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導，國家高端智庫建設培育單位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理事長、院長 劉志彪
加快培育專精特新中小企業是黨中央在復雜的國內外政治經濟背景下，為實現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而作出的戰略性決策和所采取的積極措施，也是新發展階段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重要的新內容。加快推進這項工作需要社會方方面面的配合，更需要國家政策尤其是產業政策的轉型來支持。
產業政策是影響專精特新中小企業成長的最重要的國家經濟政策。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是快速發展生產力，解決有無問題從而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迅速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因此我們實行的是增長速度趕超型的產業政策。而新發展階段要求產業政策必須在新發展理念主導下向質量效率型轉型。
進入新時期，我國速度趕超型產業政策運用的條件發生了重大改變。一是以追趕西方發達國家為目標的現代化進程，全面進入了提高發展質量的新發展階段，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具體行動。隨著我國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增長速度問題不再處于選擇第一位，努力縮小與發達國家在發展質量上的差距、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才是當前和未來產業政策最需要考慮的問題。二是當前中國發展的國際政治經濟背景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需要我國的產業政策作出調整以適應這種復雜變化的形勢。比如，一些產品或技術基本上都是發達國家中小企業特別是擁有關鍵技術、工藝和設備的專精特新中小企業所生產的。因此，如果沒有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的高度發展，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自主可控問題就無法解決。三是“十四五”規劃提出，要“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因此，必須以效率取向的產業政策徹底改革、改造和替代速度趕超型產業政策，實現實體經濟的全面高質量發展。
質量效率導向型的產業政策，是在新發展理念指導下實施的完全不同于過去的增長速度趕超型產業政策，它將有利于形成我國專精特新中小企業成長的優良生態環境。主要體現在：
一是有利于實現各類企業的創新發展。與人為地追求和推進增長速度的產業政策不同，推進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只能依靠創新發展。這種產業政策下增長受市場規律支配和約束，可能暫時速度慢一些，但由于是受預算約束的企業的自我選擇，因而是有效率的。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在這種產業政策下，并不受規模歧視和所有制歧視，反而因為具有“毀滅性創造”的創新精神，對經濟發展的邊際創新貢獻更大，所以更可能受社會和市場的追捧。
二是有利于實現各類企業的協調發展。產業政策要體現質量和效率，就必須對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進行清晰的分工：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意味著讓市場“無形的手”調節競爭性資源分配，這更能體現效率的要求；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意味著“有形的手”主導公共資源配置和管理市場秩序，使經濟運行更加體現公平競爭的要求。這就要求，產業政策要與競爭政策進行協調，必須把市場經濟的根本大法——以創造公平正義為宗旨的競爭政策，作為所有經濟政策的基礎，任何其他經濟政策都不能違反公平正義的原則和要求，都要接受競爭政策的審查和檢驗。總之，以競爭政策為基礎協調包括產業政策在內的所有經濟政策，將給中國所有企業創造協調、協同、協作發展的優良成長環境。
三是有利于實現各類企業的共享發展。共享發展的要義是要讓每個企業享有發展機會上的平等，從而為社會成員共享發展成果奠定基礎。這就要求產業政策取消按照所有制、地區、行業、企業規模等標準來分類制定和管理企業的不公正、不公平辦法。所有在中國注冊和合法經營的企業，一律都是中國企業，全部都應該享有同樣的經濟政策，那種因政策差異而造成的“洼地效應”自然就會消失，企業留下的只能是效率的競爭。具有共享發展特征的產業政策，還要體現在扶持弱者、幫助中小企業上，即政府要成立專門部門和機構，專業地服務于中小企業，尤其是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幫助其提高技術研發設計水平和管理水平以及增加人力資本積累。
四是有利于實現各類企業的開放發展。追求增長速度的產業政策，在實踐中容易出現市場封鎖、經濟割據等“行政區經濟”現象。這是中國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大市場的障礙。質量效率型的產業政策由于要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上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因此產業政策的轉型要有利于而不是阻礙一體化大市場的建設。在競爭政策的統一協調下，全國統一大市場將成為促進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載體、機制和樞紐，是實現新一輪以內需為導向的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工具、手段和資源，既可以給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依靠和載體，也可以對全球先進生產要素產生重要的“虹吸效應”。作為鏈接國內經濟和國際經濟的主體機制，一體化的統一大市場還可以成為基于大中小企業之間有機聯系、建設現代產業鏈供應鏈的主要驅動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