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構建產權明晰、分配合理的運行機制，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明確了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基本要求。今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提出，因地制宜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必然要求，對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建設農業強國和促進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義。日前，人民論壇調研組走進合肥市長豐縣、廬江縣等地，探索當地黨建引領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實踐道路。
辦公桌上的跨國種地協議
人民論壇調研組來到合肥市長豐縣義井鎮紅橋村，見到黨支部書記孟凡余，村集體經濟辦公室里面擺放了一圈俄羅斯的農產品，辦公桌上有一份旱地豌豆栽培技術規程，還有一份涉外土地流轉租賃協議，這可不是一般的土地租賃協議，簽約另一方是俄羅斯下諾夫哥羅德州沃茲涅森斯克區。
紅橋村位于長豐縣義井鎮西北部，地處江淮分水嶺，缺水易旱，農業結構單一，13個村民組，近2200人，耕地5700多畝。全村大部分勞動力外出打工，流出人口達77.4%，留守的大多數為老人和兒童。紅橋村曾經田荒、錢荒、人荒，村黨組織軟弱渙散。全村較豐富的資源就是耕地，以稻麥等傳統種植業和小農戶經營為主，集體經濟基本無經營性收入。
從重點貧困村到和美鄉村精品示范建設村，紅橋村的一套打法既以黨建引領群眾“種好田”，還打出了一條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紅橋經驗”。為什么紅橋村會從落后成為先進？為什么一個人心渙散的村能成為遠近聞名的團結村？種田怎么還種出了國門？要把問號拉直，解鈴還須系鈴人，還是得問村黨支部書記老孟。
2012年，原義井鄉黨委、政府想點子找“能人”，在外經商多年，事業有成的孟凡余進入組織視野。經過嚴格的考察選拔程序，孟凡余回鄉擔任村黨支部書記。老孟回村，先是凝聚人心，自己把村里的十幾萬元債務給還了。2016年實現重點貧困村脫貧，2017年成立村辦企業菜籽油加工廠。2018年底，以“高標準農田建設”為契機，老孟帶領村“兩委”班子，通過土地流轉、成立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等方式，建立村級股份經濟合作社，流轉5700畝高標準農田，統一經營，村民入股分紅，實現了土地的集約化經營。2019年，村集體經濟收入增長到73.8萬元，累計發放收益分紅113.73萬元，人均分紅達533元（除去土地租金400元），并通過入股分紅、務工就業、收益分配等方式，戶均增收2000元以上。“老百姓沒那么多大道理，說千道萬，不如真抓實干。這一招亮出來，我們就干贏了！”老孟說。
在壯大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過程中，黨組織發揮了巨大作用，紅橋村成立“黨員議事會”，充分發揮“五老”及群眾代表作用。種什么、怎么種、利益怎么分配？這些，老孟個人沒有太多的話語權，黨員議事會、村民代表大會、種植大戶和致富帶頭人集體說了算。“土地分紅+績效分紅+務工收入”的利益分配機制確立了，全村上下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群眾得實惠，農民變股東，農民得到了土地分紅和村集體經濟成員分紅雙層收益。2021年，紅橋村參與土地入股分紅農戶474戶，保底收益188.84萬元，分紅收益17.06萬元，還不算享受節日大米、菜籽油等實物分紅福利。
集體增收入，資源變資產，依托土地規模經營，村集體經濟發展強勁有力，村集體收入從改革前2018年的26.5萬元，改革后2019年的73.8萬元，增加到2021年的450.88萬元。2023年，村集體自主種糧20150畝，經營性收入首次突破1000萬元，收益超過200萬元。“去年，除支付土地入股現金分紅外，村里還拿出50多噸米面油，給每家每戶實物分紅。”孟凡余說。
發展的勢頭一起，就一發而不可收。托管耕種鄰村土地約3500畝，接管新橋機場預控土地約4500畝，與黑龍江依蘭縣開展戰略合作，種植優質東北水稻5800畝。扳起手指頭來數，這些年紅橋村合作的大客戶可真不少，有荃銀高科、北大荒、迎駕集團等上市公司的小麥、高粱長期種植訂單；有福娃航天生態育種、墨禾苑生態農業等公司的航天大豆、航天芝麻等實驗種植訂單。紅橋村優質高粱成為貴州遵義知名酒企的原糧基地，種田的事業還拓展到國門之外。
