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區作為城市治理的基礎單元，其治理能力和水平對居民生活質量和社會穩定至關重要。社區精細化治理是對傳統治理模式的升級再造，旨在運用精細化治理理念和方法，促進社區治理的高效化、人性化，進而提升整體效能，滿足居民多元化需求。因此，應依托數字賦能的動態摸底機制、黨群動員的差序協調機制、情感交融的走動協商機制、黨建引領的一網統管機制、居民監督的考評改進機制，不斷推進社區治理由傳統、粗放、被動的治理向現代、精細、精準、主動的治理有序轉型，實現社區精細化治理的精準靶點識別、精確資源配置，夯實社區認同的心理與情感基礎，加強社區精細化治理的精微網格管理和精益效果評價，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關鍵詞】社區 精細化治理 治理邏輯 功能運行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7.009
【作者簡介】徐明，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導，國家治理現代化與社會組織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人力資源開發管理與人才發展、社會治理、公共安全治理。主要著作有《青年就業問題應對之道：基于公共衛生危機視角》《青年社會保障問題研究》《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理論與實踐》等。
引言
在當今充滿挑戰與不確定性的風險社會中，社區作為社會的基本單元，其治理能力和水平直接關系居民的生活質量和社會穩定。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推動社會治理和服務重心向基層下移，把更多資源下沉到基層，更好提供精準化、精細化服務”[1]。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構建“精細化服務、信息化支撐、開放共享的基層管理服務平臺”[2]。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強調，“完善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信息化支撐的基層治理平臺，健全城鄉社區治理體系，及時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3]。面對日益復雜多變的社會風險以及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多元化、個性化需求，傳統的社區治理模式已難以應對。因此，尋求一種能夠有效應對復雜風險、回應人民群眾多元訴求的新型治理模式，成為社區治理領域面臨的新課題。社區精細化治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社區精細化治理旨在以精細化的理念和方法，實現社區治理的精細化、高效化和人性化，進而提升社區治理的整體效能，更好地滿足居民的多元化需求。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優化社區治理模式、提升社區治理效能的重要性逐漸凸顯。社區精細化治理轉型不僅是對傳統治理模式的升級，更是實現社區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近年來，我國一些城市社區在這一轉型過程中取得了顯著成效，社區精細化治理轉型的成功實踐，彰顯了其在應對復雜風險、回應人民群眾多元訴求方面的有效性。在這一過程中，社區的角色定位更加明確，治理經驗不斷豐富，治理機制日趨完善，不僅提升了社區治理的水平和效能，更為基層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動力。然而，要真正實現社區精細化治理轉型的目標，還需對治理機制背后的內在邏輯和功能運行進行深入探討，揭示社區精細化治理的核心理念和方法，為社區治理領域的實踐提供有益的參考和啟示。
社區精細化治理理念的發展及研究框架
社區精細化治理理念起源于精益管理思想，這種先進的企業管理理念強調工作的精益求精、務實創新以及科學高效的管理方式。[4]這種管理方式不僅關注產品制造流程的優化，更重視精準定位用戶需求，識別產品的價值流，并通過標準化、科學化、規范化的管理手段，實現高效、高質量運營。隨著時間的推移，精細化管理理念經歷了泰勒的科學管理、戴明的質量管理環以及豐田的精益生產方式等多個階段的發展，[5]日趨成熟和完善。20世紀80年代，隨著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興起，企業精細化管理的理念開始被引入政府治理和城市管理領域，進一步應用于行政管理和社會事務中。社區精細化治理理念的核心在于其精細化的思維方式和管理模式的創新。社區精細化治理堅持以精準、精確、細致、嚴格為基本原則，強調對規范化、標準化、信息化、專業化的治理手段和方式的運用。[6]這種治理方式要求管理項目設置精準化，管理內容具體化，管理過程可操作化，主體責任清晰化。[7]與傳統的社會治理方式相比，社區精細化治理更加注重運用先進的技術手段、規范的制度、標準的程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并提供更加人性化、精準的公共服務。[8]
