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正在深刻影響國家安全，給國家安全乃至國際安全治理帶來巨大沖擊。同時，不斷演化發展的人工智能技術，也為筑牢國家安全防線提供了新的賦能手段和工具。人工智能賦能國家安全的基本邏輯，體現在技術全面賦能安全治理體系、影響算法自主與政治治理的動態平衡、推動國際治理格局的權力轉移等方面。從世界范圍內人工智能賦能國家安全的發展趨勢看，要不斷優化戰略布局、多維度預置運用手段工具、堅持創新動能與協同治理相結合的發展路徑，從而有效應對國家安全領域不斷變化的新形勢與新挑戰。
【關鍵詞】人工智能 國家安全 科技賦能 安全治理 國際合作
【中圖分類號】TP18/D63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9.005
【作者簡介】朱啟超，國防科技大學國防科技戰略研究智庫主任、研究員、博導，中國軍控與裁軍協會理事。研究方向為新技術與戰略穩定、人工智能與國家安全治理。主要著作有《無人軍隊：自主武器與未來戰爭》（譯著）、《人工智能與全球治理》（合著）、《人工智能武器化的發展趨勢及治理策略》（論文）、《試論后九一一時代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調整——基于對特朗普政府〈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分析》（論文）等。
科技賦能是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關鍵支撐。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構建聯動高效的國家安全防護體系，推進國家安全科技賦能。”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正視差距、加倍努力，全面推進人工智能科技創新、產業發展和賦能應用，完善人工智能監管體制機制，牢牢掌握人工智能發展和治理主動權。”人工智能作為兼具戰略價值、通用屬性和兩用特征的關鍵技術，通過變革信息處理范式、創新數據分析方法、優化輔助決策模式、拓展安全治理邊界，正加速向各領域滲透賦能，深刻重塑國家安全格局乃至國際博弈戰略態勢。全面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必須高度重視國家安全科技賦能的“人工智能篇”，加快運用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前沿和顛覆性技術，更新工作理念、設計關聯場景、推動成果落地、明確治理規范，為國家安全體系各領域各系統各要素注入新的動能，筑牢國家安全與動態發展的韌性防線。
人工智能賦能國家安全的基本邏輯
當今世界正處于從工業文明向數字文明躍遷的關鍵階段，人工智能加速發展在給國家安全帶來新的風險挑戰的同時，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賦能發展機遇。雖然傳統地緣政治視域下大國博弈的安全敘事仍在繼續，但新興安全因素正在強勢崛起，新的安全邏輯正在悄然形成。[1]既有研究在探討人工智能與國家安全的關系時，主要有兩種理論路徑：一是“技術工具論”，將人工智能視為提升安全治理效率的工具；二是“風險本位論”，強調人工智能本身構成新型安全威脅。這兩種路徑均未能充分解釋人工智能賦能國家安全的基本邏輯。本文認為，應樹立“大安全觀”，從技術賦能、制度博弈、權力重塑三個維度，分析人工智能如何驅動國家安全治理范式轉型與國際戰略格局深刻演變。
技術賦能：智能治理體系的強勁需求。我國“十四五”規劃指出，要“加強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建設，提升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等數字化智能化水平”。[2]人工智能通過算法、算力與數據的協同作用，突破了傳統國家安全治理的時空限制與認知邊界，推動安全體系從被動響應向主動預測轉型，形成了基于“數據-算法-算力”協同的智能治理體系。這一新型治理范式通過多模態感知技術構建全域態勢感知網絡，依托機器學習實現復雜威脅的模式識別與風險評估，運用自主決策系統完成響應策略的動態優化。其特征表現為：治理時效性實現從滯后處置向實時預警的躍升，[3]治理維度從傳統物理空間向數字空間和認知空間擴展，治理模式從人力主導轉向人機協同的信息化智能化高效運作。這種技術驅動的治理變革不僅革新了國家安全體系的技術架構，更催生了算法治理、韌性治理、跨域治理等新型治理理念，標志著國家安全治理進入以數據智能為核心驅動力的新發展階段。
