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向華 解超
以高效能治理激活高質量發展新動能是破解發展瓶頸的必然選擇。2020年5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提出“高效能治理”的新概念，強調要有針對性地部署對高質量發展、高效能治理具有牽引性的重大規劃、重大改革、重大政策，為系統破解治理領域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深化治理領域的改革確立了目標導向與行動遵循。2025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再次強調，要堅定信心推動高質量發展高效能治理，進一步凸顯了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以高效能治理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意義。以高效能治理激活高質量發展新動能，不僅為創新發展提供更加優越的制度環境與要素保障，更能夠實現資源的高效配置與動態調整，最終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效能與高質量發展動能的協同共進。
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必然要求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明確指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這表明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遵循是以生產力發展推動經濟基礎的變革，進而要求上層建筑進行適應性調整。當前，以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質量為核心特征的新質生產力正加速形成，必然要求調整乃至變革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破除束縛生產力躍升的體制機制障礙與結構性壁壘，從而充分激活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數據等各類生產要素的活力與效能，最終實現生產力的持續解放與躍升。所謂高效能治理，強調的正是上層建筑面向生產力發展新要求而進行的主動調適，旨在為新質生產力所催生的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培育穩定、開放、包容、激勵相容的制度環境與治理框架，并通過與生產關系的協同變革，構建起從制度優勢到治理優勢、再到高質量發展動能的高效轉化機制，進一步打通從制度潛能釋放到高質量發展實踐的關鍵通道，從而為新質生產力的持續涌現與蓬勃發展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與治理支撐。
也就是說，以高效能治理激活高質量發展新動能，絕非政策層面的策略性抉擇，而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規律在當代中國歷史情境下的必然體現。新質生產力不僅歷史性地推動了發展方式由規模擴張型向質量效益型躍遷，更對既有的制度框架與治理結構構成了根本性挑戰。傳統治理體系中存在的制度性壁壘嚴重束縛了數據、知識、技術、高端人力資本等新型關鍵生產要素活力的充分涌流與高效配置。因此，持續深化對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系統性、結構性變革，通過精準高效的制度供給與制度創新，破除阻礙新質要素自由流動、價值實現的體制機制障礙，實現制度性安排與新質生產力內在發展需求的動態適配與協同演進，是順應歷史規律的必然選擇。在此意義上，唯有構建起“生產力發展—治理優化—更高水平發展”的正向循環機制，方能將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充分轉化為引領高質量發展的強大治理效能與發展優勢，從而增強發展動力的內生性、發展層次的深度性、發展績效的長期性、發展狀態的穩定性，最終實現生產力的持續解放和人的全面發展。
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
高效能治理的核心要義在于通過制度創新、組織優化和技術賦能，將國家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最終構建起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我國經濟發展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面臨著制度性障礙與治理能力不足的雙重制約。同時，科技創新、數字經濟、綠色轉型等新動能本身具有高度復雜性和快速迭代性，對治理的前瞻性、適應性、協同性和服務性提出了更高要求。這些瓶頸與挑戰交織疊加，制約了市場活力釋放、創新潛能激發和資源配置效率提升，阻礙了高質量發展動能的順暢涌現與有效轉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提出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目標必須隨著實踐發展而與時俱進,既不能過于理想化、急于求成,也不能盲目自滿、故步自封。因此，如何在戰略層面準確發揮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對高質量發展的推動作用，進而取得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突破；如何以高效能治理彌合制度設計與執行落地之間的“轉化縫隙”，構建起一套貫穿政策制定、執行、反饋與優化全鏈條的治理機制，使得治理體系能夠實現從宏觀制度優勢向微觀治理效能的“精準滴灌”，進一步推動高質量發展從“量”的擴張轉向“質”的提升，已成為我國現階段高質量發展亟待破解的課題。
