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馬克思著
20世紀早期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馬克思主義法理學也隨之來到中國，迄今已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法理學呈現出不同的階段性特征。譬如，在20世紀50年代，以“維辛斯基法學”為代表的所謂“蘇式法理學”，一度在我國法理學領域占據了支配地位。20世紀80、90年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法理學比較注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經典著作的研究。最近幾年，馬克思主義法理學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第一，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的“顯示度”越來越高。譬如，很多法學刊物都開辟了專門的“馬克思主義法學”專欄，其中就刊發了不少馬克思主義法理學方面的研究成果。第二，創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成了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的一個新的增長點。第三，關于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開辟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的新境界。
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對于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具有多個方面的時代價值。第一，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法學理論，由歷史唯物主義奠基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強調經濟基礎對法的決定作用，這對于經濟建設的中心地位，可以提供理論支撐；對于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可以提供路徑上的指引。第二，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具有鮮明的人民性。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書中指出：“如果問題提得正確，那它就只能這樣：人民是否有權來為自己建立新的國家制度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應該是絕對肯定的，因為國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現人民的意志，那它就變成了有名無實的東西了。”國家制度必須體現人民的意志，而法就是國家制度的規則化表達，這就是說，法必須是人民意志的體現；如果法不再真正體現人民的意志，如果法失去了人民性，那它就不是真正的法。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人民性，看似抽象，其實揭示了法治國家建設的基礎與根本：以人民為中心。第三，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主張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就為當下的法治國家建設提供了有待追求的遠景目標，有目標才有方向，才能行穩致遠。
只要是我們這個時代出現的重大問題，都可以歸屬于“時代之問”。如果掛一漏萬地回答，以下兩個問題，馬克思主義法理學應當優先予以回答。第一，馬克思主義法理學如何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統中國的法政思想，主要是儒家主導的，譬如“民惟邦本”“為政以德”的思想，譬如“禮樂政刑、綜合為治”的觀念，都具有深厚的積淀；還有法家提出的“以法治國”“一斷于法”等觀點，都具有恒久的價值。如何對傳統法律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馬克思主義法理學需要回答的“時代之問”。第二，馬克思主義法理學如何更好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西方17、18世紀啟蒙思想家表達的法理學說，其實都是以法理的方式，反映了各國資產階級的基本訴求。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法理學如何回應當代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這是馬克思主義法理學不能回避的“時代之問”“人民之問”。
中國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的發展方向，必將是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的中國化，所以，還是要在推動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的中國化這個方向上下功夫。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的中國化有兩個主要的著眼點，一是與中國當代實踐相結合，亦即與中國數十年來的法律實踐、法治實踐、國家治理實踐、國家建構實踐相結合；二是與中國古代傳統相結合，亦即與中國數千年來的法律文化傳統、國家治理傳統相結合。堅持這“兩個相結合”，推動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法理學就能夠煥發出新的思想活力與實踐偉力，就能夠形成自主的知識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問題的關鍵就在于：“兩個相結合”到底怎么結合？善不善于結合？結合得好不好？舉一個正面的例子：公元2世紀，佛教從“西天”傳到中國，經歷了大約500年之后，在六祖慧能手上，實現了與中國文化傳統的結合，而且是水乳交融的結合。六祖慧能就很善于結合，他促成了佛教的中國化，那么自然，那么順理成章，沒有絲毫的“違和感”。六祖慧能的智慧、匠心、靈巧，令人嘆服，值得借鑒。（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原標題：馬克思主義法理學中國化的主要著眼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