制度博弈：算法自主與政治治理的動態平衡。人工智能的深度應用正在重構國家安全治理的權力結構，其核心矛盾在于如何處理算法自主性的擴張與政治系統控制力之間的動態平衡。傳統治理模式面臨三重決策困境：其一，人類認知能力的生理性局限導致決策者難以有效處理海量信息流，形成“信息超載”困境；其二，科層制信息傳遞中的過濾效應造成決策依據的碎片化與失真，“信息孤島”在信息化智能化時代不僅未能緩解，甚至某種程度上被不斷強化；其三，決策主體的經驗依賴與群體思維傾向，易產生系統性認知偏差。這些結構性缺陷共同構成了傳統決策的“有限理性陷阱”，使治理過程持續暴露在信息不對稱、判斷失誤與響應滯后的風險之中。一方面，技術賦能能夠彌補傳統決策過程中的盲區缺陷，打破決策主體之間的“信息孤島”或“信息繭房”，使得算法成為輔助決策的關鍵工具。另一方面，政治系統需通過制度創新保障技術自主權與國家主權、安全，建立算法審查、動態監管等適應性機制。這種制度調適過程，本質上是技術理性與政治治理理性的動態博弈，最終形成人-機器-環境相協同的安全治理新架構。
權力重塑：國際力量格局演變的關鍵變量。在國際關系層面，人工智能成為重塑國家安全能力與國際權力格局的關鍵變量。國家主權平等原則是現代國際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強調無論國家規模與發展程度有何差異，各主權實體均應享有平等的國際參與權。但國際政治的現實運作邏輯表明，大國憑借其綜合國力優勢，在國際事務中天然占據著更具支配性的話語權并具有規則塑造能力，并且當大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結構性變化時，國際政治格局也會發生變化。[4]人工智能作為重塑國際力量格局的關鍵變量，能夠顯著放大國家行為體之間的實力差距，為技術領先者創造非對稱競爭優勢。技術領先國家尤其是霸權國家往往通過人工智能優勢強化戰略博弈與戰略威懾主動態勢，而技術依賴則可能加劇技術落后國家的安全脆弱性。這種技術驅動的實力重構機制，使得掌握人工智能優勢的國家能夠在國際競爭中實現“彎道超車”，進而改變既有的國際權力分配格局。這將使得人工智能不僅是國家安全的賦能工具，更成為國際權力再分配的中介變量，推動形成技術政治化背景下的新型全球安全秩序。
人工智能賦能國家安全發展現狀
當前，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先進技術正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向國家安全各領域賦能滲透，既為國家安全各領域注入新的動能、引入新的治理手段，也使國家安全內涵邊界和外延發展面臨新的時代要求。從科技賦能的角度看，人工智能賦能國家安全正在提升情報感知能力、輔助決策能力以及更新場景手段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從現實的角度看，主要國家正加緊開發運用新的人工智能系統工具，為新形勢下的國家安全工作提供新的手段支撐。
增強情報感知能力。當前，國家安全情報工作正面臨數據爆炸式增長、信息系統結構日益復雜、應用場景更加多元化的三重挑戰。[5]現代人工智能系統通過發展多源異構數據處理能力，可以實現對社交媒體元數據、地理空間影像、開源情報等多元信息流的實時融合分析。[6]此類技術可顯著提升威脅識別的準確性和時效性，將分析效率提升至傳統方法的數倍。特別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突破性進展，通過建立多模態關聯模型，不僅重構了情報產品的生產方式，更催生了動態威脅推演等新型分析范式。基于先進算法模型的情報研判系統能夠大幅縮短戰略態勢評估周期，這種能力躍遷正在重塑國家安全威脅評估的時間窗口和響應機制。例如，美國人工智能公司帕蘭提爾（Palantir）針對“9·11”事件后美國情報界跨部門“數據孤島”問題開發的“哥譚”系統是一款國家安全級數據分析系統，其核心技術架構以分布式數據融合引擎為支撐，支持實時接入由傳感器網絡、衛星遙感系統及各類監控終端產生的多模態數據流。通過自主研發的語義解析算法與時空關聯模型，該系統實現了非結構化文本、地理空間坐標及實時影像數據的三維可視化整合。其決策支持系統可自動生成威脅評估圖譜，并為指揮人員提供動態作戰方案推演。該系統在反恐行動中的情報處理效率較傳統系統有大幅提升，現已成為全球安全領域最具影響力的情報分析系統之一。[7]