也就是說，我國高質量發展階段面臨的新挑戰與新機遇，對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高效能治理作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命題，既能夠提升治理主體的治理能力，克服“無效治理”“低效治理”困境，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動力支撐、秩序保障與活力源泉，又能夠通過提高治理過程的有效性和治理目標的達成性來增強治理效能，從而增強高質量發展的質效。例如，針對傳統動能衰減的“轉型之困”，通過構建親清政商關系、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優化科技創新激勵機制等措施，可以驅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蓬勃發展，從而有效對沖傳統動能減弱的影響，實現新舊動能的順暢接續與升級。針對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結構之痛”，依托法治化、規范化、協同化的治理框架，可以精準識別區域差距、城鄉鴻溝、行業壁壘等結構性問題，并在協調發展、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中構建起更為公平、可持續的發展秩序，從深層次緩解結構性的發展陣痛。針對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生活之盼”，依托數字技術賦能、流程優化再造及多元主體協同共治，可以推動公共服務供給從“大水漫灌”轉向“精準滴灌”，提升公共政策的靶向性與服務的可及性，將宏觀的發展目標有效轉化為微觀個體的切實獲得感，最終以治理效能的最大化精準回應時代課題與人民期待。
簡言之，高效能治理絕非發展的輔助工具，而是驅動高質量發展破浪前行的制度根基。其能夠以治理過程的科學化、法治化、智能化推動高質量發展始終動力澎湃、秩序井然，從而為中國發展穿越轉型深水區、實現可持續的繁榮與進步奠定堅實基礎。
如何以高效能治理助力高質量發展
如何以高效能治理推動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進而為高質量發展提供關鍵助力，是新時代新征程中必須回答好的課題。
一是優化“頂層設計”，以制度新優勢賦能高質量發展。高效能治理的根本任務在于建立完備、協同、高效的制度體系，從而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根本性制度保障與持久支撐。高質量發展是黨和國家在長期發展實踐中不斷優化治理路徑、完善改革思路的產物，尤其需要實現頂層設計的戰略謀劃與基層創新的良性互動。一方面，從全局性、戰略性高度出發，系統聚焦并精準施策于當前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領域與核心環節，通過頂層設計的系統性優化，為各領域改革提供清晰的戰略指引和穩定的制度預期；另一方面，充分激發基層探索的首創精神，鼓勵地方在遵循頂層設計原則框架下的差異化實踐創新，并及時將行之有效的基層經驗上升為普遍性制度安排，從而將制度優勢持續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躍升與經濟社會發展行穩致遠的堅實保障。
二是深化“刀刃向內”，激發高質量發展新活力。深化刀刃向內的政府自我革命，是一種高質量治理模式的發展樣態。在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要釋放要素流動空間，驅動資源向高附加值領域集聚，從而激發創業密度與創新濃度，為高質量發展注入新的活力；要聚焦現代化監管體系的秩序建構，通過新技術新體制強化事中事后監管，促進公平競爭，進一步為高質量發展“保駕護航”；要通過推行“一網通辦+跨域通辦”等數字化政務平臺，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營造便利的發展環境，從而為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基本保障。
三是推動“數智賦能”，激活高質量發展核心引擎。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首次提出了“數智技術”，這不僅是新階段以數字化驅動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要求，更是推動高效能治理的關鍵環節。“數智賦能”能夠極大提升治理響應速度和精準度，為提升決策科學化、服務精準化、治理高效化水平提供核心引擎。立足“十四五”與“十五五”的歷史交匯點，數據賦能以指數級速度重塑著政府治理格局。因此，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要將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嵌入治理過程，推動治理體系逐步突破傳統層級壁壘，進一步為高質量發展鍛造可持續的創新內核，最終實現治理能級與發展質效的螺旋式躍升。
四是強化“基層善治”，夯實高質量發展基石。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神經末梢”，更是激活高質量發展內生動力的關鍵支點。因此，既要完善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信息化支撐的基層治理平臺，發揮好數字技術對基層社會治理的便捷、高效作用，推動基層治理手段、治理模式、治理理念持續創新，又要提高社區延伸下沉水平，充分利用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了解群眾所思所想所盼，進行需求動態監測，發現數據背后蘊含的治理需求，實現對基層問題的“接訴即辦”，促進基層治理在高效化、實效化中實現精準化，從而不斷提升基層治理效能，夯實高質量發展的社會根基與治理韌性。
(作者分別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研部副主任、教授，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