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當前以印尼為代表的東南亞國家陸續加入金磚機制，壯大了全球南方的力量，也將豐富全球南方國家進一步改善地區安全秩序的經驗。自冷戰結束后至今，作為全球南方重要組成部分的東南亞地區，維持了30多年的和平局面，備受矚目。這與東盟在其中發揮的建設性作用密切相關。東盟國家通過努力，推進亞太地區共同安全治理，改善地區安全秩序的經驗和啟示值得重視。東盟推進亞太安全共同治理的重要做法包括：推進包容性的亞太安全觀，擴大亞太綜合安全合作，構建亞太安全合作架構，培育亞太安全合作習慣等。其對全球南方國家的啟示是：擴大地區共同安全利益，接受地區規范的共同制約，降低東盟國家協調大國關系壓力，突破亞太共同安全治理的瓶頸。

關鍵詞:東盟 全球南方 亞太安全共同治理 經驗啟示

【中圖分類號】D8 【文獻標識碼】A

2024年10月2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喀山會展中心出席“金磚+”領導人對話會，并在題為《匯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 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全球南方群體性崛起，是世界大變局的鮮明標志。全球南方國家共同邁向現代化是世界歷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類文明進程中史無前例的壯舉。同時，世界和平和發展仍面臨嚴峻挑戰，全球南方振興之路注定不會平坦。作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陣，我們要展現集體智慧和力量，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挺膺擔當。”東盟是全球南方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2025年初印度尼西亞成為金磚正式成員，加之馬來西亞、泰國獲得金磚伙伴國的身份，金磚合作機制和全球南方國家的陣容進一步擴大。全球南方國家如何團結一致，改善地區和全球秩序？東盟國家通過努力，推進亞太地區共同安全治理，改善地區安全秩序的經驗和啟示值得重視。

東盟推進亞太安全共同治理的做法

東南亞地區在后冷戰時期維持了30多年的和平局面，在此過程中，東盟發揮了重要作用。近年來，中美在東南亞的日趨激烈的戰略博弈，以及緬甸危機等內部問題等，對東南亞地區秩序造成負面影響。但是，東盟所倡導推行的亞太共同安全治理，即通過與大國的制度化安全合作，推進大小國共同治理的亞太安全合作，在防止地區安全秩序進一步惡化方面起到積極作用。其主要做法：

推進包容性的亞太安全觀。東盟根據內外形勢的變化，尤其是自身一體化和地區合作成員不斷擴展的需要，自主地動態調整其安全觀，使其容納和協調更多具有不同安全觀的地區內外相關方，擴展共同安全利益，為共同安全治理提供可接受的安全觀。東盟1967年剛成立時處于冷戰兩極格局時期，面臨越戰、柬埔寨戰爭等重大安全沖突的威脅，其安全觀主要強調國家生存和地區抵御力，更注重傳統安全。1975年越南戰爭結束后，地區安全環境趨于緩和，東盟基于自主性安全觀的實踐嶄露頭角，比如東盟在1971年發布《和平自由中立區宣言》（ZOPFAN），1976年提出《東南亞和平與中立條約》（TAC）等。冷戰結束后，美國領導的全球化興起，東盟自身實力有所上升，在地區安全上發揮建設性作用的空間擴大。在此背景下，東盟安全觀的內涵進一步豐富，主要是對內包容性和對外協調性。東盟為了實現讓全部東南亞國家都成為其成員國的目標，在安全觀上淡化意識形態之爭和國家間沖突，將越南、老撾、緬甸、柬埔寨吸納為成員。為了實施更加平衡的大國戰略，東盟結合自身需求，吸收并接納新的安全理念，以協調內外充滿多樣性和異質性的各利益相關方，擴展共同利益，維護地區穩定。比如，東盟接受了西方國家強調的綜合安全、合作安全、人的安全，也尊重中國提出的新安全觀。再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東盟更加強調經濟安全和地區經濟合作。2019年東盟針對美國同盟體系實施的“印太戰略”，出臺《東盟印太展望》（AOIP），強調包容性地區秩序，嘗試協調中美在東南亞的戰略博弈。但是，東盟安全觀是有選擇的，強調自主性的。比如東盟并不贊成美國的冷戰思維與零和安全觀，對中國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也持謹慎態度。

