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朱德發先生（后排左三）與山東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科部分老師合影。
【大家】
學人小傳
朱德發（1934-2018），山東蓬萊人，山東師范大學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首屆國家級教學名師。1960年，入讀曲阜師范學院。1964年本科畢業后被分配至山東師范學院（后更名山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任教，先后任山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副系主任、語言文學研究所所長、學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學位評定委員會副主任、山東省重點學科學術帶頭人與負責人。兼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山東省中國現代文學學會會長、山東省茅盾研究會會長等。著有《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流派論綱》《世界化視野中的現代中國文學》等，主要著作收入十卷本《朱德發文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文學史理論探索等方面均作出卓越學術貢獻。
今年初，為迎接建校75周年，山東師范大學決定為那些在校史上成就卓著的名家塑像。在文學院推薦名家塑像候選人會議上，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帶頭人朱德發教授成為專家們的一致選擇。他是首屆國家級教學名師、山東省社科名家、山東省突出貢獻獎獲得者、山東師范大學資深教授。
朱德發經常說，真學者就該把學術作為自己的生命。他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他的一生，堪稱勤勉耕耘、矢志不渝的學術生涯典范。
執教之路從小學開始
朱德發早年有近十載小學教師經歷，后在高校執教五十余年，授課對象涵蓋小學生、專科生、本科生、碩博生等。他不僅培養了眾多優秀學者、評論家及多個行業的棟梁之材，還提出了先進的教育思想與理念，在深化教學改革、創新教學內容、提高教學質量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果，并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曾憲梓教育基金高等師范院校教師獎等。
1951年小學畢業后，朱德發便開啟了小學教師生涯。任教期間，他憑著一股不甘人后的犟勁，硬是在較短時間內修完了中師課程，成為業務骨干。他先是任完小教導主任，繼而任完小校長，后到縣教育局教研室擔任教研員。
在此期間，他深受蓬萊同鄉作家楊朔的影響。1959年，深得文學青年喜愛的楊朔回到蓬萊，當地有關部門請他為文學青年作一場講座，彼時正在縣教育局教研室工作的朱德發即在受邀之列。聽完楊朔的講座，朱德發心海中便升起了文學風帆。他曾深情地說：“那時，我們對楊朔從心里是很向往仰慕的，這確立了我的人生之夢：既然楊朔在這塊土地上走出了一條成功之路，那我為什么不能呢？”此后，朱德發夜以繼日地攻讀古今文學名著。他曾多次說道：“我的文學功底基本上是在那時鑄造而成的。”
1960年，朱德發以調干生身份被保送至曲阜師范學院。就讀期間，他深受諸位任課教師的影響，逐步將研究興趣定位于中國現代文學。1964年，山東省教育廳要求位于省城的山東師范學院與偏居縣城的曲阜師范學院互派優秀畢業生，曲師校方高度重視，最終選派成績最優的朱德發赴山師任教。自此以后，他投身中國新文學領域，開啟了長達近半個世紀的教學與研究生涯。
朱德發大學畢業時已屆而立之年，較之同齡人執教六七年的資歷，可謂起步滯后。然而，要強好勝的他，有一股不服輸的精氣神。愛人沒有工作，他與家人常年分居兩地，生活拮據，卻將全部心力傾注于教學科研工作。為探求現代文學發展本真面貌，他經常把自己反鎖在陋室中，盡情逐浪于文學的歷史長河：白天，他在完成教學任務之余，整日泡在圖書館、閱覽室，翻閱發黃的歷史資料；深夜，他繼續認真研讀，孜孜不輟。經過多年奮力拼搏，他終在大學講壇站穩腳跟，亦在學術領域嶄露頭角。
正因從小學講臺走來，朱德發在大學課堂上尤為重視挖掘學生潛能，不拘學生出身背景，更無門戶之見。在他眼中，每個學生皆有“兩把刷子”，蘊藏不可估量的發展可能。秉持此理念，他著力培育學生高遠的學術志向與堅定的學術自信，為其學術生涯筑牢根基。其門下弟子成才率很高，但大多數學生并非出身名校——部分學生初始學歷僅為中專，而核心生源大多來自山師、曲師等省屬院校。門下學生經其悉心栽培，多人已成學界中堅，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王兆勝、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清華、南京大學教授張光芒等，皆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卓有建樹的學者。
