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之助”說出自劉勰《文心雕龍》。數(shù)十年來，關于“江山之助”說的研究很多。代表性的有吳承學、蔣凡、汪春泓、陶禮天、周錫山等先生，他們分別從地域風格、地域文化、本義、文學地理學等角度切入，各有見地。但整體來看，學者們討論“江山之助”時，多是普泛意義上的文學（甚至連文體也不分）。這樣，導致諸多問題的討論過于籠統(tǒng)甚至以偏概全。本文擬從文章學的角度來談談“江山之助”的問題，以期補相關討論之罅漏。
先秦時期的理性萌芽
《文心雕龍》中的“江山之助”說有沒有神秘主義的思想因素呢？筆者認為，其中確有上古巫術時代就有的“互滲”觀念的思想遺存。從根本上來說，“江山之助”在思維方式上就是把人文現(xiàn)象與自然現(xiàn)象關聯(lián)起來，這實際上就是詩性思維中的“互滲律”（《原始思維》）。在這種觀念支配下，任何現(xiàn)象可以跟任何現(xiàn)象“互滲”。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隨著對天地萬物的不斷認識，先民們的理性思維也在不斷發(fā)展。據文化學者馮天瑜的觀點，中國先秦就有豐富的“地理唯物論”（《中國文化生成史》）的思想。如《尚書·禹貢》分別介紹九州的地形、地貌、土質、稅賦等級、進貢物品等級、應進貢的物產等，說明先民們對各地的地理特點與人文生產活動的關系已有比較清晰的認識。這是理性思維的萌芽，說明先民們已經初步理性地看待人與自然山川的關系，并開始把人類的生產生活跟自然山川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經》二十五章）“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周易·系辭下》）法天法地、仰觀俯察、遠觀近取，就其思維來說，已包含有“江山之助”的思想基因。
在人的精神面貌層面，也存在人與江山的對應關系，《周禮·冬官·考工記》：“橘逾淮而北為枳，鸛鵒不逾濟，貉逾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形象地說明了“地氣”對萬物（當然包括人文）的感化作用。又如《國語·魯語下》：“沃土之民之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左傳》引慶鄭的話說：“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僖公十五年）“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論語·雍也》）分明暗示著人與山水之間存在一種精神互動關系。“天地絪缊，萬物化醇”（《周易·系辭下》），萬物皆天地之氣化合生成，人處天地間，其秉性自然也是深受天地之氣感化而成的。
史志文章的推助
兩漢時期是“江山之助”思想發(fā)展的重要時期，與《史記》《漢書》等史志的推波助瀾有密切關系。
司馬遷致力于“究天人之際”，當然也包括對“江山之助”相關思想的思考。最能體現(xiàn)這方面思想的是《史記·貨殖列傳》，對東西南北各地的物產和人文特色有傳神的描繪。清代方苞說：“是篇兩舉天下地域之凡，而詳略異焉。其前獨舉地物，是衣食之源，古帝王所因而利道之者也；后乃備舉山川境壤之支湊，以及人民謠俗、性質、作業(yè)，則以漢興，海內為一，而商賈無所不通，非此不足以征萬貨之情，審則宜類而施政教也。”（《又書貨殖傳后》）這里所謂“山川之凡”就是“江山之助”的“江山”，而“人民謠俗、性質、作業(yè)”等，則是受此“江山”之助而產生的人文事項。
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體現(xiàn)出更強烈的理性精神，以政區(qū)建制為綱目，分條記述山川、物產、風俗。《漢書·地理志》指出：“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這段話的意思已經非常接近劉勰的“江山之助”的說法了。
兩漢的文學創(chuàng)作也為“江山之助”說的提出扎下堅實的根基。兩漢十家“辭賦之英杰”與“魏晉之賦首”（《文心雕龍·詮賦篇》）的區(qū)別，不僅僅是漢大賦與抒情小賦體式上的不同，其變化的背后也有隨著王朝的更替，政治中心的變換，文人的聚集地的變化方面的原因，也即江山更替的原因。這里說的“江山更替”，更多指的是政治中心的遷移。兩漢都城規(guī)制遠比魏晉有盛世氣象，自然蘊育漢賦之大氣，故班固《兩都賦》“雅贍”，張衡《二京賦》“宏富”（《文心雕龍·詮賦篇》）。魏晉辭賦終究只能在“壯采”“綺巧”（《文心雕龍·詮賦篇》）上作文章，江山之氣不足故也。
兩漢文章得盛世江山之助，后人也多有評議。方苞評《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漢興以來，許多事變，得失利害，及地形法制，一絲不亂，一塵不驚；如日星麗天，河岳奠地，但見元氣造化生成，古今無匹。”“河岳”“元氣”云云，無非天地江山者也；而“事變”“利害”“法制”等，則是受此“江山之助”的人文事項。方苞之意，漢代的諸多人文事項其實是“江山之助”的結果。可以說，兩漢時期的史志及文章實踐為劉勰從理論上提出“江山之助”說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自覺時代的詩意表達
一般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而劉勰的“江山之助”說正是這個文學自覺時代的詩意表達。
從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來說，錢鍾書認為，早在東漢末年山水文學就興盛起來了。他說：“山水方滋，當在漢季。”（《管錐編》）山水文風敞開，與此時文人多仕途失意有關：“山水之好，初不盡出于逸興野趣，遠致閑情，而為不得已之慰藉。達官失意，窮士失職，乃倡幽尋勝賞，聊用亂思遺老，遂開風氣耳。”“漢末人謂失志違時，于是‘悅山樂水’。”（《管錐編》）錢鍾書以惲敬《游羅浮山記》、酈道元《水經注》、袁崧《宜都記》等作品為例，來佐證這一觀點。晉宋之際，這類作品很多。如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孫綽的《游天臺山賦序》、闕名《廬山諸道人游石門詩序》、鮑照的《蕪城賦》、謝莊的《月賦》等，這些作品受江山的感發(fā)而作文的理路一目了然。這一時期，山水與文人之進入“相互感發(fā)”的境地，極大地促進了理論層面的思考和總結。
從理論探索來說，陸機《文賦》最早專論“文心”，文士們的“文心”是如何產生的呢？其中就有“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陸機集》卷一），所以，“文心”的產生離不開山水的感發(fā)。山水詩大家謝靈運傾心于“敘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心放俗外，詠于文則可勉就之”（《山居賦序》），認為“山水，性之所適”（《游名山志序》）。這些都可以看作是劉勰“江山之助”說的序曲和先聲。
“江山之助”說的正式提出是在《文心雕龍·物色篇》，在其他篇目中也有相關的思想。如劉勰說，文之德性與“天地并生”，天地皆有文，作為“五行之秀”“天地之心”的人應有“文”。（《文心雕龍·原道篇》）。人文通天地之文就具有“江山之助”思想因子。又如：“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云而并驅矣。”（《文心雕龍·神思篇》）登山觀海之際，情意滿山溢海，這是“江山之助”思想的激情闡發(fā)。
在一系列創(chuàng)作實踐和理論探索的基礎之上，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篇》提出“江山之助”說：“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jiān)《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文心雕龍·物色篇》）把本無情智的山水寫得有情有義，所謂“情往似贈，興來如答”（《文心雕龍·物色篇》）。山水好像能與文士們情意贈答，賦予山水以鮮活的生命和情感。
（作者：吳中勝，系贛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光明日報》（ 2025年07月14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