推進亞太綜合安全合作。東盟擴展地區安全共同利益，實施共同安全治理的主要做法是擴大安全合作領域，推進綜合安全合作。綜合安全合作主要是傳統安全合作與非傳統安全合作兩大領域。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形成的亞太安全對話與合作機制中，東盟主要嘗試推動建立地區安全規范和非傳統安全方面的合作。比如1994年成立的東盟地區論壇（ARF）主要推進建立信任措施（CBM）和預防性外交（PD）。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成立的東盟+中日韓合作（APT）主要集中在經濟安全方面。2003年“非典”疫情暴發后，東盟國家加大對公共衛生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同時，東盟推進的地區安全合作，向傳統安全領域、新興問題領域拓展。比如，2005年成立的東亞峰會（EAS）主要對地區發展和安全問題進行戰略探討，東盟就廣泛的經濟、政治、生態和其他問題方面提出新的議題，推動各國加強在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生物多樣性保護、糧食和能源安全等全球問題上的溝通合作。2010年，東盟防長擴大會（ADMM-Plus）成立，圍繞人道主義援助和救災、海上安全、軍事醫學、反恐、維和和人道主義掃雷行動等六大領域開展了務實合作，成為亞太地區重要的新興多邊安全合作機制。2019 年，《東盟印太展望》（AOIP）提出在海洋、經濟、互聯互通和可持續發展等領域加強與域外國家的對話與合作。2020年后，東盟進一步推進新冠疫情防治，加強經濟安全如產業鏈安全，抵御烏克蘭危機及巴以沖突等地緣政治風險，以及嘗試協調中美競爭性戰略博弈等戰略性風險的合作。總體上，東盟提出的安全合作倡議，多被亞太國家接受。

構建亞太安全合作架構。以東盟為中心的亞太地區安全合作架構，指的是東盟在冷戰后建立并主導的一整套旨在維護地區共同安全的合作機制。[1]

這些機制主要包括：一是1994年成立的東盟地區論壇（ARF）。ARF作為識別和應對現有及新興安全挑戰的重要平臺，通過加強信任建設措施和采取具體步驟以促進預防性外交，包括通過有效實施《河內行動計劃》以落實東盟地區論壇愿景聲明，并致力于改進工作方法，以及在東盟地區論壇（ARF）中實現實質性成果。二是1997年成立的東盟加中日韓合作（APT）。其建立的初衷是維護東亞經濟安全，目前主要功能是作為推進共同體建設、經濟一體化、發展合作和能力建設的工具。三是2005年成立的東亞峰會（EAS）。其作為由領導人主導的就政治、安全和經濟問題及合作進行戰略對話的論壇，將東盟、中、日、韓、澳、新、印、美、俄等納入其中。四是2010年成立的東盟防長擴大會議（ADMM-Plus）。其主要功能是推動東盟的區域架構愿景，加強東盟中心地位，致力于提高區域應對當前和未來挑戰與機遇的能力。[2]

該安全架構具有明顯的地區特點：一是從發展態勢看，從1994年算起該架構的建設已超過30年，在發展演進中趨向成熟，如果地區格局不發生根本性顛覆則將持續發展。二是從發展模式看，該架構并非單一機制的單向發展，而是多個機制先后建立后并行交織發展，在任務和使命上各有側重，是一種類似同心圓的多層嵌套的多邊主義。三是從發展動力看，該架構符合亞太地區多樣化特征、國際格局現狀和復雜戰略博弈關系，尤其是得到中國等大國的支持，具有生命力。

培育亞太安全合作習慣。東盟通過各種機制性的官方會議，跨國智庫論壇和社會網絡，培育亞太國家進行安全合作的習慣，以期形成合作型的亞太安全文化。其主要做法，按從易到難、從初級到高級，從務虛到務實劃分，依次包括：一是共享地區安全動態信息。該架構的每個機制都有機制化的智庫對話、工作組會議、高官會議、部長級會議以及領導人級別的會議，雖然東盟架構一直被批評為“會議太多”“疊床架屋”“清談館”，但它們至少發揮了信息溝通的作用，提供了競爭對立型安全架構所不能提供的區域公共安全產品。如東盟組織的二軌安全對話，為東盟安全合作提供了共同治理的思想基礎。二是培育地區共同安全的認同。其實，尊重并支持東盟中心地位本身，就是大小國家擁有地區安全認同，尊重東盟安全觀的體現。在此基礎上，該架構還發展了“合作安全”等地區共同安全治理的共有理念。如東盟地區論壇就是“以對話增互信，以合作促安全”。[3]三是識別區域安全問題，經過智庫討論、會議機制磋商，以及層層上傳，一般會在部長級會議或領導人會議上提出現階段地區面臨的共同安全問題，如新冠疫情、烏克蘭危機等。四是在某些領域采取共同行動。該架構的共同安全治理的行動主要集中在非傳統安全領域，比如海上救災演習等。2023年的東盟團結演習“納土納”重點演練非戰斗行動，如聯合海上巡邏行動、醫療后送、搜索和救援（SAR）以及人道主義援助和救災（HADR）演習。[4]

