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選》是梁代昭明太子蕭統編輯的我國第一部文學總集，收錄了從先秦至齊梁時期的作品。到了隋唐之際，經蕭該、曹憲、李善等人注釋推廣，加上科舉制度重視文章創作，《文選》逐漸成為古代文人研讀的必備書籍，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典籍之一。《文選》的編纂特色鮮明，以文體為綱，其中居于首位的是賦體，班固的《兩都賦》又居于諸賦之首。問題是，《兩都賦》緣何居于首位？
從文學層面看，《兩都賦》自產生之后被文學家反復摹寫、傳誦，為后代評論家贊賞，如劉勰《文心雕龍·詮賦》稱：“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這讓其逐漸成為文學經典，具備被列于首位的可能性。然而，蕭統編纂文集恐怕不僅僅是為了審美，還應具有符合其身份的政治目的，曹道衡先生《蕭統評傳》中認為，蕭統編纂《文選》“是作為他全部政德的組成部分來看待的，是從屬于其政治業績的”。在《文選》賦中，郊祀、耕藉、田獵等題材，都有很強的政治性，而且像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揚雄的《甘泉賦》《羽獵賦》，創作的時間都在京都賦之前，卻未能居前。這說明蕭統編纂《文選》時，應有特殊的考量。李善在解釋《兩都賦序》“京師”一詞時，引用了《公羊傳》：“京師者，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也。”道出了京城獨特的政治地位。正因如此，有學者指出：“京都賦更能體現‘宏博之象’，誠為帝國圖式的文學書寫，《文選》先京都類又復以班固《兩都賦》居首，其用心正在于此。”（許結《〈文選〉“賦篇”批評三題》）不過，在考察這一問題時，還應回歸作品本身所傳達的思想，以及編纂者當時的文化語境，二者的契合應是促成《兩都賦》位居《文選》之首的關鍵因素。
班固《兩都賦》的創作與儒學文化背景密切相關。東漢初年伴隨著光武帝平定天下，禮樂制度建設重新提上日程。班固《漢書》主要記載西漢歷史，但于《禮樂志》部分卻將時間下限延長至東漢明帝朝：“顯宗即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于辟雍，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群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班固之所以如此書寫，明顯包含贊頌東漢初年禮樂文化建設的目的。雖然漢代禮樂文化建設，并未達到周朝盛況，但是從“威儀既盛美矣”的話語，可以看出班固對漢明帝時期禮樂建設成就的肯定。漢明帝確實留心禮制建設，范曄《后漢書·禮儀上》載：“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群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圣師周公、孔子，牲以犬。于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作為儒家學者，班固勢必會將這一思想融入《兩都賦》的創作中。
《兩都賦》由《西都賦》和《東都賦》兩部分構成，采用整體對比方式結構全文，將西都的奢華與東都的盛德、禮制建設對照敘述，凸顯了對以禮、德為核心的儒家價值觀的認同。《西都賦》以空間展示的方式，鋪寫西都地理形勢、城市繁華、宮殿建筑、狩獵場景和君臣娛樂，場面宏大而奢華。《東都賦》則以時間為軸，主要敘寫了光武中興與永明盛世。在評價光武帝劉秀時，班固用了“克己復禮”一詞，說明光武帝的功績不僅在武功，更在于對禮序的恢復，表明漢代是周朝以來禮樂傳統的繼承者。永平盛世部分指向禮與德的思想，重在展現禮樂文化與帝德。賦中贊美永平年間的禮樂制度：“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雅樂。神人之和允洽，群臣之序既肅。”《六臣注文選》中李銑注：“雅樂，正樂也。言明帝修禮崇樂，神人允洽，群臣有序，以相敬肅。”賦中還處處彰顯漢明帝的仁德，如增修洛陽宮殿，但“奢不可逾，儉不可侈”；書寫田獵場面，但強調“申令三驅”，不對獵物趕盡殺絕；帝王雖然取得了很多功績，但最后卻能去奢從儉，關心民生。《兩都賦》鋪采摛文，博雅宏麗，但其內核卻是儒家崇禮重德的思想。整篇作品是極富張力的文辭之美與深厚儒家禮樂思想的完美融合。
