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作為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性技術，已成為國際競爭的新焦點和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大力發展人工智能，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建設科技強國的重要舉措，是提升國家核心競爭力、在全球科技競爭中脫穎而出的戰略抉擇。中國近年來高度重視人工智能發展，產業規模不斷擴大，部分技術達到世界領先水平，與此同時，在技術、倫理、社會層面也面臨諸多挑戰。全球人工智能競爭格局中，中美兩國的競爭日趨激烈。美國憑借技術、教育科研等優勢爭奪人才和技術資源，鞏固其在該領域的領先優勢。面對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進攻”與“防衛”戰略，我國需未雨綢繆，制定系統性應對策略，深化技術融合創新，驅動產業轉型升級，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拓展國際合作空間，賦能國防軍事現代化，在人工智能領域實現突破，推動我國科技跨越發展、產業優化升級、生產力整體躍升，贏得全球科技競爭主動權。
【關鍵詞】人工智能 大國競爭力 技術創新 產業變革 中國式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 F49/D81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9.002
【作者簡介】姚樹潔，遼寧大學李安民經濟研究院院長、資深教授，重慶大學國家級特聘教授，城市化與區域創新極發展研究中心秘書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為應用經濟學。主要著作有《中國經濟增長和對外直接投資戰略》《中國精準脫貧戰略及效果》《中國銀行業改革——從加入WTO到后危機時代的中國銀行業發展》等。
人工智能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核心技術特征和大國競爭新焦點
如果說第一次工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是以蒸汽機、火車、汽車、電力、原子能的發明推動人類勞動從手工畜力轉變為機械電力動力的話，那么第三次工業革命就是以計算機和互聯網部分替代人類腦力勞動，增強了人類解決復雜問題的計算能力，擴展了人類在虛擬空間交往的邊界。
21世紀快速興起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完全顛覆了以人腦為主驅動力的腦力勞動形態。全球最大的半導體高端芯片（GPU）公司英偉達（Nvidia）首席執行官黃仁勛在2025年的GTC（GPU Technology Conference）大會上指出，人工智能從被動吸收現有數據信息并提出問題解決方案（感知式AI，Perception AI）到實現廣泛應用，只用了10年時間（黃仁勛，2025年）。在過去10年里，這種被動式AI已經演變成了主動式AI，也就是生成式AI（Generative AI），而后者才出現5年時間，AI大模型（如ChatGPT）就是一個典型代表。過去兩年和未來幾年里，已經和即將出現的代理式AI（Agentic AI）和物理式AI（Physical AI）具備人腦甚至遠遠超過人腦的邏輯推理和解決復雜問題能力。如果說生成式AI基于用戶指令輸出的答案往往缺乏多維度、多場景的反復驗證，難以確保結果的一致性（consistency），那么代理式AI與物理式AI則突破了這一局限。它們不僅能夠在脫離人腦干預的情況下，自主分析并解決各類復雜問題，還能通過持續驗證與迭代優化，輸出具有高度一致性與可靠性的結論。物理式AI的典型代表就是人形智能機器人，是目前人工智能領域的頂端產品。
各類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不斷涌現及其對人類解決復雜問題效率的指數級提升，催生出前所未有的新興生產生活形態，使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在本質上區別于第三次工業革命。這是在以計算機和互聯網推動下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超過70年發展基礎上所形成的一種新的工業革命形式。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物聯網發展從根本上重塑了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基于此，以人工智能為核心驅動力的新一輪變革被越來越多的人定義為“第四次工業革命”。這場變革的戰略重要性不言而喻，使得人工智能成為21世紀大國競爭與博弈的核心焦點。
