英國公投脫歐給世界經濟帶來了持續的不確定性。西方國家為了擺脫經濟危機，普遍采取了包括“量化寬松”在內的各種應對措施，還實施了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等政策，但是依然沒有擺脫其“低增長、低就業、低利率”的經濟局面。
在福利危機、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等困境下，西方許多國家的老百姓生活長期在低水平發展中徘徊。以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反環保、反移民、反建制、反精英為目的的“民粹主義”思潮在西方世界滋生蔓延，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動蕩。面對這一系列亂象，人們不禁驚呼“西方世界到底怎么了？”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國家所表現出來的種種治理亂象（“西方之亂”）與中國所表現出來的欣欣向榮的有序治理景象（“中國之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如果認真探究中國發展之路，就會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之治”是由中國獨特的制度優勢造就的。
與“世界之亂”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許多國內外學者在分析“西方之亂”與“中國之治”的原因時，不約而同地從各自政治制度的比較視野來考察。在西方國家，政黨輪換是常態。政黨博弈日益盛行，各政黨為了討好輿論以及選民，時常走極端，缺乏理性、包容、甚至帶有偏激的“否決政治”是家常便飯，導致了一些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發展戰略難以實施。西方“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盡管實現了權力間相互制衡的目的，但協調內部利益的難度很大。只以黨派利益為線，為反對而反對，不分是非曲直，互相攻訐，推諉扯皮，不同黨派間議員間內斗不止，立法效率低下，經常出現議會會期停擺的現象。同時金錢政治盛行，寡頭集團操控國家命運，美國電視劇《紙牌屋》現實版不斷上演。連弗朗西斯·福山都承認：“美國的民主政體已阻礙能真正促進公益的政策或改革的形成。”
反觀中國，有學者認為，作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整體利益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在中國現代化事業中發揮著領導、規范和協調的作用。中國共產黨今天已成為世界上戰略規劃與執行能力、社會整合能力、改革創新能力最強的政黨，這使中國得以超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的民粹主義、短視主義、社會對抗、法條主義等諸多問題。
可以說，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是實現“中國之治”、讓“中國崩潰論”“崩潰”的根本政治保證。
（韓宇 中國人民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