東盟推進亞太安全共同治理的啟示

作為全球南方國家的主體之一，東盟在其創設的架構內，推進大小國共同治理亞太安全的創舉，對于維護自身安全乃至亞太地區安全方面，起到一定成效。本質上，全球南方所追求的安全，不是全球南方自己的安全，而是發揮全球南方國家的自主性，推進更大范圍乃至全球范圍的安全。

啟示一：擴大地區共同安全利益

東盟將各方拉入其主導的亞太安全對話與合作體系，通過加強多利益相關方整體的相互依賴關系，降低本地區的安全風險。比如，1994年建立的東盟地區論壇（ARF）是東盟在亞太地區建立的重要的多邊官方安全對話與合作機制，目前已經有27個成員。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東盟與各對話伙伴國陸續建立了“10+1”的合作機制，并且陸續創建一系列東盟組建主導的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將這些對話伙伴國納入其中。這些伙伴國覆蓋范圍從中國、日本、韓國，到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再到美國、俄羅斯，以及英國、法國和德國等歐洲重要國家。東盟與這些國家分別展開多領域多層次的安全對話與合作，同時加強與它們在多邊機制內的安全對話與合作，總體上形成一種以合作為主、相互交錯的網狀地區安全關系。這種網狀地區安全關系不同于冷戰時期陣營分明的對立型地區安全關系。前者安全利益關系相互滲透、相互連接，牽扯制約，不易做非此即彼的區分，從而提高地區安全穩定性。東盟利用這種以自己為樞紐的網絡地區安全關系，在擴大地區共同利益，防范“相互依賴武器化”方面取得一定成效。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加速經濟制裁和政治操弄，推行保護主義，切斷和破壞經濟全球化進程，以相互依賴“武器化”重置全球化[5]，使得亞太地區地緣政治經濟風險驟然攀升。在此背景下，東盟自2012年起啟動“地區全面經濟伙伴協定”（RCEP）談判，并于2021年簽約實施，形成包括東盟十國與中日韓澳新五國的世界上最大的自貿區。RCEP歷史性地推進了地區經濟一體化，加強了地區產業鏈和供應鏈的韌性。

啟示二：實施大小國共同治理

長期以來，亞太地區安全秩序都是大國主導，小國很難發揮什么作用。冷戰結束后，亞太中小國家參與地區治理的意愿上升，希望能有合適的機制參與其中。而亞太地區安全秩序主要是美國軍事同盟體系，形成美國軍事同盟體系對抗其他的對立性地區安全結構，將更多的國家排除在外。這決定了美國軍事同盟體系不是地區共同治理，充其量是部分治理。在美國奧巴馬總統剛上臺時，一度有美國學者以及副國務卿佐利克提出中美共同治理的G2機制[6]。但該想法既不現實又沒可能在兩國被接受，因而曇花一現，并且走向該想法的反面——當前現實是中美戰略競爭加劇。因此從地緣政治和大國博弈的角度看，在亞太地區很難形成大國共同治理，更不可能主動分享權力，建立地區安全共同治理機制。但是，以東盟為中心的亞太安全架構突破了地區安全治理的“大國魔咒”，奇跡般地建立了將中美等方都包納其中的新型網絡地區安全結構。該架構與美國主導架構的最大不同之處是主導者不同，進而導致治理結構也不同。東盟架構是東盟主導、大國配合，其治理結構是在東盟規范下的大小國共同治理。事實上，沒有大國的承認和支持，東盟也無法主導地區合作進程。2008年東盟中心地位的確立是東盟架構發展的里程碑，意味著東盟中心地位成為該架構的標識。此后，東盟更加明確地以中心地位為名，推進地區安全治理合作的機制建設，促進共同安全利益、共同制約機制和共同安全治理架構的相互促進。