隨著社區精細化治理理念的不斷深入和發展，學者們開始關注基層治理實踐，強調要運用精細化治理手段推進基層精細化治理實踐。一方面，社區精細化治理被認為是應對復雜社會系統的有效方式之一。它注重治理過程中的多方主體以及主體間的行動與互動，注重利益分配和資源供給的精細化，滿足社會成員的精準需求。[9]另一方面，社區精細化治理也面臨著一些挑戰，如重技術輕人本的傾向、對技術治理意外后果的忽視以及制度建設相對滯后等問題。[10]對此，有學者強調，要警惕治理精細化導致社區居委會結構“復雜化”、指標驅使導致社會組織“形式化”、社區精英主導導致治理“寡頭化”、多元利益掣肘導致力量“離散化”等異化效應。[11]針對這些挑戰，有學者強調推行治理標準化、加快法治建設等措施，以避免忽視管理過程中的細節。[12]此外，也有學者關注到現代信息技術在社區精細化治理中的應用，提出運用大數據精準化分析和科學建構，推動社會治理與數據的系統耦合，提升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水平和精細化治理水平。[13]
盡管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社區精細化治理進行了探討，但仍然存在研究缺口：就研究視角而言，目前的研究多從宏觀和中觀層面探討精細化治理的邏輯，如國家層面的政策指導、城市層面的管理模式等。然而，對于社區這一微觀層面的治理邏輯尚缺乏深入的研究。就社區精細化治理的運作方面而言，社區精細化治理的功能運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涉及多個環節和多方主體的互動。目前的研究多為靜態地描述其作用，對于社區精細化治理在具體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如社區精細化治理的實踐機制及其功能運行等，研究仍顯不足。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完善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信息化支撐的基層治理平臺，健全城鄉社區治理體系，為人民群眾提供家門口的優質服務和精細管理。”[14]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社區作為社會治理的基礎單元，其角色和定位不斷演變，也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和問題。第一，社區治理中的數據基礎不夠堅實，信息掌握不夠全面，這導致社區在面對復雜多變的社會問題時，難以作出精準的判斷和決策，難以滿足居民日益多元化、個性化的需求。第二，社區治理的多方主體之間存在著差序樣態，傳統的治理手段在面對這些復雜局面時顯得捉襟見肘，難以滿足當前對提升社區治理效能的迫切需求。第三，社區治理過于依賴行政力量和資源，導致駐社區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和居民等社會資源被邊緣化或未能得到有效整合。這種“懸浮化”現象使權力配置和資源協同缺乏精準性和有效性，社區治理難以真正貼近居民需求。第四，傳統的社區治理單元劃分較為粗放，各級部門管理職責界定模糊，社區治理職能碎片化，各個部分難以形成有效的協同和合力。第五，在社區治理效果評價方面，現有評價方式缺乏多方主體的有效參與，未能有效促進社區治理的持續改進，增加了社區治理成本，制約了社區治理水平的整體提升。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居民需求的日益多元化，傳統的社區治理模式已難以應對現代社區治理面臨的諸多挑戰。在這一背景下，社區精細化治理作為一種創新的治理模式，逐步登上社區治理舞臺，為解決社區治理問題提供了新的路徑。
本文構建了“問題—機制—運行”理論分析框架（見圖1），以社區治理存在的問題為導向，分析社區精細化治理的實現機制，并探析支撐社區精細化治理機制發揮實效的功能運行，其中的首要任務是明確社區治理的核心問題。數據基礎不堅實、多方主體協同不足、行政依賴過重等問題不僅影響了社區治理的效能，也制約了居民生活質量的提升。針對傳統社區治理面臨的復雜問題，社區精細化治理需要構建一系列的實現機制。除此以外，還需要探究支撐這些機制發揮實效的功能運行，包括機制的運行流程、各方的角色與責任、資源的配置與利用等。通過明確機制的運行方式和各方的職責，確保機制的有效實施和持續改進。
社區精細化治理邏輯
價值邏輯。社區精細化治理的價值邏輯在于以人民至上、為民情懷為指導，精準回應居民訴求。社區精細化治理的核心是人民至上，所有治理措施和政策都應以滿足居民的實際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參與社區治理的各部門應深入了解居民的生活狀況、需求和期望，制定更加精準、有效的治理策略，提升居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為民情懷是社區精細化治理的重要內涵，它要求治理者具備深厚的為民意識和服務精神，通過建立緊密的社區鄰里關系，增強居民之間的互助合作和信任感，形成共同參與、共建共享的社區治理格局，提升社區的凝聚力，為居民提供更加溫馨、和諧的居住環境。精準回應居民訴求是社區精細化治理的關鍵環節。參與社區治理的各部門通過建立健全居民反饋機制和訴求處理機制，可以及時了解并解決居民關注的問題，實現治理措施與居民需求的精準對接。這種精準回應不僅有助于提升居民的滿意度，還能推動社區治理水平的持續提升。
