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副院長、研究員 馬曉河
記者：“十四五”規劃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的第一個五年規劃，在這個規劃期內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會進入1萬美元的區間，國內外的發展環境也會有很多變化。這些會對我們的“三農”工作產生哪些有利影響？
馬曉河：第一，人均國民收入進入1萬美元區間以后，經濟結構、社會結構轉換都會加快，這種變化有利于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有利于推進農業現代化。日本、韓國等經濟體在進入中高收入階段，特別是距離高收入國家門檻值20％左右的時候，投資和消費需求結構、產業結構的轉變對農業發展都有利。
第二，科技革命推動農業現代化跨越式發展。“十四五”時期世界的第四次產業技術革命將會進一步繼續和加快。第一次是以蒸汽機為主的產業革命帶來了機械化；第二次是電力革命帶來電氣化；第三次是計算機帶來自動化；本次產業技術革命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新能源四大產業技術革命為中心，包含融合、滲透、跨界等特點。這次農業現代化可以直接利用現代技術，實現智能化農業、數字農業等跨越式發展。
第三，城市化的推進。到2025年，我國農村總人口的比重將跌至5億以下，這是一個革命性的跨越，屆時農村的勞動力會低于2億。這樣農村的農業土地規模經營條件要比現在好一點，農業的勞動生產率會相對提高。
第四，鄉村振興規劃將要完成。在鄉村振興規劃里面，我們布局了82項工程行動計劃，都要在2022年實施完成。屆時會布局安排配置一批資源，有利于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高標準農田建設中耕地每年要增加8000萬畝，到2025年達到10億畝地?，F有耕地中將會有一半以上是高產、高標準農田，機械化率等也會提高。以上四點可以總結為未來“十四五”時期，國際國內環境變化對中國的有利影響。
記者：“十四五”期間這些變化會對我國的“三農”工作發展帶來哪些挑戰？
馬曉河：挑戰應該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引發世界經濟衰退，對中國經濟影響也很大。經濟增長率降低，首先帶來的是財政收入減少，財政支出壓力加大，這給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帶來了壓力。
第二，當前的國際環境給農村勞動力就業也帶來較大影響?，F在國際需求萎縮下降，引起對中國的中低端產業的產品需求下降。其次，印度、越南、柬埔寨、墨西哥等國家大力發展中端制造業，使得一些中低端制造業有所轉移。此外，傳統產業的智能化以及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發展中高端制造業營商環境和技術比較優勢明顯，對我國發展中高端制造業形成高端擠壓。幾個方面造成農民的就業空間受到影響。
第三，城鎮化方面的影響。現在的發達國家、高收入國家當年從中高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邁進的時候，在中高收入階段城市化步伐最快。但是現在中國出現一個情況，在中高收入階段的末期，中國的城鎮化率提前降低。這意味著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速度在放慢，不利于中國的農業現代化步伐，不利于提高規模經營和勞動生產率。
最后一個需要特別關注的是農民收入可能會在“十四五”出現兩個問題。第一，增速會進一步放慢。第二，城鄉的絕對差距還會擴大，甚至農村內部群體的收入差距縮小，改善困難增加。我們現在需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格局。新格局中消費是主要引領因素。如果農民減少消費，農民收入慢于城市，農村內部高收入人群的邊際儲蓄傾向高，低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高，都不利于消費。
應對宏觀環境發展變化需加強頂層設計
記者：宏觀環境的變化會促使發展戰略做出相應變化。“十四五”期間“三農”發展在頂層設計這一塊應該做出哪些改變呢？
馬曉河：國際國內雙循環互相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國內循環表現為生產、消費、流通等方面。一個更重要的循環就是城鄉循環。城市跟農村要循環起來，雙循環里邊的核心問題，就是農民收入。“十四五”時期農業農村在國民經濟中要實行雙循環和擴大內需戰略，必須把農業農村的優先發展放在一個更高的戰略高度，實行“三加戰略”。
第一，加大對農業農村的支持力度。第二，加快推進城鎮化，用城鎮化來帶動農業農村現代化。上建群，中構圈，下強底、擴底。宏觀上要構造中國幾大城市群，通過城市群發展帶動城市化；中間部分城市群跟小城鎮之間構筑都市圈，實現圈內一體化、均等化；靠近大城市群都市圈的，擁有一定人口的行政村應按照城鎮建設，自然而然地發展成小城鎮，形成擴底。放寬放開除了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個特大城市以外的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鎮的戶口限制。建立公共成本分攤機制。凡是對勞動力跨區在全國流動有利的，公共成本應由中央承擔。凡是對農民的公共服務有利的，道路、保障房等建設由地方承擔。第三，加快體制改革。城鎮化速度、土地制度改革、國民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等都需要加快。