2025年3月18日，美國知名國家戰略研究智庫瓦赫巴戰略競爭研究所（The Wahba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SC）發表了馬克·肯尼迪所長的文章《美國人工智能領導力的愿景：支持安全、創新、民主和全球繁榮》。文章指出，人工智能不僅僅是一項技術突破，它正在塑造未來的經濟、安全格局、全球權力動態和日常生活（肯尼迪，2025）。肯尼迪提出美國必須從“進攻”和“防衛”兩方面確保美國在全球人工智能發展的領導力地位，否則“中國將決定人工智能治理的未來”。在肯尼迪的報告中，中國及華為等高科技企業被多次提及，卻未涉及其他國家與高科技企業。這充分表明，在美國戰略分析家的認知中，中國已成為美國人工智能發展道路上的強勁競爭對手；與此同時，人工智能發展已成為大國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構成要素，更是大國主導并影響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核心技術力量。
中國近年來高度重視人工智能發展，發布了一系列國家戰略和政策文件，推動人工智能技術創新與產業融合。2017年國務院印發《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提出“三步走”戰略目標：第一步，到2020年人工智能總體技術和應用與世界先進水平同步，核心產業規模超過1500億元；第二步，到2025年人工智能基礎理論實現重大突破，部分技術與應用達到世界領先水平，核心產業規模超過4000億元；第三步，到2030年成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創新中心，核心產業規模超過1萬億元。圍繞提升我國人工智能國際競爭力的迫切需求，文件提出在八大關鍵共性技術領域，例如知識計算引擎與知識服務技術、跨媒體分析推理技術、群體智能關鍵技術、混合增強智能新架構與新技術、自主無人系統的智能技術等，構建開放兼容、穩定成熟的技術體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先后六次提及人工智能這一關鍵領域，指出人工智能是事關國家安全和發展全局的基礎核心領域，在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的任務布局中，人工智能更是被置于首位；同時，強調“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加強基礎研究（如人工智能關鍵算法、高端芯片）、支持數字技術開源社區等創新聯合體發展，布局“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包括加快構建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體系，強化算力統籌智能調度，建設若干國家樞紐節點和大數據中心集群，建設E級和10E級超級計算中心，等等。2019年起，工業和信息化部先后支持在上海（浦東新區）、深圳、濟南-青島等11個地區建設人工智能創新應用先導區。2022年科技部等六部門發布《關于加快場景創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應用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著力打造人工智能重大場景（如教育、金融），運用新模式新方法推動人工智能應用場景落地，支持中小企業參與場景創新，完善場景生態等重點任務。此外，立足將倫理規范融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科技部于2021年發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倫理規范》，強調人工智能發展的“可控可信”，要求保障數據安全、避免算法歧視；2023年，國家網信辦聯合國家發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國家廣播電視總局七部門發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旨在促進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發展和規范應用，進一步明確內容合規性、數據來源合法性要求。
與此同時，我國政府和有關部門進一步明確了人工智能的未來發展方向。在技術攻關層面，重點聚焦高端芯片（如GPU）、框架軟件等“卡脖子”領域，力求實現核心技術突破；在國際合作方面，積極參與全球人工智能標準制定，提升國際話語權。通過國家頂層設計與地方創新實踐的深度融合，我國正加速實現從“AI大國”向“AI強國”的跨越。同時，堅持技術創新應用與風險防范治理并重，確保人工智能產業健康可持續發展。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人工智能相關產業規模已突破5000億元，企業數量超過4000家。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和生態系統演進，人類的腦力勞動正逐步被人工智能替代，在某些行業或生產服務環節，還有可能被完全替代，尤其是在涉及簡單重復計算、標準化操作、程式化語言表達、家庭服務等領域，可能出現被人工智能完全替代的場景。當前，我國正面臨人口老齡化加劇、生育率持續走低等人口結構性轉變帶來的嚴峻挑戰，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對人類體力和腦力勞動的替代，成為保障社會經濟持續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技術支撐。從技術特性來看，人工智能具有顯著的強外部性、規模性和范圍性，其應用及滲透效率效益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新系統、新形態、新工具、新產業的應用規模和范圍。因此，土地面積越大、人口越多、人才越集聚、科技力量越雄厚的國家，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越有可能占據更大的發展優勢，我國剛好具備上述發展條件（姚樹潔、陳錫毅，2024；姚樹潔、蔣藝翅，2024）。
