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伴隨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深水區，亟需具備綜合實力和制度創新能力的經濟大省率先破題，主動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謀求突破。面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的趨勢，數字經濟成為落實國家戰略目標、破解發展難題的重要抓手。北京憑借雄厚的科技實力和豐富的數據資源，著力從數字基礎設施布局、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平臺生態系統構建與高效制度供給四方面采取措施，有力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發揮對區域乃至全國的示范引領和輻射帶動作用。
關鍵詞:數字經濟 新質生產力 經濟大省 帶動作用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識碼】A
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深水區，亟需具備綜合實力和制度創新能力的經濟大省率先破題，主動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謀求突破。基于舉足輕重的經濟地位、科創能力、外資吸引水平、消費規模和基建需求[1]，經濟大省肩負著促進區域經濟持續向好和活力增強的重要使命。
2025年3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強調，“圓滿實現‘十四五’發展目標，經濟大省要挑大梁。”這意味著，經濟大省不僅要在體量上撐起發展大盤，更要在結構轉型、制度創新等方面發揮引領作用。
面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的趨勢，數字經濟成為落實國家戰略目標、破解發展難題的重要抓手。世界主要國家紛紛制定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并出臺鼓勵政策，以搶占數字經濟發展制高點，推動生產力躍遷和產業鏈全方位重塑升級[2]。其核心邏輯在于，數字經濟中數據作為新生產要素可以更好地賦能生產力升級、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能夠為新質生產力形成提供實體基礎、數字基礎設施能夠為新質生產力形成提供平臺支撐[3]，通過重構生產要素和重塑生產關系，能夠系統性破解改革發展中的深層矛盾。
根據工業和信息化部電子第五研究所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報告（2024）》顯示，2023年北京數字經濟占GDP比重已超過50%，發展水平接近美歐等發達國家水平，指數優勢十分明顯[4]。2024年，北京市數字經濟增加值達2萬億元，同比增長7.5%左右，有力支撐了首都經濟高質量發展。其中信息軟件業，2024年營業收入突破3萬億元，成為第一支柱產業[5]。北京基于雄厚的科技基礎、豐富的數據資源著力從數字基礎設施布局、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平臺生態系統構建與高效制度供給四方面的采取措施，有力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打造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雙輪驅動”的樣板示范城市；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發揮對區域乃至全國的示范引領和輻射帶動作用。
新型基礎設施筑基
新型基礎設施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底座性力量”，其完善程度直接決定著技術創新的演進速度、產業結構的轉型深度與治理體系的智能化水平。隨著數字技術加速與經濟社會深度融合，基礎設施建設正在從“物理空間”向“數據空間”拓展，成為推動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支撐。新型基礎設施強調以連接為基礎，以計算為核心，能夠助力數據感知、連接、匯聚、融合、分析、決策、執行和安全等環節，以提供智能化產品和服務為最終目標的新一代數字基礎設施體系[6]。然而，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具有前期投入多、技術迭代快、融資體制不完善、商業閉環不完整等特征。盡管可能面臨諸上挑戰，北京在新型基礎設施領域率先布局，通過算力網絡化、空間數字化、終端智能化三位一體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探索破解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面臨的物理空間約束與資源錯配難題，為全面深化改革注入技術確定性。