朱德發極為重視學科建設。1987年至2003年，他作為山東師范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帶頭人，始終將學科建設作為頭等大事，注重為青年學者搭建學術發展平臺，助力其學術研究不斷躍上新臺階。山師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先后獲評省級重點建設學科、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學位授權點、國家重點學科等。在被評為國家重點學科后的總結會上，朱德發鄭重強調：“我們現在已經是‘國家隊’了。國家隊就該有國家隊的樣子，一定要在全國同行中起到帶頭與表率作用，力爭拿出更多成果，產生更大影響。”
朱德發頗為注重教學觀念的更新，并取得了一系列教學成果，多次獲得國家及省級教學成果獎。朱德發說：“作為老師，不僅要熟悉自己所講內容，還要從中提煉自己的看法，形成自己的觀點、自己的邏輯思路和話語方式。”正是基于這樣的教育理念，他主持的“更新觀念是教學質量的關鍵”教學研究項目，獲得1990年山東省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2001年，他主持的“以教材建設為龍頭，全面帶動中國現代文學史教學改革的深入”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朱德發的諸多學術突破，很多是在教學實踐中完成的，真正實現了教學與科研的良性互動。
2003年，朱德發獲評首屆國家級教學名師。學校為此特地舉辦了“慶祝朱德發教授從教50周年暨榮獲‘國家級教學名師獎’座談會”，國內許多著名學者前來參加。朱德發在會上說：“我能有今天的榮譽，要感謝時代為我提供的機遇和條件。改革開放的大好時代，為學術研究的‘百家爭鳴’創造了難得機遇，而新時期政策，更確保了我在學術追求與創新中獲得持續動能。評上國家級教學名師，并不意味著我的文學研究與教育事業畫上了句號，恰恰相反，它進一步激活了我的教育和學術生命，堅定了我‘生命不息，追求不止’的信念和意志。”
把一生獻給文學研究
2016年4月，82歲高齡的朱德發在其撰寫的《現代中國文學新探》自序中這樣寫道：“學術生命之火燒到八旬，已屆耄耋之年，該熄之火并未熄，仍在燃燒。雖然火苗不旺了，火力不強了，但是思想的火花卻不斷地迸發。興致來了，我便迅即‘抓住’它，放進相宜的知識裝置或思維框架，積累多了也能熔鑄成篇。”此語意切情真，恰是朱德發一生獻身學術的真實寫照。
朱德發著述甚豐，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等重要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200余篇，出版著作40余部，學術成果先后獲得省部級優秀科研成果獎和文藝評論獎近30項。其中，教育部頒發的高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二等獎3項，山東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4項。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朱德發開始潛心研究中國新文學，對魯迅、茅盾等作家的新文學觀進行了深入探討，一系列研究成果相繼發表于《文學評論》《文學評論叢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等重要期刊。這一階段，他不僅實現了學術研究上從“跟跑”到“并跑”再到“領跑”的超越，更贏得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與高度評價。
后來，歷經十幾年學術積累與沉淀，朱德發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迎來了學術研究爆發期——他實現了從早期的注重思想研究向注重文學本體研究的跨越，將中國新文學置于民族化和世界化的雙重視域中，對其互動關系展開創新性闡釋，代表成果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等刊物。對此，山東師范大學教授魏建這樣評述：“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朱德發先生的學術突破，更多來自他追求真理的學術勇氣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那么這一時期，他的學術突破更多依靠更為高遠的學術眼光與更具學理性的學術建構。”
2003年，朱德發從學科帶頭人崗位退了下來，但他的學術研究并未因年歲增長停滯，反而呈現出強勁的“逆生長”態勢。在這段學術研究的金色歲月，他不僅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了《現代中國文學史重構的價值評估體系》，還在《文學評論》先后刊出三篇學術論文，就現代中國文學史重構問題進行深入的理論探討。此外，他獨立完成或主編了多部學術著作，包括《評判與建構：現代中國文學史學》《現代文學史書寫的理論探索》《現代中國文學新探》等。
人到暮年，朱德發未有絲毫“人生秋意”，而是繼續高揚其學術追求，對學術界諸多熱點問題大膽質疑、小心論證。如他的《質疑“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以文學史舉證》，便是站在獨立的文化立場，對人們彼時崇信的意大利學者克羅齊名言提出大膽質疑，通過一番質疑與撥正，朱德發認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并非科學的史學觀，真正具有科學價值的史學觀應是“一切歷史都是過去史”。該文彰顯了朱德發不迷信西方學術話語與建構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勇氣，在《當代作家評論》2015年度優秀論文獎評選中榜上有名。2018年初，朱德發撰寫論文《重探郭沫若詩集〈女神〉的人類性審美特征》。這篇2萬多字的長文，從茅盾在理論形態上提出的“世界文學”范疇出發，對郭沫若創作的詩集《女神》提出創新性闡釋，論證郭沫若是最早在創作形態中呈現出豐盈鮮活的人類審美特征的詩人。這篇蘊含著他對學術和生命深邃思考的論文，發掘出個體生命體驗與人類審美特征之間的內在精神聯系，堪稱其學術生涯中凝練生命哲思的華彩篇章。