從全球范圍看，中國、美國、歐盟、印度等國家和經濟體具備理想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優勢。在這場人工智能創新浪潮中，誰能率先搶占技術高地、實現產業突破，誰就有望在21世紀成為全球經濟強國，主導國際競爭格局。而許多中小國家，往往只能跟隨領先經濟體的步伐，難以在人工智能領域實現突破性引領。正如習近平主席2022年在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四次會晤上的講話中指出：“誰能把握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經濟發展機遇，誰就把準了時代脈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面臨的重大歷史機遇和時代挑戰。深刻把握人工智能與大國競爭力的內在邏輯關聯，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大力發展和推廣人工智能技術，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是我國在全球競爭格局中鞏固領先優勢、邁向科技強國的核心舉措；是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乘風破浪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布局（姚樹潔、韋開蕾，2023；姚樹潔、房景，2024）。
人工智能的發展歷程及面臨的現實挑戰
人工智能的發展演進。人工智能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956年達特茅斯會議，這次會議被認為是人工智能正式誕生的標志。在隨后的70多年里，人工智能經歷長時間的跌宕起伏，在探索與突破中呈螺旋式發展態勢。1956～1974年是人工智能發展的首個黃金期，邏輯推理機、專家系統等早期人工智能系統相繼問世。然而受限于當時的計算機算力與數據儲備，1974～1980年間人工智能發展遭遇瓶頸，跌入低谷。1980～1987年間，專家系統商業化應用帶來短暫繁榮，但因其固有局限性，人工智能發展在1987～1993年間再次跌入低谷。直至90年代和21世紀初期（1993～2006年間），機器學習算法取得革命性突破，推動人工智能再次步入快速發展階段。
從2006年開始，數字經濟和計算機算力呈爆發式增長，推動全球進入了人工智能的深度學習時代，人工智能在生產、生活、社交媒體、醫療診斷、社會服務各個領域得到了快速應用和發展。因此，真正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推動力的人工智能時代，應該是從2006年開始的。2010年以后，隨著全球主要國家的電商平臺走向規模化發展，移動支付和智能手機廣泛應用，人工智能在大數據和區塊鏈賦能之下，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推進，顯著區別于以計算機和互聯網為標志的第三次工業革命。
根據黃仁勛的觀點，真正意義上的人工智能革命時代僅有十年。這十年間，GPU、人工智能、數字經濟、工業互聯網、區塊鏈、智能機器人、智能制造和服務等，催生了許多決定整體國家競爭力，特別是大國競爭力的新系統、新業態、新消費模式、新健康方式等。人工智能本身也經歷了Perception AI-Generative AI-Agentic AI-Physical AI（感知式AI-生成式AI-代理式AI-物理式AI）的快速升級迭代和激烈進化階段。
隨著GPU、算力、區塊鏈、人工智能標準化持續發展，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影響日益深遠，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邊界不斷拓展，突破農業、制造業和交通通訊等傳統領域，深度滲透醫療、金融、教育等民生與生產性服務領域，成為重塑全球經濟社會格局的核心驅動力。在金融行業，智能投顧、風險控制模型、反欺詐系統等應用實現規模化落地；在生產性服務領域，預測性設備維護、智能化質量管控、供應鏈優化等場景顯著提升產業效能；在交通領域，自動駕駛、智能交通管理與物流路徑優化等應用加速行業變革；教育領域更是借助個性化學習平臺、智能測評系統和虛擬教學助手等，推動教育模式創新升級。
人工智能發展面臨的多維挑戰。在人工智能蓬勃發展的進程中，人類社會文明與進步也面臨著許多嚴峻的風險和挑戰，主要集中在技術、倫理和社會三個層面。
在技術層面，存在算法可解釋性、數據隱私與保護的矛盾，以及算力瓶頸等問題。隨著超級計算機的出現和云計算蓬勃發展，算力和算法方面的難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得到緩解。然而，數據隱私和保護問題卻難以輕易解決，廠商、平臺和個人逐利本性，加之法律法規的不完善，以及跨地區、跨文化帶來的差異，共同構成了全球范圍內系統解決數據隱私保護問題的巨大障礙。與此同時，中國在高端芯片及計算機中央處理器方面，與世界頂尖水平相比仍存在明顯差距，尤其在高端芯片制造、極小尺寸高性能芯片設計生產等關鍵環節，尚未完全突破技術瓶頸。而這些核心技術恰恰是人工智能發展的重要基石，一定程度上制約著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