以算力網絡化構建全域協同的智能中樞
北京著力構建集信息計算力、網絡運載力、數據存儲力為一體的算力基礎設施底座，以建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區域協同智算高地。通過建設算力互聯互通和運行服務平臺，北京整合了全市5.6萬P（算力單位PETAFLOPS）的算力資源，在供給端實現異構資源的統籌集成，在需求端通過市場化機制實現高效配置，廣泛賦能大模型企業、科研機構和“專精特新”中小企業，推動智能制造、金融科技、智慧醫療等重點領域的數智化轉型。此外，《北京市算力基礎設施建設實施方案》的發布，進一步強化了北京算力資源“一廊四極”的空間結構，即以中關村科學城為核心算力走廊，協同懷柔科學城、未來科學城、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下文簡稱經開區）、首鋼園四極聯動，推動城市級智算能力高效布局與精準供給，支撐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興產業發展。
以空間數字化重塑城市運行的系統范式
2020年9月，北京在經開區率先規劃建設全國首個高級別自動駕駛示范區，通過推進“聰明的車、智慧的路、實時的云、可靠的網和精確的圖”五大專項工作，構建了全球首個涵蓋“智慧道路-智能汽車-云端平臺”的車路云一體化技術標準體系，形成了以系統感知、智能響應、協同決策為核心的新型交通基礎設施網絡。目前，示范區已實現600平方公里范圍內的智能化設備部署，累計形成70余項標準成果，在建設指南、測試規范、數據質量等方面樹立了全國標準。此外，示范區的優質經驗已具備溢出效應，推動智能網聯創新港、汽車產業總部基地、前沿技術研發基地、高端制造示范基地、產業生態配套基地“一港四基地”的產業空間格局不斷完善，形成高質量的空間產業集聚效應。
數據要素破局
在全面深化改革進入系統性重構和集成性突破的深水區背景下，亟需培育和釋放新型要素活力。數據要素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的重要生產力和關鍵生產要素，在提升效率、支撐增長、滿足需求等方面都能發揮促進作用[7]。根據《全國數據資源調查報告（2023年）》顯示，我國數據資源“產-存-算”規模優勢基本形成，數據“供-流-用”各環節主體逐漸豐富，但仍然存在數據有效供給不足、算力布局需適度超前、數據多元流通模式待完善、數據應用價值有待釋放等問題。北京緊扣數據要素市場化改革主線，通過制度供給、平臺搭建與應用場景落地布局，持續完善“確權-定價-交易-共享”的數據要素全生命周期治理，從數據產權和收益分配制度、數據資產價值實現、公共數據開發利用、數據要素市場、數據服務產業、數據要素安全監管治理和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相關舉措，為推動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探索出具有示范意義的“北京方案”。
構建數據基礎制度體系
為了充分釋放數據要素價值，北京持續深化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著力推動構建以“數據二十條”為核心的數據基礎制度體系，以制度創新培育發展新動能。2022年發布的《北京市數字經濟促進條例》，對數據要素的安全保護、開發利用、市場培育、收益分配，以及公共數據的互聯互通等提出了統籌要求。為促進政企數據融合應用，培育和帶動數字經濟產業發展，《關于推進北京市數據專區建設的指導意見》強調了數據專區建設的重要性，并對專區組織管理體系、數據供給機制、運營服務能力、數據使用管控、安全管理能力和保障做出作出了系統部署。在此基礎上，2023年通過印發《關于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進一步加快發展數字經濟的實施意見》，進一步完善了數據產權和收益分配制度、數據資產價值實現方式、公共數據開發利用途徑、數據要素市場培育發展和數據服務產業發展路徑等。為了加快探索各行業、各領域的數據要素應用場景，充分發揮數據要素的“乘數效應”，2024年《北京市“數據要素×”實施方案（2024-2026年）》的出臺，強調了數據要素的放大、疊加和倍增作用。同時，北京首創公共數據授權運營新模式，支持各區結合區域特色和資源稟賦，開展公共數據工作的專區授權運營，創新“政府授權-平臺交易-應用賦能”模式，實現從“數據資源”到“數據資產”的制度性轉化，以引導數據要素價值釋放。