推動農民持續增收避免收入差距拉大
記者：現在經濟內循環是一個熱門詞匯，大家都知道農民增收大大有利于經濟內循環，農民增收面臨著哪些困境，又應該如何破局？
馬曉河：農民收入受以下因素制約。第一，農本。農業生產成本提高，收益下降，影響農民收入。第二，進城打工，在非農產業就業的困難越來越大。農民的財產性收入跟城里人相比，空間相對較小。土地、集體所有財產收益目前還有很多制約因素。建議在“十四五”甚至到“十五五”，就是今后5-10年設定一個農民收入倍增計劃，利用10年時間把農民的收入翻一番。這有利于擴大內需，有利于推進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因此要通過科技革命、新技術創新，提高農民的財產性收益。還有一個農業的戰略需要調整，今后中國農業發展在比較優勢下降的情況下，我們應該發展什么？我認為應該大力推進高附加值農業，與美國等國家實行差異化戰略，它是規模經營，農本比較優勢高，我們不跟它正面競爭，我們搞優質的。你種土豆，我種櫻桃，你發展大田，我發展設施農業，通過差異化來提高農業收益。第三，培養農民的農業技能、進城務工人員非農產業技能等等，提升他們改變身份、增加收入的能力。最后一個就是扶貧，絕對貧困人口消失以后，應該部署一套全面系統的政策，讓農民中的一些中低收入人群通過產業、社會保障、移民等方面的扶貧政策，繼續增加收入。
記者：站在縱向的角度，農民增收是肯定能夠得到保證的。但是從橫向的角度看，農民群體在增收，其他群體也在增收，甚至比他快，您覺得應該如何避免差距被越拉越大呢？
馬曉河：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怎么辦？從發達國家看，是通過轉移支付，征收高收入群體的稅收來進行調節——提低、擴中、調高。調高，要把高的那部分通過稅收來轉移一下，讓收入過低的有保障。進入中高收入階段以后，特別是今后幾年跨上高速階段以后，應該在中低收入人群方面加大支持。
持續深化改革推動產業融合發展
記者：在深化改革時期，“三農”領域也面臨很多改革，比如承包地、宅基地的三權分置改革。您認為應該如何創新承包地、宅基地的使用方式，讓土地要素更多地參與分配？
馬曉河：中國的土地制度可以分以下幾部分：第一，農用地的征收。農民的公益性征地要縮小范圍，不能搭車。某一片土地開發有公益性、有非公益性，不能全部按照公益性征地征走了。農用地的征收價格一定要按照市場價格，不能因為公益性就降低價格，要引入第三方評估，按照當地的市場價格征收。第二，農村的建設用地入市。農村的建設用地大方向是要跟城市國有土地一樣經過法律程序批準以后，直接進入一級市場，公平競爭。價格多少？怎么收益分配？市場上賣給誰？農民的地，真正讓農民說了算，這才是土地所有權的真正含義。農民集體土地是村長說了算還是村民說了算，需要一個集體的表決問題，但總體方向不能模糊。第三，宅基地的流轉。宅基地及其建筑物下一步應該跨社區流動。應該加快試點，允許漸進式改革，下一步要擴大流動范圍，讓它變成真正的可流動的商品。
我認為農村的三權分置改革下一步要注意以下幾點：第一，進一步明晰土地的所有權歸屬，是落在村，落在隊，還是落在哪兒，要梳理清楚。第二，穩定承包權，按照土地證、使用證、土地承包證等落戶，承包權要實行人格化，落到人的頭上，確權頒證要人格化。第三，放活經營權。按照市場原則進一步放活經營權，進行流轉。三塊地改革的基本方向，還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化。
記者：當前世界正在掀起一場產業技術革命，也促使農村一二三產業出現了融合發展的趨勢。你認為應該如何把握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概念內涵、現狀問題，探索哪些發展政策？
馬曉河：農村產業融合是由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引起的。農村產業融合的形態不是陡然出現的。過去叫農業產業化，發展到高級形態叫產業融合，可以分成四類模式。
第一，延伸型。農業產業在產前、產中、產后進行延伸。農村的生產、加工和銷售延伸起來就實現了融合和一體化。第二，跨界型。比如農業和旅游業、農業和生態的跨界融合。第三，交叉型。比如農業和工業的交叉融合。第四，滲透型。技術變遷滲透進農村產業，發生了融合。從日本、韓國的經驗看，農村的產業融合，如果單單在農村內部融合，恐怕還是初級階段。從長遠看，農村產業應當跨區、跨城鄉在一個市場半徑內發展融合。
從政策層面看，產業融合要解決幾個問題：第一，農村管理體制的改革要適應產業融合。第二，要支持培育一些新型經營主體。第三，要關注一些新業態、新模式。比如對電子商務、旅游業、康養業、生態特色產業等要給予支持。第四，關注利益聯結機制，融合的目的是增加農民收入，農民應該直接參與、分配、共享收益。第五要進一步完善農業農村產業融合的政策框架。比如現在一頭豬賺2000元，農民想在耕地上建高樓，實現樓房養豬、立體養豬。但是規劃中高樓是固定建設，不能占用農業用地，因此耕地不能建高樓養豬，可見相關政策還有完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