優化輔助決策。在輔助決策層面，人工智能對國家安全的賦能主要體現在認知增強、決策優化和風險管控三個維度。在認知層面，通過多模態數據融合與知識圖譜構建，人工智能系統能夠突破人類認知局限，建立復雜安全威脅的關聯網絡；在決策層面，基于機器學習的動態推演模型可生成聯合行動方案，顯著提升決策的科學性和前瞻性；在風險管控層面，人工智能的實時監測與預測功能助力國家安全體系構建起更敏捷的威脅響應機制。比如，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近年來啟動了代號為“深綠”的人工智能項目，試圖通過對過去數據的梳理和對現在數據的整合來提出最優的解決方案，以供指揮員選擇。這個項目如今演變為美國五角大樓的“智能參謀長助理”。美軍近年來在融合計劃（Program Convergence）系列演習中，圍繞戰術情報目標接入節點的四種人工智能系統——“造雨者”系統、“普羅米修斯”系統、“火力風暴”系統和“射擊”系統，可幫助美軍快速形成從多傳感器偵察到優化武器精確打擊的輔助決策殺傷鏈，將從發現目標到擊中目標的時間由原來的數小時縮短至1分鐘以內。
豐富場景手段。在國家安全相關領域，人工智能帶來了更加豐富高效的場景構設和安全應對手段。比如，在國土安全監測預警方面，基于計算機視覺和傳感器融合的智能監控系統突破了地理空間限制，實現了對邊境異常活動的實時感知與自動識別；通過機器學習算法可對多源異構數據進行關聯分析，構建動態威脅評估模型，顯著提升對安全威脅的預測性研判能力；智能決策支持系統可優化資源調配路徑，形成閉環式安防處置機制。在軍事安全領域，技術進步與戰爭需求促使無人作戰平臺應用場景日益多樣化，其功能也從單一化向復合化、組合化應用方向發展，同時相關技術突破將推動無人作戰平臺從以“遠程遙控”為主向“場景自適應”模式演進。例如，美、英、澳三國聯合舉行的“自主戰士”演習投入了包括無人機、地面無人車和水下機器人等在內的30余種無人系統，覆蓋偵察、打擊和后勤等多種作戰場景。美國海軍陸戰隊近日為特種作戰司令部提供了一種新型四足無人地面機器人Vision 60。該機器人配備了步槍，搭載了人工智能驅動的目標探測系統，能夠識別敵方目標，可代替士兵承擔軍事任務。韓國計劃在2028年前組建90個人工智能作戰試點分隊，重點開發適應城市巷戰和山地作戰的無人平臺。[8]又如，在烏克蘭危機中，美國人工智能公司帕蘭提爾為烏克蘭軍隊提供了功能強大的軟件系統，利用人工智能實現了精準的圖像識別，通過將來自衛星、無人機以及社交媒體等渠道的圖片進行關聯分析，為烏克蘭軍方進行目標識別、瞄準打擊、戰事預警、輔助決策等提供了重要技術支撐。帕蘭提爾公司首席執行官表示：“依托先進算法的戰爭系統能力之強大，等同于利用戰術核武器來對抗常規武器。”[9]
防護關鍵基礎設施。在關鍵基礎設施防護領域，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呈現顯著的“安全化”特征，通過算法治理改進了傳統基礎設施的風險響應范式。其技術賦能主要體現在三個維度：在威脅感知方面，基于深度學習的異常檢測系統實現了對網絡攻擊和物理破壞的多模態實時監測；在風險評估方面，通過圖神經網絡構建的關鍵節點脆弱性分析模型，能夠動態預測系統性風險的傳導路徑；在應急響應方面，自主決策系統形成了故障自愈和資源調度的閉環管理機制。這種技術治理轉型不僅提升了基礎設施的韌性水平，更推動安全邏輯實現從被動防御向主動預測的范式轉變，同時也凸顯出技術依賴性與系統脆弱性之間的悖論——算法自主性的增強既強化了防護能力，又可能因技術黑箱特性引發新的系統性風險，這反映了人工智能時代安全治理的復雜二重性。2024年8月，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舉辦人工智能網絡安全挑戰賽半決賽，尋求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開發全自動網絡推理系統，快速識別和修復關鍵基礎設施中軟件、系統和網絡的漏洞。美國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2024年底發布的《確保人工智能時代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報告強調，盡管可能存在一定安全風險，但人工智能在關鍵基礎設施防護中仍具有顯著優勢。[10]