打造高質量數據交易平臺
為了強化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北京依托“一區三中心”（國家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綜合試驗區、國家數據管理中心、資源中心、流通交易中心）的戰略布局，搭建了多層次數據交易體系。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基于國內首個“可用不可見，可控可計量”的自主知識產權數據交易平臺IDeX系統，通過創新“數據元件”標準化交易模式，將原始數據加工為可定價、可流通的標準化產品，形成涵蓋數據采集、加工、流通、定價、評估等環節的一體化交易體系，形成了高質量的數據交易平臺和市場樞紐。截至2024年底，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累計備案交易金額近100億元，上架數據產品超3000個。同時，2024年3月底，北京通過公共數據訓練基地試點建設，落地了人工智能數據訓練監管沙盒機制，為全市數據的安全流通打造了安全傳輸平臺。此外，圍繞數據資產入表、入股、交易和融資等問題，北京正開展司法保護的全鏈條探索，未來將陸續出臺系列法律、規章和標準規范，重點解決數據產權保護、流通交易和收益分配機制。
推進數據要素落地轉化
北京圍繞公共數據治理、產業與民生服務兩大場景推進數據要素落地轉化，釋放應用價值。在公共數據治理方面，北京市政務服務和數據管理局牽頭建成立了北京市公共數據開放平臺，提供了匯聚200余萬市場主體的登記、納稅、社保、不動產、專利、政府采購等256類、3158項、約20余億條高價值數據，實現了多個政務場景的協同開放，為企業和個人開展政務信息資源的社會化開發利用提供數據支撐。此外，通過在全國范圍首創政企數據融合共用的數據專區機制，建立了首個城市級“區塊鏈+隱私計算”技術體系[8]。在產業發展與民生服務方面，通過出臺《北京市“數據要素×”實施方案（2024-2026年）》，北京市將打造具有全國影響力、體現首都特色和重要創新成果的100個“數據要素×”應用場景，涵蓋工業制造、現代農業、商貿流通、交通運輸、金融服務、科技創新、文化旅游、醫療健康、應急管理、城市治理等十八個重點產業領域，引導數據要素應用場景的充分釋放。
平臺生態賦能
在復雜多變的全球產業格局與技術競合背景下，傳統線性式、封閉式產業組織模式面臨系統性挑戰。以數字平臺生態系統為核心樞紐的“雨林式創新生態”逐漸成為推動產業躍遷和結構重塑的重要載體。數字平臺生態系統強調通過有效運用數字技術和開發數據資源，創建注重連接和匹配的數字平臺架構，實施互補者和用戶等利益相關者的有效治理，從而共同創造價值及合理分配價值[9]。因此，數字平臺生態系統不僅是數據、技術與組織模式的聚合器，更是推動要素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與制度協同演進的關鍵力量[10]。北京緊扣平臺化發展趨勢，構成了頭部平臺帶動數字產業集聚、共生式技術創新、產業協同網絡和價值分配創新的完整生態鏈條，推動了從要素集聚到機制演化、從結構重組到制度協同的平臺生態賦能，助推傳統產業升級與新興產業孵化。
頭部與標桿企業帶動數字產業集聚
平臺型企業憑借數據資源、算法能力和用戶網絡規模效應，在重塑產業空間結構和資源配置方式方面發揮著“錨定器”與“加速器”作用。平臺企業作為搭建的公共雙邊市場中的鏈接側，需要對雙邊市場用戶和生態圈內用戶承擔公共治理責任[11]，發揮數字技術工具在實體經濟各個環節中的應用，引領帶動實體經濟中小微企業實現數智化轉型[12]。通過出臺《北京市關于加快建設全球數字經濟標桿城市的實施方案》，北京逐步建成引領北京數字經濟產業集群的三類標桿企業，包括全球標桿（細分領域全球領先）、全國標桿（細分領域全國領先）和北京標桿（細分領域區域領先）。依托百度、京東、字節跳動、小米、快手等頭部平臺企業，在中關村、未來科學城、經開區等區域布局形成“平臺+園區”的產業集聚新格局，涵蓋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智能制造、生物醫藥等領域的產業生態。頭部平臺企業通過開放云能力、數據接口與生態資源，加速上下游中小企業集聚，形成“以大帶小、以鏈帶群”的良性生態循環。例如，百度Apollo自動駕駛平臺聚合上下游企業150余家，涵蓋高精地圖、激光雷達等全產業鏈，推動北京高級別自動駕駛示范區測試里程突破3000萬公里。中關村人工智能產業園依托字節跳動、商湯科技等企業，形成全國最大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庫。此外，產業園區為生態企業和平臺機構提供了技術交流合作的匹配服務，進一步加快了人工智能相關硬件、算法工具、數據、模型訓練、行業應用等企業和機構的自主創新和國產化替代。