在倫理層面，主要問題體現在算法偏見、責任認定和就業替代三個維度。首先，計算機程序和機器學習都離不開人類指引，盡管不同人工智能機器的基礎算法具有一致性，但最終判斷結果很難完全脫離人類主觀意識的影響。因為人工智能是在學習人類大腦活動的基礎上，產生可能超越眾多人類大腦思維的“機械性”結果，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會受到不同人類思維的干擾，因此人工智能很難擺脫算法偏見的困擾。其次，當人工智能的運行結果對當事人或社會群體的利益產生不利影響時，現有法律法規難以明確界定責任歸屬。最后，就業替代也是一個長期存在且難以徹底解決的問題。任何新技術的出現都會對舊產業造成沖擊，許多原本經營良好的行業可能因新技術的興起而走向衰敗。雖然新技術新業態的出現能夠創造新就業新產業，但新舊產業與就業的更替，很可能使部分企業和勞動者遭受嚴重損失，而新興企業和就業者往往無法完全彌補這些損失。即便政府干預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也難以徹底解決“新舊交替”所帶來的局部性經濟損失。
在社會層面，人工智能發展面臨的挑戰主要體現在數字鴻溝、監管框架和國際競爭三個方面。數字鴻溝是指不同國家地區和同一國家地區不同人群駕馭數字能力的異質性，導致就業和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在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蓬勃發展的大背景下，無論是我國還是美國等全球主要經濟體，都不同程度面臨著數字鴻溝問題。許多教育水平較低、年齡較大、學習新知識較慢的人群，在就業和收入方面逐漸落后于時代發展。在近十年新興的人工智能、機器人、無人機等先進領域，大型企業創始人中超過五十歲者寥寥，這一現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數字鴻溝的影響。
監管框架不完善和監管能力不足，進一步加劇了數字鴻溝現象。對于人工智能發展過程中涌現的新問題和新挑戰，監管部門的應對往往相對滯后，這就容易引發“贏者通吃”現象，也就是經濟學領域所說的壟斷問題。處于市場頂端的壟斷平臺獲取超額利潤，抬高市場競爭門檻，排擠新進入者，損害用戶和消費者權益。近年來，美國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美聯儲最新數據顯示，美國最富有的0.1%的家庭（約13.3萬戶）擁有13.8%的國家財富，這一數字打破了歷史紀錄。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最底層的50%的家庭僅擁有全國財富的2.5%。長期存在的兩極分化和種族矛盾，在科技進步的影響下，不僅沒有緩和，反而愈加激化，難以調和。
我國在面對可能出現的數字鴻溝問題上，主要是通過國有企業推動數字通信技術和人工智能的全國性低成本普及加以解決。例如在充電樁、5G網絡、道路建設等方面，我國致力于實現全域覆蓋，尤其關注鄉村和山區等偏遠地區，保障數字技術的無差別接入。同時，在手機、互聯網、電商、新能源汽車等領域，以極具競爭力的價格和優質服務，提升了低收入群體的社會福利水平，有效避免了像美國那樣的兩極分化現象。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持續縮小，從2012年的3.1倍降至2024年的2.34倍。科技創新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強勁內生動力。
全球人工智能競爭格局下中國的趕超與突破
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第一科技教育強國和第三大人口大國的美國，是全球人工智能發展的領導者、引領者。美國硅谷聚集了全球最頂尖的人工智能企業和研究機構，谷歌、微軟、特斯拉、英偉達等科技巨頭持續加大人工智能方面的投入。2025年初，美國十大上市公司總市值達18.7萬億美元，前六名均與互聯網、半導體和人工智能密切相關，凸顯了人工智能對其市值的核心驅動作用。相比之下，中國十大上市公司總市值為2.82萬億美元，且多數為銀行、能源企業，僅騰訊、阿里巴巴等少數公司與人工智能密切相關。歐洲十大上市公司總市值為2.76萬億美元，雖有阿斯麥（ASML）、埃森哲（Accenture）等科技企業，但規模遠不及美國。
從美國、中國、歐洲三大經濟體前十大上市公司目前市值和規模來看，美國具有壓倒性技術與金融壟斷優勢。在技術層面，美國在基礎算法、芯片設計等領域持續保持全球領先優勢，以高端半導體為核心的人工智能領域發展，已經演變為美國及其盟友維持其技術霸權的核心領域和主要手段。歐盟、日本等世界主要經濟體也在積極布局人工智能。歐盟高度關注人工智能倫理和隱私保護，將其融入工業4.0，制定了嚴格的人工智能監管框架；日本憑借領先的機器人技術，在護理機器人等領域推動人工智能與制造業融合發展。
中國雖錯失前兩次工業革命，但自改革開放以來，通過深度融入全球經濟分工協作，構建起“市場與政府相協調、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競合兼濟”的新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姚樹潔，2024；姚樹潔、張小倩，2024）。同時，依托高等教育數十年的穩定發展，積累了全球規模最大的人才儲備，加之政府有效政策引導，構建起一個規模龐大、運轉高效的創新創業生態體系。