結構邏輯。社區精細化治理的結構邏輯主要體現在多方主體參與和網格化治理結構，整合各類資源，形成合力，確保社區治理的高效與精準。一是黨群動員的多方主體參與。黨組織在社區治理中發揮著領導核心作用，黨建引領能夠將黨的組織優勢轉化為社區治理效能。除了基層黨組織，社區精細化治理還需要政府、社會組織、駐社區企事業單位、居民等多方參與。這些主體在社區治理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其中，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公共服務，社會組織提供專業化服務，駐社區企事業單位為社區治理提供資源支持。同時，社區黨組織動員居民積極參與社區治理，激發社區居民的自治意識和參與熱情。二是精細的網格治理結構。社區網格化治理將社區合理劃分為若干網格單元，每個網格單元都配備了相應的治理團隊和服務力量，負責處理網格內的各類事務，定期巡查，走訪居民，了解網格內的實際情況和需求，及時發現和解決社區問題，制定相應的治理措施和服務計劃，實現社區治理的全覆蓋和精細化，提高治理效率。
運行邏輯。社區精細化治理的運行邏輯主要體現在精準摸底排查、精細化服務以及精準考核評價等關鍵環節上。這些環節相互銜接、相互促進，共同構成了社區精細化治理的運行體系。首先，精準摸底排查是社區精細化治理的起點和基礎，為后續的精細化服務和精準考核評價提供數據支撐。社區“兩委一站”工作人員通過深入社區、走訪居民、收集數據等方式，建立翔實的社區信息數據庫，全面了解社區的基本情況、居民的需求和問題，準確掌握社區的實際狀況，發現社區治理中的短板和不足，確保后續治理措施能夠有的放矢。其次，精細化服務是社區精細化治理的核心內容，要求社區治理主體根據精準摸底排查的結果，為居民提供個性化、精準化的服務。這些服務不僅涵蓋特定的公共服務，還包括優化社區環境、加強社區文化建設以及推動社區可持續發展等多元化內容。在此過程中，社區“兩委一站”必須注重服務的質量和效果，確保服務能夠切實滿足居民的實際需求。同時，建立健全服務反饋機制，及時收集居民的意見和建議，不斷調整完善服務內容和方式，從而持續提高居民的滿意度和獲得感。最后，精準考核評價是社區精細化治理的重要保障，要求社區治理主體建立科學、合理的考核評價體系，對社區治理的成效進行客觀、全面的評價。其核心在于“精益”，即通過精細化的考核評價，精準識別社區治理中的優點與不足，從而為改進社區治理策略提供有力依據。在此過程中，社區要保證考核評價的公正性和透明度，確保評價結果真實反映社區治理的實際狀況。基于考核評價結果，社區多方治理主體及時調整和優化治理策略，推動社區治理的持續改進和提升，以實現更高效、更精準的社區管理。
社區精細化治理機制的功能運行
隨著社區治理實踐的發展，社區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精細化治理機制，以提升治理效能，促進社區的和諧與發展。一是數字賦能的動態摸底機制。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對社區進行全方位的動態監測和數據收集，解決社區治理數據基礎不夠堅實的問題。二是黨群動員的差序協調機制。發揮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引導社區治理主體共同參與，形成合力。根據不同主體的特點和優勢，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高效利用，解決多方主體間存在差序樣態的問題。三是情感交融的走動協商機制。社區工作人員主動與居民進行面對面交流，了解他們的需求和意見，增強治理主體與居民之間的情感聯系和信任，解決治理的“懸浮化”現象。四是黨建引領的一網統管機制。以黨組織為核心，細分治理單元，明確職責和邊界，解決治理單元劃分粗放的問題。五是居民監督的考評改進機制。引入居民等多方主體對治理過程和結果進行評價和監督，從而真實反映社區治理的實際情況，解決考核評價未能有效促進社區治理持續改進的問題。依托數字賦能的動態摸底機制、黨群動員的差序協調機制、情感交融的走動協商機制、黨建引領的一網統管機制、居民監督的考評改進機制，有利于推進社區治理由傳統、粗放、被動的治理向現代、精細、精準、主動的治理有序轉型，不斷調整精細化治理的功能，使其動態適配當前社區精細化治理的應用場景。
社區精細化治理的精準靶點識別。依托科技支撐的動態化摸底工作機制，建立反映社區基礎信息和居民民情的民情圖、社區基礎信息臺賬和民情日記，以大數據等數字技術賦能社區基礎工作，幫助“兩委一站”動態實時掌握社區全方位的信息情況。
一是社區民情精準實時記錄更新，實現社區民情的靶向定位。隨著社區居民流動性、異質性、多元性的增強，社區民生保障、公共服務的訴求也更加多元化。在社區場域中，社區“兩委一站”既需要針對社區居民普遍訴求提供常態化的公共服務，也需要針對特殊群體的問題提供針對性的保障服務。社區居民戶信息臺賬、社區民情圖、社區民情日志等工作方法幫助社區工作者通過動態更新的統計數據，既能掌握所轄區域內居民的整體信息和普遍訴求，又能知曉居民的特殊需求，還能輕松應對社區人員流動性增強這一社區治理難點，使社區“兩委一站”在動態謀劃社區治理全局的同時，抓住了社區治理的關鍵點。