長豐縣義井鎮黨委書記徐志煒說，紅橋村開啟“飛地”發展模式，集體經濟發展速度質量齊頭并進，使紅橋村跨入經濟強村行列，讓群眾持續致富、鄉村變美、生活幸福，用實干催生出“紅橋經驗”，為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和鄉村全面振興探索出了自己的經驗。
長豐縣委組織部副部長劉姝婉告訴人民論壇調研組，抓黨建促鄉村振興，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與合肥市委組織部推進的黨組織領辦合作社密切相關。紅橋村黨支部領辦的多個合作社在不同領域發揮主體作用，聚合起了信心，凝聚成了力量。
老孟想到外國種地，一開始就是一個念頭，這個念頭在縣里、市里有關部門的推動下，變成了現實。咱農民種地還得出國，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而且種什么，還得考慮出口配額。“地球是個村。我信。”老孟咧著嘴直笑。
長豐縣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宮小剛認為，壯大集體經濟，不是一個口號或者是概念，而是必須尊重市場規律，發揮組織優勢，激活發展動能的全方位系統性工程。紅橋村通過“三變”改革，“跑田頭”與“跑市場”緊密結合，創新優化了農業經營“統”和“分”的關系，以黨建引領群眾“種好田”，積極探索農村改革發展，形成了相關經驗，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走出了一條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強村富民之路。
如今，“黨建引領、土地到村、規模經營、利益共享”的“紅橋模式”成為學習的經驗典型。紅橋村黨支部先后獲評全省農村基層黨建工作“五個好”村黨組織標兵、合肥市先進基層黨組織等榮譽，孟凡余也先后獲評安徽省優秀共產黨員、安徽省皖美村支書等榮譽，并被推選為省黨代表。
合肥市委組織部相關負責人認為，紅橋村的啟示總的來說就是：抓好了一個關鍵，夯實了黨建引領，是紅橋村發展的根本保障；選對了一個頭雁，是紅橋村發展的人才基石；搭建了一個平臺，立足土地到村、產村融合、經營村莊，是紅橋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核心理念；形成了一個經驗，“紅橋經驗”的成功探索是紅橋村“引進來走出去”，聚集各類資源，發展村集體經濟的精神源泉。
人民論壇調研組認為，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不僅是發展命題，更是改革命題。需要處理好改革與發展的關系，通過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農村土地制度等改革，釋放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潛能。從我國農村發展實踐看，越是能夠把強化集體所有制根基、保障和實現農民集體成員權利同激活資源要素統一起來的地區，越是注重農村系統性改革的地區，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活力和內生動力就越強，形式也更加多樣。
廣場上的書記直播間
初夏早晨，廬江縣移湖街道閘山村村委會門前的廣場上一派忙碌景象。清晨6時許，村黨委書記謝付田帶領村干部正在布置農家菜“直播間”。
“粉絲朋友們，看這菜園子里剛摘出來的新鮮蔬菜，露珠還掛在上面，感覺怎么樣？”7點整，《書記四人尋》直播間的4位村書記出現在直播間鏡頭前，正式開啟了早市直播。
為確保直播間的蔬菜能第一時間到達買家手中，閘山村采用冷鏈直發模式，實現江浙滬皖“包郵區”農產品12小時直達餐桌。6月第一周連續7天的早市直播，實現總銷售額11.94萬元，成交2000多單，漲粉1700多人，吸引14.36萬人次觀看。2024年11月開播以來，實現銷售額128萬余元，帶動180多戶村民銷售農產品60萬余元，實現了讓流量進村、產品出村，帶領更多村民走上增收致富的道路。
如何將區位優勢和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效益，是近年來閘山村謀劃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的根本出發點。
合肥百大集團選派駐村第一書記、工作隊隊長汪斌說，我們建立百大合家康農產品供應基地，打造本地農產品“一站式”直供直銷平臺。統一收購銷售雞蛋、薄皮椒、萵筍等農產品60多種，帶動本地村民就業120余人。打造本地黑豬、水牛、送灶粑粑等60多種“土特產”品牌，提升了農產品的辨識度和附加值。閘山村村級集體得到不斷發展，2023年經營性收入達到550萬元，純收益達230多萬元。