《兩都賦》所表達的文化思想與梁代重視儒學以及禮樂文化建設相契合。梁代統治者十分重視儒家思想，并且身體力行，講論儒家經典。《隋書·經籍志》中記載其《周易大義》《尚書大義》《毛詩發題序義》等經學著作14部之多。豐富的著述，展現了梁代皇室對儒家經典的重視。梁武帝還有感于魏晉以來儒學淪喪，積極改進學風，繼承漢代以來經學博士制度，設置五經博士。姚思廉《梁書·儒林傳》載，天監四年（505）下詔：“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朕日昃罷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酬獎。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后進。”兩漢時期儒學興盛，朝廷以經術取士，因此士人能夠“名立行成”。而到了魏晉時期儒學衰微，所以士人“風節罔樹”，士風日下。兩相對比中，顯示了梁代統治者對漢代政治文化的認同，也代表著梁代文化的整體趨向。
梁代還特別重視禮制建設。李延壽《北史·杜弼傳》載：“江東復有一吳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梁武帝在位期間確實重視禮樂文化建設，編纂大型禮典，此事見于《梁書·徐勉傳》。這次禮典修訂工作規模宏大，梁朝建立即開始進行，到普通五年（524年）完成。重臣徐勉負責此事，當時著名學者擔綱，按照《周官》吉、兇、賓、兵、嘉五禮分類編寫。徐勉于普通六年（525年）上《修五禮表》，表中敘述了歷代禮制建設得失，認為自從周朝衰落，禮崩樂壞之后，禮制建設一直在艱難建設中。在梁代以前，有兩次重要的禮制建設的事件，一次是東漢曹褒等人的裒輯、撰述；另一次是在晉代荀顗、摯虞對禮典的革新與創制，但可惜的是毀于兩晉之際的戰亂。而梁代禮制建設，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徐勉的敘述難免有夸張、溢美成分，但是從中可以看出梁代對禮樂文化建設的重視。徐勉于表后總結稱：“昔文武二王，所以綱紀周室，君臨天下，公旦修之，以致太平龍鳳之瑞。自斯厥后，甫備茲日。孔子曰：‘其有繼周，雖百代可知。’豈所謂齊功比美者歟！”這句話暗示梁朝繼周的理念。徐勉主持修訂五禮，是蕭衍意志的體現，也是梁代立國的文化根基。
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作為太子的蕭統自然要受到熏染。《梁書·昭明太子傳》載：“太子生而聰睿，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能諷誦。”擔負修禮重任的徐勉曾經被任命為太子右衛率，后又做太子中庶子，負責東宮事務，得到蕭統的尊重，對蕭統思想的形成應有影響。這樣看來，蕭統雖然儒釋道兼修，但是從小就受到儒家的影響。由此而來，同樣是儒學家的班固，其創作中又融入濃厚的禮樂思想，容易與蕭統形成隔代共鳴。班固在《兩都賦序》中提出：“且夫道有夷隆，學有粗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于孔氏，列于《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其中“因時而建德”觀點很有創見，“因時”即根據時勢，這讓“建德”不再是某個朝代的專利，而是歷朝都可以為之努力的目標。班固這一認識不僅為歌頌東漢初年的政治功績提供了依據，還具有方法論意義。東漢初年的帝王可以通過完善禮樂制度、反思歸仁，達到“建德”的目標，那么梁代也應該可以通過這種方式達到這一目標。而實際上，梁代皇室“建德”的實施路徑也是提倡儒學，可以說梁代帝王也在努力延續漢代的政治傳統。總而言之，《兩都賦》是包含著儒家傳統思想，弘揚禮樂文化的文學范本，與梁代儒學政治、禮制建設的導向相合，這也許是蕭統《文選》以賦居首，并首列《兩都賦》的深層原因。
（作者：袁丁，系淮陰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
《光明日報》（ 2025年07月14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