共生式技術創新釋放跨界融合動能
數字平臺生態系統以多技術交叉、多場景耦合為特征，重塑了技術創新的路徑結構。共生式技術強調可通過合作研發，在多個領域已經或未來被廣泛采用的一類技術[13][14]。北京不斷推動平臺企業通過技術開源與能力共享，由“技術輸出者”向“共創機制引領者”轉型，鼓勵高校、科研院所、企業基于平臺技術接口開展“共題共研”，降低中小企業創新門檻。例如，百度智能云打造的“開物”工業互聯網平臺已服務超2萬家制造企業，形成“平臺-企業-場景”的融合協作路徑，加速了傳統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躍遷。字節跳動“火山引擎”向生態伙伴開放推薦算法、數據分析、人工智能等核心技術，加速了“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的數智化轉型。此外，亦莊智能網聯測試平臺向全國高校開放道路數據與傳感設施，推動“場景-模型-機制”的三級互動創新，為自動駕駛、邊緣計算等領域的前沿突破提供多級支撐。
產業協同網絡與價值分配機制促進資源高效配置
一方面，通過產業協同平臺推動技術、數據、設備等要素的跨主體流動，形成分工明確、協同緊密的產業協作網絡。例如，北京在全國率先提出高精尖產業構想，明確“一區兩帶多組團、京津冀產業協同發展”的新格局。在經開區和順義區深入推進創新型產業集群示范區建設，在北部地區依托三個科學城打造研發創新與信息產業帶，在南部地區依托經開區打造先進智造產業帶，以點帶面聚焦細分領域打造一批特色鮮明、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組團。另一方面，在平臺型生態中，價值分配模式決定著生態的可持續性與參與者的活力。推動平臺企業建立“收益共享-數據反哺-信用激勵”的復合型價值分配治理機制，引導多元主體形成價值共創共擔格局。例如，在“首都數據要素市場”試點中，鼓勵平臺企業探索數據確權和分級定價機制，保障數據提供方、算法開發者與服務應用方的利益協同。同時，構建基于區塊鏈的數據確權與交易鏈條，推動平臺經濟從“流量主導”走向“價值主導”，實現從技術賦能到制度協同的躍升。
制度創新護航
數字經濟的發展不僅依賴于技術驅動和產業演進，更離不開制度環境的適配與治理能力的提升。尤其在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深水區的當下，應該主動打破制約數字化生產力發展和數字經濟生態系統建設的政策障礙和體制瓶頸[15]。制度創新既是改革攻堅的核心突破口，也是數字要素高效流動與平臺生態健康運行的根本保障。作為全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引領者，近年來北京通過系統性政策設計，構建了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高效的基礎制度體系，圍繞頂層設計、數據要素、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和區域協同五大環節，初步形成了一套具有借鑒推廣價值、兼具全球示范效應的數字經濟制度供給體系。
構建系統化制度框架
北京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發展的戰略統籌功能，將其納入城市整體發展戰略布局。在全國率先發布《北京市促進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行動綱要(2020-2022年)》《北京市關于加快建設全球數字經濟標桿城市的實施方案》《北京市數字經濟全產業鏈開放發展行動方案》等頂層設計文件，明確了“制度創新先行”的政策取向，從法律法規、標準規范、實施細則等多層面構建系統化制度框架。相關文件提出圍繞基礎設施建設、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化治理、數據價值化和數字貿易發展等任務進行重點建設，目標打造引領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六個高地”，包括城市數字智能轉型示范高地、國際數據要素配置樞紐高地、新興數字產業孵化引領高地、全球數字技術創新策源高地、數字治理中國方案服務高地和數字經濟對外合作開放高地。以上頂層制度的創新設計推動形成了制度供給、政策支持與應用場景協同發展的閉環，為各領域數字化改革提供方向指引與規則保障。
提供全鏈條制度保障