20世紀80年代后，我國科技發展緊緊圍繞第三次工業革命不斷發力，賦能農業、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行業。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出口貿易額持續攀升，2024年出口突破25萬億元，占全球份額的14.5%，商品出口總值全球占比、商品貿易順差均創造歷史新高，展現出強大的市場韌性。在制造業領域，中國從改革開放初期的來料加工低端制造，開始走向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高端。其中，科技創新，特別是電子計算機、互聯網、機器人、現代交通基礎設施、移動通訊的廣泛應用，推動我國從“跟跑者”逐步轉變為“并跑者”與“領跑者”。
在人工智能領域，華為、字節跳動、大疆等企業推動人工智能的商業化應用。我國在計算機視覺、語音識別等領域已經達到世界領先水平，智慧城市、移動支付等應用場景非常豐富。戰略性新興產業如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光伏、低空經濟等方興未艾。2024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量超全球六成，出口突破200萬輛，連續兩年成為汽車出口第一大國。新疆哈密“光熱＋光伏”項目并網發電，通過人工智能實現24小時不間斷供電，年發電量18.6億千瓦時，減排二氧化碳150萬噸，彰顯了人工智能賦能綠色能源領域的巨大潛力。
2024年，中國人工智能企業深度求索公司 推出DeepSeek-R1以低成本實現媲美Chat-GPT的性能并免費開源，引發全球震動，導致英偉達等美國科技股市值下挫，加劇了中美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強調“推動商業航天、低空經濟、深海科技等新興產業安全健康發展。建立未來產業投入增長機制，培育生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等未來產業”，凸顯了人工智能對產業升級的戰略意義。
綜合來看，盡管我國科技創新生態系統的發展路徑與美國硅谷不盡相同，但憑借獨特的制度優勢和發展模式，成功孕育出深度求索、宇樹科技、大疆等眾多優秀科技公司，在“新三樣”（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相關領域也涌現出眾多科技力量雄厚的企業。這一發展成就的深層密碼，既源于超大規模市場所賦予的廣闊容錯試錯空間與強大商業轉化能力，也得益于新型舉國體制構建的產學研用協同創新生態體系；更離不開近半個世紀以來我國培養的2.5億多高等教育人才資源，每年新增的600余萬工程師和科研人員，以及國家年超過3萬億元的研發投入，以上共同構筑起支撐創新發展的堅實根基。
人工智能領域大國競爭格局的演變和未來走向
從全球范圍看，人工智能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可以說，把握住人工智能和數字技術發展機遇，就把握住了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先機，就能夠搶占未來發展主動權和制高點。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及其“兩步走”戰略安排，提出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在大國競爭中，人工智能發展方興未艾，未來二十五年將成為這一領域發展的關鍵時期。作為現代化強國，我國要實現長遠發展，推動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是根本所在。而在全球競爭日益激烈的當下，在人工智能領域領先于全球主要經濟大國，將成為我國實現發展目標的關鍵著力點。
在科技創新與人工智能發展領域，美國、中國和歐洲處于全球領先地位。歐洲主要由歐盟27國以及英國、俄羅斯構成，它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單一“大國”。在全球人口超過五千萬的七個發達經濟體（美國、日本、韓國、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中，盡管有四個位于歐洲，但歐洲不具備成為超大統一經濟體的條件（姚樹潔，2023）。不過，歐洲擁有發展新技術和人工智能所需的科學技術與教育基礎，在相關領域也占據重要地位。美國作為唯一人口超過三億的發達經濟體，其科技創新和教育能力在全球處于領先甚至壟斷地位。從人口規模來看，中國和印度都超過十四億，分別接近美國人口的四倍、歐盟人口的近三倍，具備龐大的人口紅利和市場潛力，二者被視為未來有可能撼動美國在人工智能等領域壟斷地位的統一經濟體。近年來，印度在人工智能賦能下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經濟增速位居全球主要經濟體首位。然而，以名義匯率計算，印度GDP總量和人均GDP約為我國的五分之一，在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等新興技術經濟領域的國際競爭力也與我國存在較大差距。因此，當前圍繞人工智能展開的大國競爭，實際上主要在美國、歐洲和中國之間展開，而真正有實力挑戰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壟斷地位的統一經濟體，只有中國。可以預見，21世紀中美兩國將成為該領域的主要競爭者。