人工智能賦能國家安全發展趨勢
人工智能發展運用的新一波浪潮席卷全球、方興未艾，為世界各國帶來了寶貴的發展機遇。然而有的大國出于一己私利，偏執地將人工智能作為維護其霸權的工具，妄圖在人工智能發展與運用方面為其他國家設置障礙，制造“小院高墻”或“智能鴻溝”。在這一背景下，理解人工智能與國家安全的賦能互動關系，需要從技術演進、治理轉型、理念革新與國際競爭四個維度展開系統分析。從未來發展看，人工智能不僅將改變維護國家安全的手段，更將重新定義“國家安全”的內涵與外延。當算法開始參與國家安全決策、數據日益成為戰略資源、算力已經構成國家權力基礎時，我們將見證一個技術政治化與治理智能化深度互構的新時代。
技術演進雙重迭代。從技術演進維度看，人工智能系統正經歷從離散式工具應用向集成化智能生態的轉變。這一演進過程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在算法融合層面，深度學習、強化學習與聯邦學習等前沿算法的交叉創新正在突破傳統技術邊界。深度學習通過多層神經網絡實現了對復雜數據特征的自動提取，強化學習賦予系統在動態環境中的自主決策優化能力，聯邦學習則解決了多源異構數據協同計算中的隱私保護問題。這種算法協同效應使得人工智能系統能夠構建“數據采集-特征提取-模式識別-決策輸出”的完整認知閉環。在系統集成層面，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正在賦能國家安全系統的運行模式。情報采集環節通過多模態感知網絡實現全域掃描，威脅評估環節借助知識圖譜和因果推理技術建立跨域關聯分析，決策支持系統則基于深度強化學習框架，在軍事指揮、反恐預警等場景中形成動態優化策略。這種情景信息多域集成跨域融合使國家安全系統首次具備了近實時的全球態勢感知和秒級自主響應能力。然而，這種技術集成化趨勢也衍生出新的治理難題。算法復雜度的指數級增長導致決策黑箱問題日益凸顯，深度神經網絡的不可解釋性可能掩蓋系統性偏差，多智能體系統的協同演化可能產生難以預測的涌現行為，聯邦學習中的梯度泄露風險對數據主權構成潛在威脅。這些挑戰本質上反映了技術先進性與系統可靠性之間的深層矛盾，亟需通過可解釋人工智能、形式化驗證等新興技術手段加以平衡。未來技術發展必須兼顧性能突破與安全可控，以確保集成化智能生態的可持續發展。
治理模式加快轉型。在治理模式轉型方面，人工智能的應用正推動國家安全決策機制從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向“人機協同共生”演進。這一轉變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在決策流程上，傳統國家安全決策依賴“專家經驗＋有限數據分析”，人工智能的介入使決策系統演變為“數據驅動＋算法優化＋人類監督”的三層架構。智能系統已從輔助工具演變為某些場景下的“決策主體”，直接參與關鍵環節的操作性決策，如網絡攻防中的自動威脅阻斷、軍事指揮中的動態兵力部署等。在認知方式上，人工智能系統通過多模態關聯分析和復雜系統建模能夠突破人類認識的生理和邏輯局限。機器學習可識別人類難以察覺的模式，有效規避人類決策中的“確認偏誤”[11]和“群體思維”[12]。在響應機制上，自主系統具有實時態勢感知、動態策略調整和分級響應執行能力，使國家安全體系具備持續進化的顯著特征。這種治理轉型正在重新定義國家安全的組織形態和運行邏輯。
安全理念更新嬗變。從安全理念維度看，人工智能正在推動國家安全治理理念發生嬗變，其本質上是技術政治化與治理智能化雙重邏輯互構的產物。這種轉變主要體現在三個關鍵維度：首先，在安全主體層面，算法已超越工具屬性而演變為新型武器系統。2017年美國國防部就提出了“算法戰”的概念，標志著戰爭形態正在向以智能算法為核心的認知域對抗轉型，算法優勢成為繼制空權、制海權之后的新型戰略制高點。[13]其次，在地緣政治方面，對數字空間主導權的爭奪催生出“數字地緣政治”等新場域。為維護自身數字地緣政治的絕對安全，美國出臺《芯片與科學法案》，建立“芯片四方聯盟”（Chip 4），數字地緣戰略博弈日趨激烈。[14]最后，在治理邏輯上，人工智能決策系統的深度應用帶來了“算法治理悖論”，一方面提升了安全決策的精準性，另一方面卻因技術黑箱特性導致傳統的政治問責機制面臨失效的風險。