第一，針對數據要素制度，北京圍繞“數據可確權、可交易、可計價、可監管”的目標，探索構建了公共數據與社會數據并重的基礎制度體系。通過出臺《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設立工作實施方案》《關于推進北京市數據專區建設的指導意見》《關于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進一步加快發展數字經濟的實施意見》等關鍵性制度文件，明確了數據運營邊界、責任分配與收益機制，構建了“數據產權確認-分類分級管理-安全合規共享-市場化交易”全過程制度閉環，推動數據要素從“資源屬性”向“資產屬性”躍遷，實現數據生產關系的制度性重構。第二，針對數字產業化制度，為支持平臺企業、科技企業發展，北京持續完善與數字產業化發展相適配的制度保障體系。例如，《北京市“十四五”時期高精尖產業發展規劃》《北京市推動軟件和信息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北京市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人工智能創新策源地實施方案（2023-2025年）》等政策，通過設立合規“負面清單”、完善成果歸屬制度、推動專利轉化收益共享機制，保障了創新主體在知識產權保護、數字企業合規、科技成果轉化、人才激勵等方面的合法權益。相關制度構建起科技企業在發展初期“可容錯”、成長期“有激勵”、成熟期“強規范”的全過程發展環境。第三，針對產業數字化制度，面對制造、交通、醫療等傳統行業數智化轉型路徑不明晰的現實難題，北京通過出臺《北京市關于打造數字貿易試驗區實施方案》《北京市數字經濟全產業鏈開放發展行動方案》《北京市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實施方案（2024-2026年）》等，從財政金融支持、技術供給對接、數據標準建設等方面提供全鏈條制度保障。
形成區域協同協調機制
北京通過制度創新破解行政區劃壁壘，構建“京內功能互補-京津冀產業協同”的雙層區域協同機制，推動形成“核心引領-多點支撐-全域聯動”的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格局。一方面，通過構建差異化發展的“數字功能網絡”，實現京內區域協同。鼓勵全市各區形成差異化、特色化的數字經濟發展道路，打造數字經濟“一區一品”新格局。通過更新主體功能區制度，劃定“三城一區”（中關村科學城、懷柔科學城、未來科學城、經開區）為核心載體，實施差異化考核指標。此外，在各區特色發展基礎上，北京不斷強化數字經濟空間制度協調機制，推動多區域、多層級聯動發展。通過出臺《北京市關于加快建設全球數字經濟標桿城市大興區行動方案（2021-2030年）（征求意見稿）》《海淀區“兩區”建設深化改革創新實施方案》等，構建“市級統籌-區級落地-功能區支撐”的制度體系，確保數字政策不碎片化、不局限于單一行政單元。例如，北京在數據治理方面探索“統一授權-分級使用-歸口管理”機制，推動海淀、朝陽、通州等重點區域建立數據使用規范、責任清單與共享接口標準，實現公共數據與產業數據的多點接入與統一出口，為市域數字協同治理提供制度支撐。另一方面，通過打造跨域發展的“數字增長極”，實現京津冀區域協同。在更大空間尺度上，立足“京津冀協同發展”國家戰略，積極推進跨區域制度協同，探索統一規劃、統一標準、統一監管、統一市場和統一生態的協同改革路徑。例如，京津冀大數據綜合試驗區以數據流引領技術流、物質流、資金流、人才流的跨區域轉移。京津冀“一網通辦”服務專區的設立，打破了原有中介服務機構準入、電子印章互認、企業注冊等行政壁壘。此外，《北京市算力基礎設施建設實施方案（2024-2027年）》的出臺，通過構建集信息計算力、網絡運載力、數據存儲力為一體的算力基礎設施底座，強化了京津冀蒙算力一體化協同發展機制。通過建立“京內一體、區域協同”的制度協調機制，北京不僅推動了城市內部的資源高效統籌，也推動了京津冀數字化協同治理水平提升。
【本文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京師特聘教授；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高質量發展情境下中國企業的高端化戰略變革理論研究”（21&ZD139）、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青年課題）“基于數字技術開源社區賦能的上海‘專精特新’中小企業成長機制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的階段性成果，上海大學管理學院講師楊季楓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略
責編：吳 瑩／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