二是大數據賦能社區基礎工作信息化、數據化，實現社區治理民情底數細、風險防控排查上報快。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能夠對海量數據進行標準化、規范化管理。隨著數字技術在社區治理領域的應用場景愈加廣泛多樣，實現了社區基礎工作信息化、工作信息數據化，社區的情況可以以標準、規范的信息數據記錄在案、動態更新并可隨時快速查閱。大數據賦能社區治理工作，一方面極大節省了基礎工作所需的人力，提高了社區基礎信息排查核對的效率，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區人手不足的困境，推動社區開展其他更復雜、更迫切的工作；另一方面，大數據在社區治理各領域的充分應用，有利于全面、廣泛、綜合地收集社區居民的信息，如對社區居民進行數字畫像，能夠提前分析預判居民的生活狀況、服務訴求等更深層次的信息。
三是動態化、科技化的社區摸底工作，實現了精準快速識別社區治理和風險防范的漏洞，為填補社區治理漏洞贏得先機。社區民情的動態更新和大數據科技實時核查，實現了社區內部的閉環管理以及人、車、房、物互聯互通。綜合運用社區信息網、社區信息警務服務平臺等掌握社區實時動態，實現風險因素源頭治理，推動社區服務和管理精準化、高效化。人臉識別、大數據圍欄、紅外線感應等科技使社區能夠快速掌握并核對社區治理和風險防范的關鍵信息數據，提高了社區對于風險的研判能力。動態化、科技化的實時摸排、核實比對、動態更新為社區居民營造了更加安全、穩定的生活空間，實現對社區治理關鍵點的精確研判與定位，提高了社區精細化治理的系統性、全面性。
社區精細化治理的精確資源配置。社區黨組織與社區居委會、社區服務站的互嵌，充分發揮了基層黨組織的政治核心功能，提升了社區協調整合資源的能力，實現了社區資源的精確配置。201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和改進城市基層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確保社區黨組織有資源有能力為群眾服務。加強對社區的工作支持和資源保障，統籌上級部門支持社區的政策，整合資金、資源、項目等，以社區黨組織為主渠道落實到位”。社區治理的優化方向是多方主體、多重關系的縱合橫通和互動融合，而基層社區黨組織總攬全局、舉旗定向、協調各方、服務群眾等功能的發揮正是社區治理優化的“引擎”和保障所在。[15]黨對國家事務實行全面領導的制度體系賦予了黨在思想、組織、人事、財政、決策等方面的全面領導權力。[16]社區黨組織雖然并非國家公權力的組成部分，但在社區范圍內發揮著政治領導、組織動員和落實政策的作用。[17]社區黨組織書記與社區居委會主任一肩挑，“兩委一站”人員交叉任職實現了社區從領導、職務安排和工作體系的交叉嵌入，使社區黨組織的黨建工作融入了社區的日常工作和居民的日常生活，社區黨組織能直面基層居民的訴求，協調整合相應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通過共同開展活動、加強黨員教育等推進活動共建，整合盤活信息、陣地、文化、服務等實現資源共享。
在基層治理場域中，社區治理總體表現為基于行政邏輯的自上而下的“建構型自治”和“行政性自治”[18]，與此對應的，基層尤其是社區的社會力量發展滯后且整體薄弱，難以和強大的行政力量進行“平等”互動，也無法在黨政宏觀管理和社區微觀自治間尋找到“張力”之平衡點，[19]由此產生了社區治理場域中資源協調的差序格局。而黨建協調委員會機制彌補了社區社會力量薄弱的缺陷，其充分發揮黨組織統籌協調各方的功能，由街道黨（工）委統籌協調轄區單位資源助力基層社區治理，以各項黨建品牌活動為載體，引導社區黨組織與轄區單位本著資源共享、共駐共建的原則，廣泛開展共同服務居民、共創美好家園等互聯共建活動，鼓勵轄區單位投身社區建設，將轄區單位資源與社區治理、居民日常生活的需求有效對接，將治安維穩、科普宣傳、法律咨詢、人才招聘、勞動維權、環境綠化等服務送到社區居民身邊。
社區認同的心理與情感基礎。社區工作看似平凡，實則是關系民生、聯系民心的重要環節，社區工作將社區居民緊緊聯系在一起，形成居民的情感共識，構建互愛、互信、互助的社區生活共同體。
首先，社區工作者在社區工作中的在場化縮短了社區“兩委一站”與居民的時空距離，強化了與居民的情感嵌入。一是社區工作者在入戶走訪、社區主題活動日等場景的在場化，推動社區工作者代表社區“兩委一站”走近居民，與居民建立了面對面的聯系。二是運用樓門微信群等線上網絡媒介，社區工作者突破了時空的限制，與居民建立了全時段的聯系，進一步消除了與居民的時空距離，強化了社區居民與社區“兩委一站”溝通的情感基礎。
其次，社區工作者預先了解并回應居民的真正訴求，縮短了社區“兩委一站”與居民的心理距離，凝聚了居民對社區的心理認同。在日常工作在場化的基礎上，社區“兩委一站”以定期入戶走訪的方式，在社區治理過程中引入更多的情感動員、感化動員的因素，了解居民的真實訴求，充分考慮居民的情感要求，向前一步、主動治理，提前制定方案，減少隱患，提前做好居民的民生保供工作，如此實現社區“兩委一站”從物理空間的在場化真正走入居民心中，促使居民群眾從心理上信任、認同社區“兩委一站”，進而形成社區認同、社會認同。