國際競爭態勢加劇。人工智能技術正快速迭代更新，但全球治理體系卻面臨明顯的“監管滯后”困境，這將影響國家安全治理的總體成效，即一國國家安全更加難以獨善其身，必須愈加重視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國內安全和國際安全的良性互動與統籌治理。[15]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是全球技術治理的前沿議題和棘手問題，人工智能技術標準與治理規則已成為大國戰略博弈的新高地。主要國家圍繞人工智能技術研發、數據治理和算法標準的爭奪，實質上是圍繞未來國際秩序主導權的競爭。這種競爭態勢既推動了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也加劇了國際安全治理的碎片化風險。未來發展趨勢將取決于兩個關鍵變量的互動關系：一是技術創新與治理創新的協同程度，需要建立敏捷治理框架來適應技術的快速演進；[16]二是國際社會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共識構建上的進展，包括技術標準協調、風險管控合作和倫理規范制定等方面。在當前大國戰略競爭加劇的背景下，超越地區合作層面的全球性數字治理幾乎處于全面停滯的狀態。[17]只有實現技術與治理的良性互動，才能確保人工智能賦能國家安全的過程既保持創新活力，又運行在安全可控的發展軌道上。這一進程不僅關乎單個國家的安全利益，也將深刻影響全球安全治理體系的演變方向與建設成效。
人工智能賦能國家安全發展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快發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們贏得全球科技競爭主動權的重要戰略抓手，是推動我國科技跨越發展、產業優化升級、生產力整體躍升的重要戰略資源。”[18]一方面，我國在人工智能發展應用方面，面臨著難得的時代機遇，人工智能不僅是中國實現重要科技領域跨越式發展的關鍵突破口，更為維護新時代國家安全提供了戰略支撐。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的深度應用在提升國家安全能力的同時，可能帶來多維度的新型安全風險。這些風險源于技術本身的不確定性特征，以及現有治理機制應對新興技術風險的滯后性。因此，我國需要在積極推動人工智能技術創新發展的同時，著力構建與之相適應的風險防控體系，實現技術創新發展與賦能安全保障的動態平衡。
培育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安全技術生態。中國特色人工智能安全賦能體系的技術路徑，核心在于建立自主可控的技術生態，確保關鍵算法、算力和數據的自主性。建議重點圍繞三個層面尋求突破：在基礎支撐層面，著力攻克芯片制造、算法框架等“卡脖子”技術，實現核心技術的自主可控；在算法研發層面，重點發展具有可解釋性和抗干擾能力的智能算法，確保智能系統輔助決策的安全可靠；在應用創新層面，促進人工智能與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打造智能化的安全防護體系基座。同時，應注重技術研發的軍民協同，形成“需求牽引-技術攻關-產業落地”的閉環創新體系，使人工智能安全技術既能有效保障國家安全，又能帶動新質生產力相關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不斷豐富國家安全賦能運用生動場景。隨著科學技術的持續發展和國家利益版圖的不斷拓展，國家安全的內涵與外延正不斷突破原有的邊界與框架。人工智能技術在國家安全領域展現出廣闊的應用前景，正刺激并拉動國家安全需求與供給格局不斷演變拓展。總的來看，人工智能在國家安全領域的應用正呈現“技術深度滲透、場景全域覆蓋、創新競爭加劇”的特征。我國在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進程中，一方面，要注重通過安全場景構建，拉動人工智能賦能應用的新需求側；另一方面，也要注重運用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賦能改造原有的國家安全相關領域基礎設施、治理手段和標準規范，為國家安全體系能力升級提供新的動能。