人工智能技術的迅猛發展，使中美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自2018年起，美國以濫施關稅、科技封鎖、金融施壓等手段，系統性遏制我國人工智能及相關高科技產業發展。華為作為中國科技企業的代表遭遇美方的多輪制裁和打壓。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美國聯合歐洲盟友對中國新能源汽車加征關稅，試圖壓制中國在智能網聯汽車領域的后發優勢。荷蘭阿斯麥對先進光刻機的出口禁令，更是直指中國人工智能產業的芯片“心臟”，意圖切斷中國在高端半導體制造領域的技術升級路徑。面對美國、歐洲、日本、韓國等國家的打壓，我國將人工智能視為破局關鍵，展開全方位戰略應對。在戰略布局上，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依托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合作機制，拓展人工智能技術應用的國際空間。在科技領域，將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進程，加快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產業體系，為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安全夯實根基。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大國競爭，本質上是技術創新能力、產業生態韌性與全球治理話語權的綜合較量。隨著人工智能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其對大國競爭的影響將愈發深遠，成為決定未來國際格局走向的關鍵變量。
相對我國而言，美國具備諸多先天優勢，在技術、教育科研能力、融資能力、全球影響力方面長期居于領先位置，人均收入水平頗高，國內資源極為豐富；同時，現代經濟發展歷史悠久，科技創新體制機制相對成熟，有力推動了科技成果的轉化與應用。相對美國而言，我國也具有諸多顯著優勢：一是具有新型舉國體制優勢，能夠集中力量進行重大科技攻關，化解系統性風險，確保社會經濟安全運行。二是人口規模巨大（是美國人口的四倍多），人力資源豐富，工業制造實力雄厚，發電量是美國的兩倍以上，鋼鐵產量是美國的十倍以上。三是具備強大的后發者優勢，消費者對新產品、新業態、新服務積極嘗試、主動學習，為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營造了廣闊的市場空間。四是農業發達，農產品豐富多樣、產量可觀，為糧食安全提供了堅實保障。五是歷經近半個世紀的改革開放，我國在對外投資、對外貿易以及國際合作等方面成果豐碩，積累了豐富經驗。不僅打造了規模龐大、層次多樣、潛力巨大、統一開放的國內市場，還在國際經濟舞臺上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找到了以全局性思維、復雜性思維、多樣性思維消弭“修昔底德陷阱”思維的“金鑰匙”，具備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中等技術陷阱”的能力（姚樹潔，2018）。
美國人工智能的戰略方向與中國的應對之策
科學無國界，亦不應受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束縛。然而在人工智能領域，不同經濟大國的發展目標與手段，卻深深卷入以爭奪大國競爭力為核心的地緣政治博弈之中。在前文提及的美國瓦赫巴戰略競爭研究所所長馬克·肯尼迪的文章中，字里行間充斥著“美國優先”的排他性思維，特別是針對中國的競爭意圖尤為明顯。其提出的美國人工智能發展的“進攻性”與“防衛性”戰略，本質上是為美國謀取地緣政治優勢的非中立決策建議。
肯尼迪提出的“進攻性”戰略措施包括五個方面。一是加強人工智能人才培養。針對人口大國實施人才吸納計劃，“特別是大量培養吸收來自中國和印度的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博士研究生，為美國提供大量高科技外國人才”。二是提供高性能計算能力支持。“建立國家人工智能計算網絡以支持研究型大學，增加國內半導體生產和高性能計算（HPC）資源，以支持人工智能研究和私營部門創新，在有望實現更快、綠色算力的新興技術中取得決定性優勢”，例如光學計算（使用激光光波），神經形態計算（仿照人類大腦系統），以及使用亞原子粒子的量子計算。三是保障數據安全。為美國人工智能研究人員提供無偏見、高質量數據的安全訪問權限，“應對中國對全球電信數據（華為、中興）和物流（LOGINK）軟件的數據控制，同時推廣安全、與美國結盟的替代方案”。四是加強科研資助。加大人工智能領域基礎研究的投入力度，“全面資助《芯片與科學法案》授權的研究，優先支持人工智能及量子技術、生物技術、納米技術等將塑造未來的領域”。五是以人工智能投資提升經濟競爭力。加大人工智能領域投資，“通過出臺激勵政策推動中小企業采用人工智能技術以及擴大人工智能驅動的勞動力培訓計劃，支持關鍵行業（醫療保健、制造業、能源、金融）的人工智能創新應用，借助人工智能提升生產效率、創造就業機會，保障美國本土勞動力的持續就業”。