“種好一粒米，帶富一方人”。廬江縣盛橋鎮神墩村黨委書記陳偉對此深有感觸，“通過黨組織領辦合作社整合資源，去年實現集體經營性收入590萬元，得益于整合8000畝農田資源，去年村集體純收入206萬元。”神墩村發揮黨組織引領作用，主要是構建了“三級聯動”機制。創新協商機制，通過45場黨群議事會統一思想，整合8000畝農田資源；建立田間課堂培育體系，全年開展28場農技培訓，培育出12名技術骨干；最關鍵的是，黨員干部帶頭參股，52戶種植戶看到實效后主動加入合作社。
陳偉說起了集約化經營帶來的好處，農資統購降本方面，與中鹽紅四方戰略合作后，復合肥每噸直降100元，全年節本超10萬元；智慧農機提效方面，兩架大疆T30無人機讓4000畝農田施肥周期從7天壓縮到2天；生態種養增收方面，“稻蝦共生”模式搭配“南粳46號”優質稻種，畝均增收2400元。
人民論壇調研組認為，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是基層黨組織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在發展過程中，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不斷增強，村級組織服務群眾的能力也隨之得以提升。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目的是興村富民，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吸引力在于其通過聯合和合作可以形成比個體經濟更多的收益。利益的創造與合理分配使集體經濟組織得以發展，從而促進基層治理不斷完善。
因地制宜 組織優勢轉化為發展動能
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要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相適應。不論何種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在具體實踐中都受到當地經濟、社會、文化等條件的影響。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不會是同一個模式、同一個版本。在黨建引領下，合肥的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因地制宜，競相迸發活力。
廬江縣堅持把黨建引領作為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的“紅色引擎”，推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加快促進農民共同富裕，培育了一批村級集體經濟示范村，帶動“強村富民”整體提升。
大崗村位于廬江縣冶父山西麓，轄區面積約12.2平方公里，共有耕地5160畝、山場4029畝、水面1000余畝，下轄38個村民組。冶父山鎮大崗村黨委書記馬富林最深的感觸是——農村集體經濟要發展，必須把黨的組織優勢轉化為發展動能，盤活山水田園資源，讓全體村民共享發展成果。“我們摸索出了一條符合大崗實際的集體經濟發展路子，核心就是黨組織領辦合作社、農旅深度融合、盤活資源創新業態。”馬富林說。
——黨建領航，搭建平臺。領辦“冶父田園”農民專業合作社，以黨建為引領，把村“兩委”分成“業務線”和“產業線”，合作社主營農業生產、文旅經營、勞務服務三大塊，吸納61戶脫貧戶入股16.53萬元，占股27.6%。合作社直接對接農資廠家，一年就為參與的農戶節約生產成本40萬元，村集體也增收13萬元。
——農旅融合，點“廢”成金。守著冶父山景區這個“金飯碗”，收儲景區沿線13處舊房，改造成特色民宿和“網紅打卡點”，每年為村集體帶來35萬元純收入。以土地入股參與旅游項目運營，成立勞務公司承接景區養護工程，帶動200多名村民在家門口就業，年人均增收超6萬元。2024年，接待游客21萬人次，旅游綜合收入1.05億元，“美麗生態”轉化為“美麗經濟”。
——產業升級，品牌賦能。托管1400畝油茶園，注冊“冶父田園”“冶父山”品牌，年銷售超40萬元，成了響當當的“土特產名片”。還與安徽農業大學合作改造低產林，建成合肥首個標準化油茶示范園，增產增收10萬元。設立“共享直播間”，“線上+線下”年增收17萬元。一路走來，大崗村集體經濟從2019年的2.7萬元躍升到2024年的504萬元，收益121萬元，從“后進村”變成了“排頭兵”。
看著山上的“綠果子”變成了村民口袋里的“紅票子”，產業升級的路子走對了！廬江縣委常委、組織部部長童敬芬說，大崗村的發展啟示在于：
——黨建是“主心骨”。黨組織必須挺在發展最前沿。領辦合作社，不是與民爭利，而是為民謀利、帶民共富；
——資源是“金鑰匙”。不能端著“金飯碗”要飯吃。山水田林都是寶，關鍵要立足實際，敢于創新思路去盤活、去升級。舊房屋、荒山、零散地，用對了方法，都是“富礦”；
——群眾是“源動力”。集體經濟，歸根結底是大家的集體經濟。發動群眾參與，讓大家看到實惠、共享成果，才能形成“眾人拾柴火焰高”的生動局面；