建立敏捷治理的人工智能安全制度框架。構建系統完善的科技創新制度體系是筑牢人工智能技術安全與國家安全的戰略基石。[19]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需要構建動態平衡的制度框架，通過系統性制度創新實現安全與發展的協同共進。在風險管控方面，要實施基于應用場景的分級監管制度，針對涉及國家安全的核心領域建立負面清單管理機制。在創新激勵方面，建議推行“安全可控”的技術試驗機制，為前沿技術探索預留制度空間。在法律保障方面，要積極構建涵蓋算法審計、數據治理和倫理審查的全鏈條制度體系。通過建立跨域協同的治理架構和彈性適應的政策工具，形成既能有效防范系統性風險、又能持續激發創新活力的制度環境，最終實現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從被動應對向主動塑造的根本轉變。
構建多軌并進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共同體。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需積極參與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國際規則塑造，推動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治理新秩序。首先，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依托聯合國框架下的多邊協商機制，在人工智能軍事化管控、數據主權界定等主要議題上貢獻中國方案；其次，建立分層分級的技術合作信任體系，通過中美、中歐等雙邊對話機制構建風險管控“緩沖帶”，同時深化金磚國家、上合組織等基于多邊平臺的技術安全合作；再次，創新治理模式國際合作路徑，將“數字絲綢之路”建設與人工智能治理相結合，推廣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與安全并重”治理模式。通過這種多軌并進的思路，中國既能在人工智能國際規則制定中維護自身核心利益，又能推動構建“非零和博弈”的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新格局，實現技術競爭與國際穩定的動態平衡。
結語
人工智能正通過“技術賦能-制度調適-權力重構”的三重機制，推動國家安全體系從工業文明向數字文明范式轉型。這種轉型既表現為情報感知、戰略決策等領域的效率革命，更體現為安全治理底層邏輯的模式演進——當算法開始參與戰爭決策、數據成為戰略資產、算力構成權力基礎時，傳統安全邊界與治理規則將面臨系統性重塑。
對我國而言，這一變革既意味著實現技術“彎道超車”的戰略窗口，也意味著平衡創新發展與風險防控的治理考驗。未來，我國需要以“自主可控的技術生態”筑牢安全基石，以“動態平衡的制度框架”提升治理效能，以“多軌并進的國際合作”塑造規則共識，走出一條兼具中國特色與全球視野的國家安全發展道路。這不僅是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的必然選擇，更是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當前沿和顛覆性技術發展日益成為全球公共議題時，唯有在安全與發展、創新與治理、自主與開放之間保持有機統一，才能推動人工智能真正成為增進人類福祉的變革性力量。
（國防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畢業生劉胡君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李韜：《人工智能時代影響國家安全的新興因素及治理邏輯》，《社會治理》，2025年第2期。
[2]《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人民日報》，2020年11月4日，第1版。
[3]D. Vergu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ld Aid Future Background Investigators," 8 April 2019, https://dod.defense.gov/News/Article/Article/1808092/artificial-intelligence-could-aid-future- background-investigators/.