作為具有執著追求的思想者，朱德發在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積極吸納現代文化精髓，使其學術研究彰顯出深厚的人文情懷。他從事學術研究，不只是埋首故紙堆，而是立足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進程，并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性發展和創造性轉化”作為核心關切，在理論探索與路徑構建上做出了扎實而卓有成效的貢獻。早在2000年，朱德發便在明天出版社出版了其主編的《跨進新世紀的歷程——中國文學由古典向現代轉換》。2003年，他又在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世界化視野中的現代中國文學》一書。可以說，這兩部著作代表了朱德發在世紀交替之際對中國文學的深入思考。一方面，他將現代文學定位為古典文學現代轉換的自然結果；另一方面，又將現代文學置于世界化視野中加以審視。由此，他在文學史觀上系統厘清了現代文學與古典文學及世界文學的內在邏輯，這無疑有力匡正了當時學術界存在的某些偏頗認識。對此，有論者如是評價：“（作者）探討了文學現代化的基本特征及其衡量文學現代化的實現程度、由古典向現代轉換標志的原則性的價值尺度”，“從而梳理出現代中國文學‘現代化與民族化相互變奏’的規律軸線，使文學史研究的視野豁然開朗。”
2014年，十卷本《朱德發文集》問世，山東師范大學專門召開了“朱德發及山師學術團隊與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范伯群發言評價：“朱德發是走在最前列的，他刻苦地耕耘與開拓著，他配得上做這批學人中的一位勞動模范……作為‘名師’，作為一位誨人不倦的教育家，他言傳身教、薪火相傳，以他的十卷文集，屹立文壇，傳之久遠。”
朱德發在學術研究上能夠實現“逆生長”，關鍵在于他將“真學者”奉為畢生追求之目標。他曾經如此闡述其信念：“一個‘真學者’，不只是把致力于學術研究當成其生存方式和價值根基，具備一種自覺的以身殉業的奉獻精神，更應樹立‘為學術而學術、為學問而治學’的堅定信念，見到發財之道不動心，聽到官場升遷不走神。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學術橋，只要能施展我的才能、實現我的選擇，便深感其樂無窮，無限欣慰。”這份超然物外的純粹與堅守，正是其學術生命常青的源泉。
視重寫文學史為使命
朱德發高度重視教材建設與教學改革，累計主編或參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10余部。而作為文學史家，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突出貢獻，集中體現在對文學史的不斷重寫實踐上：這是對“重寫文學史”思想的積極回應，并以其獨到的文學史觀指導了書寫范式。他主編的《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史實用教程》《現代中國文學通鑒（1900-2010）》等多部文學史著作，既突破了前人研究框架，也實現了自我學術的迭代升華。其文學史書寫始終秉持三大統一——“守成與出新的統一，繁復與精簡的統一，厚重與實用的統一”，這一學術品格為重寫文學史提供了基本遵循。
改革開放初期，重寫文學史成為學術界的重要任務，朱德發的學術研究由此起步。彼時，山東省現代文學研究界由資深學者田仲濟、孫昌熙領銜，組織全省高校現代文學中青年教師，共同編纂《中國現代文學史》。朱德發作為主要執筆者，負責撰寫該書第一章和第六章，篇幅約占全書六分之一。同時，他還參與了全書的統稿工作。他在編寫中展現的文學史家潛質，深得田仲濟賞識。1982年，山東文藝出版社邀請田仲濟修訂其在1947年出版的《中國抗戰文藝史》，他遂將修訂重任委托予朱德發。領受這一重要任務后，朱德發夜以繼日工作，“全部增訂稿很快完成”，將原著從8萬多字擴寫至33萬字。對此，田仲濟坦言，1984年版《中國抗戰文藝史》“已是兩人共同成果，這份辛勞值得感謝”。他更盛贊朱德發修訂的書稿：“以本人的新觀點充實他人的舊觀點，這是極為奇妙的、極得人心的，也是最適宜的辦法，不能不說這是妙筆。”而這次修訂實踐，亦為朱德發后續的文學史重寫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礎。
1986年，朱德發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在長期爬梳原始文獻資料基礎上，開始系統研究中國新文學，并推出一系列相關研究成果，被學術界譽為“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新突破”。其成果獲得了同行高度評價：通過大量原始史料的搜集、發掘、整理，運用歷時性與共時性雙向考察的研究方式，探討了中國新文學的來龍去脈與演變范型；宏觀視野開闊，微觀考察精微，使得新時期第一部斷代史一問世便起點較高，引人注目。在筆者看來，此研究成果不僅為朱德發贏得了廣泛學術聲譽，更奠定其在新文學研究界“真學者”和文學史家的歷史地位。