——融合是“突破口”。單靠農業增收有限，單靠旅游根基不穩。只有農旅融合，延伸產業鏈，才能實現“1+1>2”的效果。從種水稻到開民宿、賣茶油、搞服務，環環相扣，路子才越走越寬。
長豐縣造甲鄉是省江淮分水嶺綜合治理開發重點鄉鎮之一。1926年在造甲誕生合肥地區第一個共產黨組織——中共合肥北鄉支部。支部書記就是崔筱齋。他與曹廣化、胡濟從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畢業后，接受中央派遣回到合肥北鄉雙河集秘密成立了合肥地區第一個黨組織。《覺醒年代》的編劇，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秘書長、第三編研部主任龍平平，正是崔筱齋之孫。造甲鄉黨委書記鄧先同說，如今，造甲鄉在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也離不開紅色精神，賡續革命文化，助力鄉村振興。“我們經常聯系，及時把造甲的發展變化和龍老師介紹，聽取他們這些在外人士的意見建議，為造甲的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貢獻力量。”
在發展集體經濟方面，造甲鄉盤存量、找增量、借力量、提質量、壯體量。以土地流轉經營為路徑，高標準種植；以每個村規劃100畝村級集體建設用地，謀劃項目；以每個村至少引進1家企業，尋求市場力量。截至目前，已招引33家企業，全鄉13個村居經營土地達6030畝。集約化經營不僅降低了生產成本，還每年可為各村居帶來分紅超過70萬元。
造甲鄉黨委組織委員彭曉輝說，當地大力推廣“公司+合作社+農戶”和農事服務中心運營模式，如陳劉社區、六方村分別流轉合肥興華牧業1050畝、1600畝土地用于小麥種植、有機肥還田等，分別增加收入52.5萬元、80萬元；造甲社區、繆崗村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分別引進重慶農神、長豐百麓、九蕈農業等現代農業科技公司，興建有機肥場和菌菇方艙；聯合村、馬塘村、鳳樓村利用26畝建設用地興建農事服務中心，引入“中化”、培養溢華等農服資源。
鳳群龍蝦交易市場、雙豐米線廠、六方林下養雞、褐菇基地、“稻蝦共養”等一村一品和“農文旅”“周末經濟”“節會經濟”“村企聯建”蓬勃開展，千年前的魏吳合肥之戰，將在雙南“甲胄文創園”重現，紅源樸宿與安徽農民運動紀念館隔河相盼……鄧先同介紹，造甲鄉發揮組織優勢，保障集體經濟健康發展，“黨建領、方向正”；逐村建立臺賬，“線路清、藍圖準 ”；鼓勵致富能手“亮身份、站出列”；建強村后備人才庫，“扶上馬、送一程”，造甲鄉正呈現出“村黨組織有作為、村級集體經濟有力量、暖民心行動有著落”的美好圖景。
堅持黨的領導，是推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定盤星”和“指南針”。人民論壇調研組認為，合肥市長豐縣、廬江縣等地完善基層黨建，夯實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組織基礎，從推動產業升級、促進“微治理”創新等方面拓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空間和路徑；以“黨建+”的形式，把握集體經濟發展的方向和質量；發揮了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先鋒模范作用；利用駐村、下沉等幫扶機制，把組織優勢轉化為發展動能，提高黨組織在農村集體經濟中的治理能力和執行力。
有為政府加有效市場 拓出共富“鏈”振興“路”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涂圣偉指出，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在我國經濟社會體制轉軌過程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符合農村生產力發展實際，其本身就是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共同作用的結果。
廬江縣湯池鎮馬槽村堅持以黨建為引領，積極面向市場，探索“村黨組織+合作社+文旅融合”的發展模式，通過跨村聯建、抱團發展，成功孵育“大湯池文旅聯盟”，走出了一條強村富民新路徑。通過整合10多畝建設用地與22間閑置農房，建成了大眾民宿集群，帶動村集體年增收53萬元。以金湯湖為中心，布局打造濕地公園、游船碼頭等“網紅打卡點”，年接待游客超15萬人次。2024年，馬槽村集體經濟經營性收入達190萬元。2024年累計發放分紅資金10.2萬元，惠及60余名村民。
