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文化名人的光明故事】
在光明日報社大樓悠長的走廊里，一幅幅名家學人的肖像引人駐足，他們都曾為這張報紙的創刊或成長傾灑心血。其中一位，身著中山裝，戴著黑框眼鏡，目光堅定而柔和，他就是《光明日報》創辦的《經濟周刊》首任主編、著名經濟學家沈志遠。
沈志遠，生于1902年，浙江蕭山人。他被稱為“一位‘全棲型’馬克思主義學者”，在其全部著作和譯著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哲學作品各占半壁。
1934年，沈志遠出版成名作——《新經濟學大綱》。該書以流暢生動的白話文，論證了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以及必然被社會主義所代替的歷史規律，把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體系，較為完整、準確地介紹給中國讀者。這本內容通俗、易學易懂的經濟學教科書問世后大受好評，歷史學家李平心將其比作“荒野里的一株冷艷的山花”。
著名遺傳學家談家楨曾回憶：“我認識沈志遠，最早是通過他的專著和譯著《新經濟學大綱》《黑格爾與辯證法》《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等，這幾本書在我們那一代知識分子中間曾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1949年2月25日，沈志遠懷著對即將成立的新中國的一腔熱望，幾經周折，從香港抵達北平。不久，他便深度參與到《光明日報》的創刊籌備工作中。
1949年6月24日，在這張誕生僅8天的報紙上，沈志遠首次發文，呼吁全國人民“在新形勢下團結前進”“要把這樣一個貧乏殘破、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富裕、嶄新和產業先進的國家”“每一個人必須把自己的智慧、能力、專長等等無條件地貢獻出來”……
這，道出了千千萬萬愛國知識分子最真切的心聲。
彼時，隨著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在全國取得勝利，經濟建設成為全體人民面臨的重要任務。在此背景下，1949年7月1日，黨的生日這天，《光明日報》創辦《經濟周刊》。
在《創刊辭》中，沈志遠指出，今天經濟言論界的主要責任就是“有系統地解釋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基本原則，政策方針和各種具體任務”，“這個小小的周刊的出版，也就是想在國家經濟建設的偉大事業上盡一份這樣的責任”。
在這個“小小的周刊”上，沈志遠一方面約請章乃器、王亞南、陶大鏞等知名學者撰文，為國家的經濟建設提建議；另一方面，組織作者、譯者介紹蘇聯、東歐發展經濟的經驗。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在思考新民主主義經濟這一重大理論范疇。
1949年7月至9月，沈志遠以筆名“任重”在《經濟周刊》發表了7篇理論文章，詳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一般概念、規律性等基本理論，總字數達兩萬五千字。這批最早探討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文章，在當時引發廣泛討論，也成為他隨后出版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概論》一書的基礎。
“這些文章的特點，首先在于，大多數都是緊密聯系各時期中國和世界的經濟、政治形勢，以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研究現實生活所提出的問題，并向廣大讀者做深入淺出的宣傳。”沈志遠之子、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沈驥如曾如是總結。
在關注重大理論問題的同時，沈志遠也時刻關注現實問題，甚至一些零碎的“小事”。
《經濟周刊》創刊之初，一位名叫李凱風的讀者給沈志遠寫信，反映了一個問題。信中說，他在某私營銀行一筆十五年期的存款到期，按約須由該行支付本利共銀元一萬元，但該行答復：在人民銀行沒有給出統一處理辦法前，只能給付“一萬元之人民券”，令其無法接受。
銀行戰前存款應如何償還？沈志遠將這一來信登報，并回復說，發生這種糾紛的根本原因是“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實行惡性通貨膨脹”。針對如何合理償付這一問題，沈志遠呼吁“人民政府或人民銀行將來規定具體辦法”。
新中國成立后，沈志遠先后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出版總署編譯局局長等職務。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仍不時為《經濟周刊》撰稿。比如，1950年8月，他在《略談政治經濟學與聯系實際》一文中寫道：“學習政治經濟學，正如同學習一切理論，是需要聯系實際的。聯系什么樣的實際呢？自然首先要聯系中國經濟的實際。”
1951年，沈志遠離京赴上海工作，隨后參與籌備民盟上海組織、中國科學院上海經濟研究所（現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其間，他始終堅守一個知識分子的愛國、理性與擔當，提出的“不能撇開尊重客觀規律的前提而講發揮主觀能動性”“不能撇開生產力的決定作用而講生產關系的改革”等觀點，至今仍振聾發聵。
1965年1月，沈志遠因病逝世。
1985年，在紀念沈志遠逝世二十周年座談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原院長胡繩曾這樣評價：“沈志遠無論在什么環境中，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都是堅定不移的。他堅信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真理，并且以傳播這個真理為己任。”
斯人已逝，而他曾為《光明日報》辛勤躬耕的這份事業薪火相傳。從《經濟周刊》到后來的《經濟生活》，再到如今的《經濟學》，刊名幾易，停而復始。今天，沈志遠提出的“理論現實化”和“學術中國化”的重要理念，以及對經濟理論和現實問題的深刻洞察，仍如不滅的火焰般耀眼……
（本報記者 陳恒）
《光明日報》（ 2025年07月04日 0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