在文學史編寫實踐中，朱德發既從田仲濟等前輩那里學到了治史的方法，又在獨立撰寫實踐中找到了文學史重寫的路徑，他在20世紀90年代先后領銜主編了《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現代文學簡史》，并出版了一系列文學史專題著作，包括《中國現代紀游文學史》《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流派論綱》《主體思維與文學史觀》等，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且深遠的影響。
《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作為1989年出版的文學史研究著作，既鮮明彰顯了朱德發在文學史觀念層面的迭代更新，亦通過扎實的學術實踐探索了文學史的系統性重寫路徑。其內容深刻詮釋了“新編”的核心意涵，與當時學術界興起的“重寫文學史”思想可謂同步共進，是同期學術探索的優秀之作。而朱德發主編的《中國現代紀游文學史》一經問世，即被學界視為“標志這一課題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元學科誕生”之作。他與研究生合著的近40萬字《愛河溯舟——中國情愛文學史論》，更從歷史、文化、哲學、倫理、民俗、心理等多維視角，對中國千年情愛文學史展開系統梳理與深度闡釋。
朱德發的文學史著述不僅填補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若干空白，更標志著其自我突破的完成，實現了從現代中國文學學者到中國文學史家的轉型，為后期以歷史視角審視20世紀中國文學提供參照系。《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流派論綱》正是這一思維的標志性成果：該書以整體化的動態觀照取代割裂孤立的靜態考察，對百年文學流派的特質、形態及運行機制進行精到辨析與客觀評判。朱德發在吐納世紀文學風云之時，既顯舉重若輕的從容姿態，亦賦予了著作恢宏的歷史縱深感。這也標志著朱德發的文學史研究，正式進入20世紀中國文學通史的深化與拓展階段。
朱德發親歷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數次重要發展轉型。長期的文學史編寫實踐，促使其聚焦編著者主體思維方式對編撰過程的影響，進而系統建構了個人現代文學史觀。《主體思維與文學史觀》是這方面的代表作。有學者認為，從研究者主體思維的調整入手探索未來文學史編寫，精準把握了新文學史學的核心命題，不僅為新文學史學學科創設與完善提供了重要理論貢獻，亦為世紀之交的現代文學史反思總結予以切實指導。
隨著重寫文學史實踐的深入，朱德發開始對既有學科概念展開反思。他認為，既有的文學史尚未全面涵蓋現代中國文學全景，而建構現代中國文學史學科，不僅能突破已有學科局限，又可開拓重寫文學史的新局。其必要性在于，一方面，新學科的時空維度契合現代中國文學“多維共同體”的研究或書寫需求，有助于揭示文學史全景本貌；另一方面，它能消解隔閡或偏見，使不同文學形態得到相對公正公平的對待，從而充分展示現代中國文學內在的世界化與民族化互動的創作機制及運演規律。在這一文學史觀驅動下，朱德發與魏建共同主編了《現代中國文學通鑒（1900-2010）》，以200萬字篇幅細致梳理與呈現現代中國文學全景圖。該成果獲得教育部優秀科研成果獎二等獎。魏建曾如此評述，朱德發的文學史研究軌跡——從關注“新文學史”到“中國現代文學史”，再到“20世紀中國文學史”“百年中國文學史”，終至“現代中國文學史”——這些命名的演變，標志著他從文學史書寫實踐到文學史理論研究的一次次飛躍，這既是對學科的持續反思與突圍，亦是對學科的建設性重塑；他對文學史的諸多核心命題均展開了前沿學術思考，為重寫文學史貢獻了創新智慧。
2018年，朱德發的學術生命步入最后一年。同年6月16日，朱德發最后一次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并作主旨發言，7天后（6月23日）因病入院。7月12日，先生的生命之火熄滅，其學術“逆生長”亦隨之凝滯。終其一生，他以學術實踐躬身履行自己所言：“作為學者，必須把學術研究作為自己的價值根基，將研究對象化作生命的一部分，鐘愛并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專業領域中。”
朱德發的成就不僅體現于那些厚重的學術著作與卓越的教學成果，更在于他那份對學術的無限熱愛與執著追求，激勵了一代又一代學子。近年來，以他名字命名的青年學術獎已連評三屆，作家趙德發撰寫的《學海之鯨——朱德發傳》、張光芒和魏建主編的《朱德發學術精選集》、山東師范大學教授陳夫龍等編選的《靈魂的相遇：朱德發著作評論集粹》等學術成果相繼出版，昭示著先生未曾遠去——其思想依然滋養、影響著當下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實踐進程。
（作者：李宗剛、張茂聰，分別系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山東師范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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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報》（ 2025年07月14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