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歷程有諸多啟示，其中一條根本啟示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經過艱苦探索找到了一條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現代化道路，這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將積貧積弱的舊中國拉入現代國家的行列，實現了國家發展的偉大轉折和歷史性跨越。
中國現代化的成功經驗為后發國家提供借鑒
中國現代化取得的開拓性成就為后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提供借鑒。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現代化所形成的“中國模式”在21世紀引起了國際學界的特別關注。喬舒亞·庫珀·雷默于2004年提出“北京共識”的概念，認為中國現代化的成功經驗將為后發國家提供理論和實踐指引。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中國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穩定器和動力引擎，連續多年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2010年，中國GDP總量躍居世界第二；2020年，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確定的減貧目標。中國貧困治理豐富了“發展型國家”的內涵，為后發國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經驗借鑒。
從“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現代化及開創的“中國模式”具有明顯的“發展”取向。“發展是第一要務”“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總鑰匙’”“經濟是最大的政治”等話語能夠反映出中國作為“發展型政府”的鮮明特征。事實上，任何一個追求實現現代化的國家都需要發展，也都謀求發展，而現代化本身就是一種“發展變遷”（帕森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任務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同時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就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
中國提供了“發展型政府”的加強版或創新版
從發展經濟與實現現代化的關系以及政府的作用來看，中國實際上提供了“發展型政府”的加強版或創新版。
首先，中國領導人認為，貧窮落后是中國的根本問題，而經濟欠發展是中國一切問題的總根源，因此，中國“發展型政府”特別重視通過經濟發展解決中國的問題。中國領導人不僅把發展作為治國理政的目標，而且把發展績效視為增強執政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事實上，中國形成了一種“發展型治理”模式——發展中求治理，治理中謀發展。中國治理在發展中展開并在發展中得以實現，因此，發展是前提，也是目標。40多年來，中國形成了一個以發展為導向、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龐大政府體系，推動中國的全面發展升級。中國政府不僅制定明確的產業政策以引導經濟發展，而且各級政府紛紛打造產業園區，專門成立政府部門實施招商引資，把招商引資的成果作為政府部門和官員績效考核的重要指標。值得關注的是，中國政府不僅制定經濟發展目標和實施方案，而且還與時俱進，適時制定社會、文化、生態文明建設等領域全面發展的計劃。
其次，中國的“發展型政府”高度重視“政府規劃”。這或許也是中國計劃體制改革創新的產物。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對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進行階段性規劃，比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提出，使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長期性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對“二十一世紀中葉實現現代化目標”的分解，使黨在每一個階段和時期的奮斗目標更加具體、更加可期。另一方面，黨的最高決策層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領導制定國家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計劃／規劃綱要，并對外公布實施。這成為每屆政府的例行責任和考核依據，也成為中國政治的重要內容。每一個“五年規劃”過程都集思廣益，最終形成的“規劃方案”規定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下一個五年”的目標和任務。2021年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更是與基本實現現代化（2035年遠景目標）結合在一起，凸顯了“五年規劃”實施對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性。
最后，中國“發展型政府”強調國家布局與區域定位的協調一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現代化道路形成了“兩大布局”，即“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兩大布局”為中國現代化的深入推進找到了戰略路徑、明確了戰略任務。同時，中國“發展型政府”強調各地（或區域）在國家整體發展進程中的產業布局和功能定位。既強調局部發展在發展全局中的重要性，又有效避免趨同化發展及產能過剩的問題，并為各地的優勢互補創造機制。現代化進程中的“對口支援”“區域協同”等政策手段和政策工具應該是中國“發展型政府”的重要經驗。
中國現代化及“中國模式”對“后發展型政府”理論的演進將產生重要作用，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中國的“發展型政府”將成為正在建構的“發展型政府”理論升級版的重要取材對象。
（作者為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