湯池鎮以“民宿+”帶動村民增收、群眾致富。以森活·百花里為代表的高端民宿發揮引領示范作用，通過“家庭民宿+農產品”模式，帶動本地茶葉、百花菜、土雞等特產銷售，每年可為周邊村民增收5000元左右；與周邊白馬嶺景區、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紀念館紅色研學基地等景點形成互補，構建全域旅游生態圈。家庭民宿集群年接待游客超15萬人次，年平均營業增收6.38萬元，帶動就業500余人，真正實現“一間房興旺一個村”的共富愿景。
“盤活村集體資產、整合農業資源、應用農業科技”，長豐縣陶樓鎮陶西社區全力破解集體經濟擴源增收難題，村級集體經濟發展實現歷史性突破。鎮黨委書記許琦介紹了當地圍繞存量和增量下功夫的做法，“盤活存量這一塊，我們對社區的集體土地、房屋、塘壩等資產進行全面清理，增加村集體經濟收入40余萬元。尋找增量方面，我們落實“非糧化”“非農化”政策，社區主動承包土地380余畝，用于種植有機水稻、油菜等農作物，完成有機大米認證，實現集體經濟年增收40萬元以上。”
“村企聯建”也給社區帶來了增長動力。通過與皖能公司合作，在小區建設屋頂分布式光伏發電項目，同時安裝了光伏充電樁、一體化車棚、光伏發電玻璃、風光儲一體路燈等設施，集體經濟年收益約6萬元，其中有5.6萬元補貼給群眾，增加了群眾財產性收入。
如何突出群眾在抓黨建促鄉村振興中的主體地位，讓群眾自發、自愿參與到村級集體經濟發展中來，是長豐一直著力破解的思考題。2022年以來，長豐在全縣244個村組建“村民觀摩團”，分批走進村級集體經濟“示范發展十強村”與“創新發展十佳村”，看變化、找差距、謀發展，激發群眾在扶持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工作中的熱情和參與度。
長豐縣將黨組織領辦合作社作為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重要抓手，成立合作社32個，實現入股總額3997.4萬元，入股農戶2506戶，帶動840戶農戶家門口就業。2024年，長豐縣集體經營性收入100萬元以上的村實現全覆蓋，經營收益50萬元以上的村占比超60%。長豐縣委組織部牽頭組織全縣近50個村開展分紅活動，其中14個示范分紅專場，滿滿的“儀式感”讓群眾切實感受到集體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效和收獲。
近年來，合肥市大力推行村黨組織領辦合作社，把黨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轉化為興業富農優勢，形成了“黨建引領、興村強社、群眾增收、集體受益”的特色路徑。2024年10月，合肥市印發《合肥市推行村黨組織領辦合作社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實施方案》，在全市范圍內大力推進村黨組織領辦合作社。截至目前，全市已陸續成立169個村黨組織領辦合作社，涵蓋資源、產銷、文旅、服務等多個門類，幫助4700余名群眾實現家門口就業，帶動村集體增加經營性收入近3200萬元、經營收益超900萬元。
廬江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王浩告訴人民論壇調研組，廬江因地制宜探索資源發包、物業出租、居間服務、資產參股等多元化發展路徑，推廣實施跨村黨建聯建，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統”的功能，推行村黨組織領辦合作社，創新開展“共富黨建聯盟”，進一步推動以強帶弱、片區抱團、共富發展。
廬江縣郭河鎮已組建3個共富黨建聯盟，聚焦合廬產業新城建設，建立“新城興業”共富黨建聯盟；依托陜電入皖項目，成立“聚能興網”共富黨建聯盟；聚焦鎮內特色農產品生產銷售，成立“紅鏈興農”共富黨建聯盟。2025年，全鎮一季度實現村級集體經濟經營性收入較往年同期增長27.37%。安徽喜洋洋農業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宜坤說，“我們積極融入共富黨建聯盟，應用物聯網、農產品質量追溯、農機調度、智慧植保等技術，極大提升了農產品附加值，為集體經濟發展壯大貢獻科技力量。”
“我們聚焦解難題、促發展，轉作風、促實干，進一步推動集體增收、群眾共富。”郭河鎮黨委書記張濤表示，郭河鎮將進一步優化利益聯結機制，吸納更多群眾通過土地流轉、參社入股、務工就業等多種方式參與聯盟發展，推動村集體經濟和農民收入“雙增收”。
“堅持用好學習教育‘標尺’，讓黨員干部在發展一線轉作風、強擔當、重實干，保持敢闖敢試勁頭。”廬江縣委組織部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全縣已組建村企聯建型、村村聯建型、強弱聯建型等共富黨建聯盟14個，覆蓋80個鎮村和機關事業單位、45個企業（合作社），讓共富“鏈”越串越牢，振興“路”越走越寬。