肯尼迪的“防衛性”戰略措施同樣包括五個方面。一是依托人工智能鞏固美國國家安全優勢。擴大人工智能驅動的網絡安全措施、實時威脅檢測和情報分析能力，“使國防部采購現代化，以快速整合人工智能驅動的軍事應用，確保美國在人工智能驅動的防御系統中的軍事主導地位”。二是保障人工智能供應鏈安全。“減少在稀土材料、半導體和云計算基礎設施領域對戰略競爭對手的依賴，防范數字技術產品及信息平臺被敵對勢力利用的風險，以維護國家安全、經濟穩定，建立由美國主導的人工智能供應鏈，防止戰略競爭對手的滲透利用，增強美國的經濟韌性。”三是校準人工智能出口管制。“限制人工智能賦能技術的對外輸出，這可能促使競爭對手加快軍事領域人工智能技術的自主研發進程。同時，需確保出口管制政策的有效性，避免在客觀上推動競爭對手加快實現技術自給自足。推動與民主盟友間的戰略性技術共享，盡可能向新興市場推廣。”同時，人工智能出口政策應平衡安全需求與經濟競爭力。四是強化人工智能模型安全與監管。開放權重模型和封閉式人工智能模型均存在安全風險：開放權重模型易受對抗性微調濫用，封閉式模型存在算法偏見和秘密數據收集風險。“應基于人工智能擴散框架制定保障措施，防止開放權重人工智能的濫用，并在必要時限制外國開發的人工智能在敏感領域的使用，以保障國家安全。”五是影響國際人工智能標準制定。“美國必須主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確保國際標準保護個人自由、促進創新，保障經濟和國家安全。在中國推出自主研發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歐盟實施限制性法規的背景下，碎片化的政策可能削弱美國競爭力并威脅個人自由。通過推動透明、市場驅動的人工智能標準制定，深化與盟友及行業的協同合作，確保人工智能出口管制與國家戰略利益相契合，美國能夠構建一個既能保障公民權利、弘揚民主價值，又能穩固自身技術領先地位的人工智能發展的未來格局。”
面對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進攻”與“防衛”戰略，我國需未雨綢繆，制定系統性應對策略，把握技術創新機遇，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筑牢科技根基。在推動人工智能發展的過程中，我國應統籌安全與開放，兼顧效率與公平，協調新舊動能轉換，積極培育新興業態；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構建范圍廣、韌勁強的跨國發展服務體系；堅持“人才是第一資源”，努力培養高端人才，構建“留得住、用得好”的人才體系；促進“政府-企業-個人-產業”的社會生產服務生活生態體系；積極應對外部競爭壓力與安全挑戰，牢牢掌握大國發展主動權、自主權和國際話語權，確保中國式現代化發展行穩致遠。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面對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快速演進的新形勢，要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堅持自立自強，突出應用導向，推動我國人工智能朝著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發展。”全面提升人工智能領域的核心競爭力，我國可圍繞以下五個方面持續發力。一是深化技術融合創新。加速人工智能與物聯網、區塊鏈等技術的深度融合，催生更多前景廣闊的新業態，尤其是智能物聯網（AIoT）。依托區塊鏈技術構建數據安全防護體系，通過邊緣計算實現終端設備智能化升級與實時數據處理，拓展應用場景邊界。二是驅動產業轉型升級。以人工智能賦能傳統產業智能化改造，提升農業精準化生產水平；加速培育元宇宙、數字孿生等新興產業形態，推動產業結構向高端化、智能化演進。三是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借助人工智能優化智慧城市管理，特別是在政策模擬和效果預測、社會風險智能預警等方面；優化社會服務，重點提升智能政務服務和個性化服務水平。四是拓展國際合作空間。在技術標準層面，深度參與國際標準化組織（ISO）、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等國際組織的標準制定，推動人工智能技術的全球通用性，提高人工智能技術的可及性和應用效率；在數據治理領域，建立跨境數據安全流通機制，促進國際數據合作共享；在倫理規則方面，響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倡議，凝聚全球性倫理規則共識，聯合各國構建包容性的治理框架，打破技術壟斷，實現互利共贏。五是賦能國防軍事現代化。強化人工智能在智能無人機、先進戰機、超音速航空器、戰略核潛艇等裝備中的應用，推動軍事工業向智能化、無人化升級。通過深化軍民融合，提升國防科技的實戰能力與經濟社會效益，應對中美在經濟、技術、軍事等多維度的全方位競爭，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實保障。
結語
人工智能技術正在重塑全球經濟格局，創造新的經濟形態，重新定義人類文明發展軌跡。新的職業不斷涌現，AI訓練師、算法工程師、數據標注師等崗位需求激增。傳統產業與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催生智能制造、智慧農業、智能診斷、智能交通等新業態。據預測，到2030年，人工智能相關產業將為全球經濟貢獻十五萬億美元的巨大價值。
