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侃（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院長）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加強邊疆史和邊疆治理相關的多學科研究，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為我們加強邊疆史研究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為海洋大國，我國有著萬里海疆。深化海洋史研究、開創中國海洋史研究新局面，是推動邊疆史研究高質量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海洋是人類活動、生態變遷、技術演進、文化交流和政治博弈的交匯點，單一學科方法難以全面揭示海疆變遷和海洋文明的復雜性和動態性，海洋史必然是多學科融合的研究領域。從20世紀末開始，我國學者依托中國史、世界史、考古學等學科力量，組建科研團隊深化中國海洋史研究，關注中國海洋區域與陸地區域、中國海洋區域與海外國家（地區）之間經濟、社會、文化的互動，逐步打通歷史學與其他海洋分支學科的連接。中國海洋史研究在海域史、海事史、海洋移民史、海洋經濟史、海洋文化史、海洋歷史人文地理、海洋考古等方面推出了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科研成果。
當前，面對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重要使命，中國海洋史研究亟待大力加強多學科融合，實現范式轉變，提高研究質量和水平。具體來看：第一，海洋史和環境史結合，可以形成海洋環境史。該領域能夠整合氣候學、地質學與人類活動記錄，重建古代海岸線，研究海洋生態變遷與人類活動的雙向影響，揭示季風、洋流、珊瑚礁如何深刻影響人類航海活動，漁業、航運、填海等人類活動如何反塑海洋生態等。第二，海洋史與科技史結合，可以形成海洋技術史。該領域能夠根據造船文獻或航海日志，結合物理學的流體力學、材料科學和船舶工程學等理論，模擬航海技術并驗證其適航性。還可以討論中國水密隔艙技術、歐洲多桅三角帆等技術選擇所反映出的中西方歷史上不同的海洋戰略。第三，海洋史和計量史結合，可以形成海洋社會經濟史。該領域能夠運用統計分析、經濟模型、數據庫構建等量化方法，研究貿易、漁業、航運等海洋經濟活動的長期演變。比如，可以借助地理信息系統、社會網絡分析和文本挖掘技術，實現中外海洋文明時空演變、貿易路線或港口城市變遷等的可視化。同時，通過分析沉船船體木材（比如樹木年輪測年）、貨物成分檢測（比如瓷器釉料溯源）等方式，還能夠追溯沉船貨物的來源與貿易網絡等。第四，海洋史和生物科學結合，可以形成海洋生命史。該領域能夠借用分子人類學的DNA技術分析殼丘頭遺址群的人骨、動物骨頭、貝殼堆積，為南島語族的起源、擴散及與其他族群的互動提供關鍵證據。此外，還可以憑借同位素檢測和生態學分析追溯海洋生態變遷與人類適應、古代海洋生物的遷徙與人類飲食結構變化等問題。第五，海洋史與水下考古結合，可以催生海洋文化遺產保護的新方法與新領域。水下考古利用機器人探測、聲吶技術研究沉船與海底遺址，能夠實現水聲通信技術、海洋信息技術、水下機器人等技術的融合。另外，中國南海、東海以及其他水域已經發現了歷史上的大量沉船，據統計，這些沉船船貨數量大，出水文物的保護修復工作刻不容緩，海洋文化遺產保護大有用武之地。
海洋史研究的多學科融合前景廣闊，但實踐中仍存在諸多問題。比如，歷史學與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差異大，需探索建立有組織科研的體制機制，推動歷史學與海洋科學、材料科學、生物學、計算機以及社會學、經濟學、法學等領域專家進行團隊建設、合作攻關，凝練大課題、構建大平臺、探索大問題、創立大理論。另外，海洋史研究的資料分散，航海日志、海關檔案、民間文獻、口述資料、海洋物質遺存等屬于不同性質的史料，差異性很大，標準化處理較為困難，因此要打破“信息孤島”，建立跨學科、跨區域、跨語種的研究聯盟，搭建開放數據庫，實現“數據共享—方法融合—理論創新”的學術創新。
綜上，海洋史研究的多學科融合不是簡單的“加法”，而是催生新范式、新理念的“乘法”。中國海洋史研究工作者要以開放包容的學術精神，共同開創中國海疆治理和海洋史研究新局面，為積極推動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提供中國模式、貢獻中國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