[4]肯尼思·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信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6頁。
[5]張海濤、龐宇飛、劉彥輝等：《人工智能賦能情報服務與決策：內涵、邏輯與路徑》，《圖書與情報》，2025年第1期。
[6]魯傳穎：《人工智能重塑國家安全的范式和邏輯》，《人民論壇》，2025年第3期。
[7]邵雷、石峰：《美國情報部門處理海量數據的方法路徑研究》，《情報雜志》，2022年第5期。
[8]朱啟超：《2025年世界人工智能軍事應用八大趨勢》，《國防科技》，2025年第1期。
[9]王欣：《AI能力邊界不斷擴展將對國家安全產生深遠影響》，《中國信息安全》，2023年第5期。
[10]劉紀鋮：《美國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發布〈確保人工智能時代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報告》，《科技中國》，2025年第1期。
[11]確認偏誤是人類認知過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種非理性傾向，指個體傾向于選擇性關注、解釋或記憶符合自身既有信念的信息，同時忽視或貶低與之矛盾的證據。
[12]群體思維是指在高度凝聚的決策群體中，成員為了追求共識與和諧，傾向于壓制異議、忽視風險，最終導致決策質量下降甚至失敗。
[13]董青嶺：《算法“武器化”及其對權力的塑造》，《中國社會科學報》，2024年6月20日。
[14]魯傳穎：《全球數字地緣政治的戰略態勢及其影響》，《當代世界》，2023年第5期。
[15]葉淑蘭、李孟婷：《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進展、困境與前景》，《國際問題研究》，2024年第5期。
[16]2021年世界人工智能大會（WAIC）治理論壇上，清華大學教授薛瀾提出“敏捷治理”概念，認為數據、算法、應用場景、平臺、企業作為治理對象應自下而上分層治理。詳見《薛瀾教授：人工智能治理很關鍵，創新和治理須協調推動》， 2021年8月5日，http://cistp.sppm.tsinghua.edu.cn/info/1024/1227.htm。
[17]戚凱、周祉含：《全球數字治理：發展、困境與中國角色》，《國際問題研究》，2022 年第6 期。
[18]《加強領導做好規劃明確任務夯實基礎 推動我國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發展》，《人民日報》，2018年11月1日，第1版。
[19]李貝雷：《人工智能嵌入國家安全的應用場景、潛在風險及其應對策略研究》，《情報雜志》，2023年第4期。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abling National Security: Status, Trends and Countermeasures
Zhu Qichao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s profoundly affecting national security, bringing great impact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eve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stantly evolving and developing AI technology also provides new enabling means and tools for building a firm national security defense. The basic logic of AI-enabled national security is reflected in the technology's comprehensive empowerment of the 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its impact on the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algorithmic autonomy and political governance, and its promotion of the power shift in the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landscape. From the worldwide trend of AI-enabled national security,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optimize the strategic layout, preset the means and tools of application in a multi-dimensional way, and adhere to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ombining innovative dynamics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o as to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ever-changing new situations and challenges in the field of national security.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ational secur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powerment, security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責 編∕桂 琰 美 編∕梁麗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