未來，人工智能發展將更加注重在技術創新與倫理約束之間尋求平衡，推動人類社會向著更加智能、更加包容的方向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國際合作與良性競爭將成為推動人工智能持續進步的重要動力。
人工智能正在開啟人類文明的新紀元。這場變革不僅帶來效率提升，也重塑了人類認知世界的方式。面對這場深刻變革，我們需要以開放和理性的態度擁抱人工智能，讓這項技術真正服務于增進人類福祉，為人類社會的長遠發展創造更多價值。
（本文系教育部2024年規劃基金項目“中國科技創新極與城市經濟均衡高質量綠色發展研究”、福建省高校“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基礎理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24YJA790081、FJ2025MGCA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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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AI Wave: China's Strategic Choices and Prospects Analysis
Yao Shujie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s a strategic technology leading the new wav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 focal point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a new engin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Vigorously advancing AI is a critical measure to achieve high-level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ild a technologically powerful nation, enhance national core competitiveness, and stand out in global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prioritized AI development, witnessing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its industry scale and world-leading breakthroughs in certain technologies. However, challenges persist in technical, ethic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Within the global AI competitive landscape, the rival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s intensifying. Leveraging advantages in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the U.S. competes for talent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to consolidate its leadership in this field. To counter America's dual strategy of "offense" and "defense" in AI, China must adopt proactive measures by formulating systematic strategies: deepening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driving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mproving governance efficiency, expand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mpowering national defense and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achieving breakthroughs in AI. These efforts will propel China's technological leapfrog development, industrial optimization, and overall productivity advancement, securing the initiative in global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責 編∕張 貝 美 編∕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