“合肥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創新實踐形成‘制度供給—組織創新’的雙向賦能機制。在治理維度上，通過黨建引領，與財政金融工具實現資源整合，構建‘有為政府’的制度框架；村社集體則以合作社為紐帶，將分散農戶嵌入全產業鏈，構建全產業鏈融合的產業共同體。”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許漢澤認為，在發展邏輯上，該模式通過土地股權化、勞動協作化等制度創新，推動農戶實現從“原子化生產者”到“集體經濟股東”的身份轉型，在保障經營自主權的基礎上，依托集體規模效應提升市場議價能力，形成“產業增值—集體壯大—農戶增收”的內生發展閉環。這一實踐不僅實現財政注資與產業培育的短期銜接，更通過三產融合與價值鏈升級開辟“生態產業化”新路徑，為破解集體經濟弱化與小農戶現代化難題提供解決方案，充分展現了集體所有制在鄉村振興戰略中的制度優勢與生命力。
深耕厚植 集體經濟與基層治理互融共進
長豐縣杜集鎮邱集社區屬于省級整體推進農村土地整治示范項目，2017年實現整體搬遷，716戶2820人喬遷新居。路成網、樹成行、渠相連……曾經分散居住在各個村莊的村民們都集體住進了統一規劃的邱集新村。社區先后流轉土地3200畝，引進了350畝桃園基地、500畝瓜蔞種植基地、種植大棚400畝。利用資金在縣北城投入股分紅，每年分紅8.4萬元，社區酒店每年租金12.6萬元，生產大棚租金7.2萬元，農田中介服務費7萬元等。邱集社區2024年集體經濟經營性收入136萬元，年凈收入40萬元。杜集鎮黨委書記高廣說，靠著發展薄殼山核桃、高效食用菌、稻蝦米、火龍果等農特產，農民收入大幅提高，群眾幸福感、獲得感、歸屬感不斷提升。還有“紅色集市”駐村計劃，黨組織“搭臺”、黨員“擺攤”、群眾“趕集”，良好的發展氛圍讓大家伙干勁滿滿。
造甲鄉宋崗社區黨總支書記李子孝告訴人民論壇調研組，村企聯建是村集體經濟發展和基層治理方式相結合的新模式。“通過村企聯建共同議事，稻蝦共養、林下食用菌等特色產業都發展起來了。一期30畝木耳種植基地就帶動就業100余人，去年黨組織領辦合作社增加村集體經營性收入105萬元、經營收益24萬元；村民通過土地入股、勞動務工、股本分紅等方式，年人均增收6500元。”李子孝介紹。
廬江縣冶父山鎮大崗村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還巧妙依托當地的“紅管事”隊伍，有威望、地頭熟、品行好的鄉村人才“紅管事”在農村發揮作用，圍繞村民村情“一簿清”的目標不斷完善各類服務，及時掌握群眾“急難愁盼+喜”事，村干部從“一簿清”到“一口清”，基層治理和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有機結合，起到了心齊氣順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的效果。
廬江縣礬山鎮石峽村是國家級森林鄉村，當地利用“板凳談心會”形式，整合林權資源、發展富硒產業和竹產業、探討廬南川藏線旅游升級，讓“生態碗”巧變“金飯碗”。村黨委書記賈敬斌說，2023、2024年村集體經濟純收入連續兩年突破120萬元。每年都召開股份經濟合作社分紅大會，村民變“股民”，喜領分紅款。
中國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特約研究員沈明達指出，合肥市廬江縣、長豐縣等地用好“紅管事”隊伍、“黨員議事會”“板凳談心會”工作機制，暢通基層治理渠道，通過黨員示范、宣傳動員、示范帶動等方式，踐行黨組織領辦合作社事宜，為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開拓實踐范式。其探索精神可嘉、其基本經驗可貴，值得各級領導干部重視和借鑒。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需要大力探索、大力發展，也必定前景光明、大有可為。
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規律的必然要求，是加強黨對農村和農業工作的全面領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促進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人民論壇調研組認為，合肥市以黨建引領為中心，發揮組織優勢，探索與資源稟賦相契合、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集體經濟實現形式，穩妥處理穩定與放活的關系，充分發揮村集體經濟組織及其成員的主動性、創造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和基層治理實踐互相賦能，在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共同作用下蹚出了一條新路。（人民論壇調研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