最后，社區工作者在解決居民各種訴求的過程中與居民建立強聯系。一是“未訴先辦”超前考慮、提前辦理能夠有效解決的居民訴求，在解決回應的過程中提升社區居民對社區“兩委一站”的滿意度和信任度，同時提升基層黨組織及基層政府在居民心中的權威形象，強化心理認同和情感認同。二是直面“未訴先辦”難以解決的訴求。通過12345接訴即辦派單機制能夠將居民的訴求派單到社區，幫助社區居民和社區“兩委一站”建立強聯系。社區在通過“未訴先辦”、接訴即辦解決居民訴求的過程中，居民個性化、微粒化、原子化的個人訴求轉變為需要社區和居民共同面對、共同完成的訴求。社區層面能夠通過吹哨報到機制自下而上向有關上級部門反映基層問題，推動相關問題得以高效、妥善解決。
社區精細化治理的精微網格管理。以網格化管理為主軸的精微治理，實現了點對點促成基層政府行政力量和公共服務供給與居民個人訴求的精準銜接，[20]實現各方資源以網格為單位直面并回應居民訴求。
第一，黨建引領精微的網格管理，強化黨建網格，把支部建在網格上。以“社區黨委—網格黨支部—樓門黨小組”的三級黨組織建設強化社區黨建工作的覆蓋面，發揮基層黨組織推進基層治理、密切聯系群眾的引領作用。社區黨建的目標群體包括社區黨員和居民兩個部分，基層黨組織建設及一系列踐行黨的群眾路線舉措，密切了社區黨組織與社區居民的日常聯系，強化了彼此之間的情感紐帶。[21]依托黨群服務中心、居民議事廳等場地，網格黨支部書記聯系居民開展黨建相關活動，為社區居民融入網格、治理網格、建設網格提供平臺和場地，進一步凝聚居民的共識。“支部建在網格上”，使基層黨組織深入人民群眾，增強了社區居民黨員與社區黨委的聯系，以社區黨員為節點進而聯系匯聚其他居民，增強了社區凝聚力，提升了居民群眾對社區的認同感。
第二，社區微網格治理，注重自下而上發現和解決社區問題，第一時間回應群眾訴求。在共建共治共享這一目標下，網格化治理是以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為前提，強調公眾參與、社會協同的過程。[22]社區微網格治理細化了社區治理單元，在縱向上建設“總網格長—網格長—網格員—樓門（院）長”層次結構，為社區居民自下而上反映訴求提供了渠道，在橫向上將網格內的企事業單位、“七小”門店、物業、社區社會組織、居民志愿者等都納入網格治理范疇，連同社區居委會形成了多元治理主體。縱橫交織的社區微網格治理使網格化管理在行政主導的雙重嵌入、在社會自治的空間拓展中逐漸實現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雙向互動邏輯，政府與社會之間通過信息技術的應用在網格中實現了管理、服務的供給以及權利訴求的反饋。[23]
第三，以“網格化”＋“微信群”的模式夯實網格微治理成效。在細化社區網格的基礎上，選優配強黨支部書記或黨小組組長，建強專兼職網格員隊伍，建立網格便民服務微信群，搭建線上線下一體化的社區網格信息交流溝通平臺，隨時隨地了解群眾需求和困難，夯實網格黨支部書記、網格長、網格員等網格骨干的職責和權能。運用微信群開展宣傳、辟謠、提供咨詢等工作，提高社區治理時效，方便社區網格微治理，實現最知曉民意、最貼近民生、最解決民憂，以最快捷、成本最小的方式快速收集居民的訴求并給予回應，讓居民小事不出門、大事不出社區，實現社區網格員服務群眾零距離，達到信息全覆蓋、服務精準化。
社區精細化治理的精益效果評價。依托多元多維的參與式融入工作機制，動員激勵社區治理多方主體共同參與精細化治理成果的評價考核，調動社區居民的自治主動性，主動參與社區精細化治理工作。
一是厘清多方參與主體，以賽促考，激發多方主體，特別是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積極性、主動性。首先，社區是黨建引領、政府負責、社會協同的綜合治理場域。社區治理既涉及政府間的跨部門協同治理，也包括政府與市場的公私協同治理，還包括政府與社會的政社協同治理。[24]這要求社區厘清黨委、政府、市場組織、社會組織、居民在社區精細化治理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和發揮的不同作用，通過雙向壓實責任、雙向考核激勵、雙向評價等機制，調動各方主體參與社區精細化治理的積極性。其次，社區精細化治理離不開居民的參與和支持，傳統的社區工作考評機制無法帶動社區整體居民參與社區精細化治理，需要對居民自治的成果進行精準、多元的考評，真正考察社區治理的效果。社區“兩委一站”根據社區網格的不同類型以及網格內居民的不同特點，搭建居民便于參與、樂于參與的治理平臺，鼓勵各網格長帶動網格內的居民發掘自身資源和優勢，建立網格互評機制，由居民對自治成果互相評分，營造居民內的良性競爭氛圍，激發居民主體性意識覺醒。
二是打造多維考核評價機制。面對千變萬化的社區工作，除了要整合基層黨組織、基層政府、物業、駐區單位、居民等多方主體，還需厘清多方主體之間的權責關系和邊界，在此基礎上，設計精準的多維考核評價機制，促使多方主體主動發揮自身優勢，共同推動社區美好生活共同體的建設。首先，對于社區工作的評價，以“兩委一站”為主要評價對象，以居民評價為核心，整合街道評價、社區“兩委一站”自評、第三方評價等多方評價內容，及時評價反饋、檢查促使社區不斷提高服務的水平和成效。其次，對于由第三方提供的社區公共設施或公共服務的評價，給予社區“兩委一站”、社區居民一定的考評權，針對公共設施使用的便捷性、有效性開展社區層面的評價，促使第三方服務機構對相關問題進行及時整改，不斷提升服務水平和質量。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后疫情時代社區精細化治理轉型與能力建設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1BSH136；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博士研究生陳斯潔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9年11月6日，第1版。
[2]《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人民日報》，2020年11月4日，第1版。
[3]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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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董幼鴻：《精細化治理與特大城市社區疫情防控機制建設——以上海基層社區疫情防控為例》，《社會科學輯刊》，2020年第3期。
[7]陳思、凌新：《社會治理精細化背景下社會組織效能提升研究》，《理論月刊》，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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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and Functional Operation of Fine Community Governance
Xu Ming
Abstract: As the basic unit of urban governance, community governance ability and level are crucial to the life quality of residents and social stability. Fine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an upgrade of traditional governance model, aiming to achieve high efficiency and humaniz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through refined governance concepts and methods, so a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and meet the diversified needs of residen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ly on the dynamic mapping mechanism of digital empowerment, the differenti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Party and mass mobilization, the visiting and consulting mechanism of emotional integration, the network management mechanism led by Party building, and the evaluation and improvement mechanism of resident supervision, and constantly promote the eff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from traditional, extensive and passive governance to fine and active governance.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achieve accurate target identification and accurate resource allocation of refined community governance, consolidate the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basis of community identity, strengthen the refined grid management and lean effect evaluation of refined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Keywords: fine community governance, governance logic, functional operation
責 編∕韓 拓 美 編∕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