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出生的我，對家的認識，是從老鄉身上學到的。
我的老家山東菏澤巨野縣，往西不遠，就是河南蘭考。
小時候的夏天，我有時和種瓜的老爺爺住在瓜地里，愜意，過癮。為啥呢？可以學手藝。什么地種瓜，什么地種花生，哪種瓜喜水，哪種瓜喜旱，都是跟種瓜的老爺爺學的。要是住在打麥場，我就跟開拖拉機的叔叔們學幾手。白天，跟他們學怎么犁地；晚上，跟他們睡一個炕上。我們沒有血緣關系，但是像一家人。
1975年3月8日，我在二炮7784部隊戰士業余宣傳隊光榮入黨。當天，我給在貴州凱里的父母發電報說：“爸爸媽媽，我成為一名正式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了。”母親很快回了一封電報，三個字：“好好干！”高興、祝福、希望，他們所有想表達的感情，都在“好好干”三個字里。
我的岳父是國民黨軍起義的軍官，他人生的最后幾十年一直積極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70歲時終于如愿。到老年時，他的視力退化嚴重。他是用收音機聽完了電影《焦裕祿》，還寫了一篇《我聽〈焦裕祿〉》。這是對我這個晚輩極為深沉的愛，我很感動。
岳父問我，焦裕祿的孩子是誰演的？我說，都是當地老百姓的孩子。他又問，焦裕祿要住院了，老百姓去送他，那個場景有上百人嗎，是演員嗎？我說：有100多人，都是當地老百姓。當年送過焦裕祿的老百姓，聽說要拍焦裕祿的電影，把自己的子女送來參演。演的時候，導演不用說戲，當時是什么情景，該穿什么衣服，手里該拿什么東西，他們的父母早早就交代清楚了。仔細想想：這不就是家風、家教嗎？這上百人的場面，背后又是多少個普通人家呢？
什么是家？看看我們的漢字就知道了。幾千年前的甲骨文里，“家”的上半部分就是“宀”，說明家是遮風避雨的地方。甲骨文、金文、篆書、隸書、楷書，“家”的寫法略有不同，但總是象征著安定和溫暖。
我喜歡演戲。生病那段時間，看人家演戲，我眼饞、著急。一吃上劇組的盒飯，就不鬧心了，感覺自己的生命還有價值。我的每一個角色，都有家人的支持。
我的愛人海丹當過演員，是我演新戲的第一個觀眾，也是十分苛刻的觀眾。評價我的藝術創作，她一點都不客氣。她最不滿意我演的馮石，因為當時我沒有下決心減肥。能做到而沒有做到，不可原諒。放療的傷害，給我帶來了嚴重的口腔后遺癥，影響了念臺詞。她找了很多書，“強迫”我每天練習說話。長的文章，一天念好幾遍，短的文章，一天也念好幾篇。
我生病的時候，兒子正讀中學。他的媽媽要照顧我，他只能跟姥姥住在一起。讀初二時，他在作文《家》中寫道：“這就是我的家，在我最困難的時候，給我溫暖、幫助、自信的地方。”我對兒子有虧欠。或許，他在那時候失去的，終將成為一筆金錢換不來的財富。
追求真善美是文藝的永恒價值，講述真善美的家風故事，是文藝工作者的職責。小時候，我最喜歡看小人書《岳母刺字》。岳飛跪在地上，岳母在他的背上刺下“精忠報國”四個字。這幅畫面，記憶猶新。我看的第一部電影是《自有后來人》，走出縣城電影院，李鐵梅、李玉和、奶奶的形象在我腦海里一直揮之不去。他們塑造了我對革命家庭的印象。
回頭看，我演過的人物，很多都與家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戲里面，中國人的家庭、家教、家風多多少少有所體現。
我在《封神第一部：朝歌風云》里演周文王。他希望自己的國家富強，希望人民過上好日子，為了自己的孩子能夠離開朝歌，他承受了人類無法承受的奇恥大辱。從周文王身上，可以看到3000多年前中國人的家風。
我演過李大釗。小女兒去世，他很悲痛，但他沒有撲向女兒的身體，而是哭都哭不出來。走進法庭，他突然聽到孩子們叫“爸爸”，很意外，又盡量讓自己保持鎮定。李大釗是革命者，也是充滿深情的丈夫和父親，他是早期革命領袖，也是隨時準備赴死的戰士。因為他知道，他的小家與國家緊密相連。
楊善洲退休了，沒有在城里養老，而是選擇上山種樹。朋友勸他，他說：共產黨人的職業病就是自找苦吃。自找苦吃的不只是他自己，也包括他的家人。電影《楊善洲》里面，他的愛人有一句話：咱們的楊書記不是咱們家的書記，是老百姓的書記。的確如此。女兒想要一個城市戶口，楊善洲沒有答應。后來，女兒在給他的一封信中寫道：你這樣做，我們都理解，但作為你的孩子后代，我們也不容易。讀了這封信，楊善洲一宿沒睡。這是真實發生的事情。
今天，楊善洲的女兒女婿們仍是普通的農民、工人、鄉村教師。他們默默做事，沒有人沾楊善洲的光。
我還演過外交官。在《萬里歸途》中，我演的外交官無論如何都要把同胞帶回祖國，這是他們的職責和使命。因為，祖國就是我們的家。
作為普通人，我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體現在生活的點點滴滴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的家人、我們的身邊人。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大家一起作貢獻，我們的國家更好了，民族富強了，小家的日子會越來越好。
每個人的小家，都與國家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