啟示三：接受地區規范的共同制約

包括東盟成員和大國成員的各方都會受到機制規范的制約，不是僅僅制約大國，而是大小國一起約束。當前相關研究更強調該架構對大國行為的制約，很少提及該機構對東盟成員的制約。實際上，該機制在制約大國的同時也制約了東盟國家。因為只制約大國而不制約小國的冒險或過激行為，同樣起不到共同制約的作用。共同制約是該架構的模式特點決定的：該架構是有別于美國主導的亞太（印太）同盟體系，并與其并行發展。美國的亞太（印太）同盟體系重點維護該霸權體系的共同安全，而不是所針對的第三方目標的安全，不是地區的共同安全，這也是造成地區整體不安全的根源。而以東盟為中心的亞太安全架構，聚合各方于一個合作平臺，強調的是地區共同安全，建立和實施的是共同制約規范，尤其是對大國行為的制約。該機制以東盟為中心，以東盟安全共同體建設為原點，以地區共同安全為目標，以“東盟方式”為原則，以多個機制年度會議為運行機制，以具體合作為支撐。這套規范既然以東盟為原點，那么東盟首先就要遵守，保持公正和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才能提高在地區安全秩序治理中的合法性和道義性。不然就難以規范大國，也難以得到大國的配合。總的來看，該架構增強了東盟架構在地區安全治理方面的影響力。這主要體現為大小國對地區安全秩序影響權重的此消彼長，即本架構在降低大國對地區安全秩序影響權重的同時，也提升了中小國家的權重。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地區任何單一大國以及美國軍事同盟體系對本地區安全秩序，以及對中小國家的直接操控或主導。

啟示四：降低東盟國家協調大國關系壓力

當下，中美戰略博弈是影響地區與全球秩序的最重要變量，有不少國家擔心要加入“選邊站”的零和博弈。東盟推進亞太安全共同治理的地區架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大小國關系的不對稱性，減輕了東盟國家在大國博弈間的選邊站壓力。比如，東南亞國家在冷戰期間不得不在兩大陣營之間選邊站，成立初期的東盟實際上選擇了美國陣營。東盟國家依托亞太安全共同治理的架構，得以在大國之間更為巧妙地保持中立和平衡。東盟還積極加強與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域外國家的合作，引入更多外部力量以校準自身的主導權，從而抵御地區秩序的潛在破壞性影響。[7]另外，東盟積極推進亞太地區安全合作，通過建立信任措施，預防性外交和沖突管理等安全合作，充當大國之間“超級聯系人”的角色，并敦促中美在敏感和沖突問題上采取克制行為。這有利于降低相關國家采取極端行為的風險，降低沖突可能性。2024年以來，尤其是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后，東盟國家一些領導人傳達對中美戰略博弈加劇的擔憂，以及不選邊站的態度，并希望美國關注東盟地區事務，并在地區共同安全治理中發揮建設性作用。

啟示五：突破亞太共同安全治理的瓶頸

東盟能在美國霸權體系下實現亞太安全合作架構，是地區安全秩序的重大進步，但也面臨發展瓶頸。該架構內共同安全治理的層級比較低，內容比較有限。一些國家對東盟中心地位的支持主要在政策宣示層面，在重大問題上難以達成共識，缺乏實際行動，甚至有意破壞東盟的中心地位，不遵守共同規范。而東盟內部的緬甸國內危機久拖不決，東盟方案難起用，也弱化了東盟中心地位的合法性和共同治理的效用。進而言之，大國關系的變動以及大國調整東南亞政策往往會與東盟的地區安全目標發生沖突，對東盟中心地位和共同治理機制產生沖擊。這增加了東盟在維護區域安全方面的復雜性和難度，也使得共同治理的程度非常有限。近年來最突出的案例就是美國為了推進“印太戰略”，先后建立美日印澳四邊安全對話（QUAD）、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等小多邊安全機制，聚化并擴展其在本地區的同盟體系，撼動了亞太地區共同安全的基石，嚴重削弱了東盟主導的亞太安全架構。從這個意義上看，東盟更應堅持“東盟方式”[8]，對內加強一體化，對外展現戰略自主性。其實，早在2015年11月，《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2025藍圖》就指出“加強東盟在塑造開放、透明、包容以及基于規則的不斷演變的區域架構中的中心地位”，“加強東盟主導機制的有效性”的若干措施。總體上，在中國長期而堅定的支持下，東盟推進亞太安全共同治理將是一個長期主義，不斷調整迭代，與全球治理共同進化的歷史進程。

【本文作者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副院長；本文是2020年國家社科重大項目“印太戰略下‘東盟中心地位’重構與中國—東盟共建‘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項目編號20&ZD145）的階段性成果；感謝北京大學“東盟學”課題組成員的貢獻】

注釋略

責編：李 懿／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