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從歷史維度看，每一次全球產業鏈重構均伴隨創新中心的轉移。全球外資地緣化趨勢下，技術互補性成為重塑全球創新鏈的核心變量。中國憑借超大規模市場、完備產業體系和快速迭代的創新生態，已具備成為全球創新樞紐的基礎條件。未來需以制度型開放打破技術脫鉤壁壘，通過構建要素自由流動、生態協同進化、規則共商共建的新機制，將中國的市場優勢、人才優勢轉化為創新樞紐的全球輻射能力。需培育世界技術領軍企業、建設頂級人才中心與創新集群，強化高技術領域標準制定話語權，在開放協同與自主可控的平衡中實現產業升級，為全球創新治理提供中國方案。
關鍵詞:技術互補 外資投資 生態驅動 全球創新樞紐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A
2025年3月28日，習近平主席在會見國際工商界代表時指出：“多年來，中國一直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和穩定錨，正在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事業舞臺大，市場前景廣，政策預期穩，安全形勢好，正是有利于外資企業投資興業的一方沃土。”這一重要論斷，深刻揭示了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獨特地位。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達1891億美元，連續3年位居全球第二，占發展中國家FDI總額的22.3%[1]，對外直接投資（ODI）突破1500億美元，其中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投資占比達45%[2]，凸顯中國“雙向開放”的強勁態勢。
當前中國吸引外資的形勢分析
近年來，全球地緣政治局勢復雜多變，中美貿易摩擦、烏克蘭危機等事件帶來持續影響，綠色轉型與技術革命更是引發各國產業鏈供應鏈與創新鏈重塑，給中國吸引外資帶來嚴峻挑戰。有研究發現，美國對華技術出口管制清單涉及超3000項商品[3]，迫使跨國企業調整在華研發布局。與此同時，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生效后，成員國間FDI流量增長15%，區域化投資趨勢顯著[4]。全球碳中和目標推動新能源、儲能等領域投資激增，2022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資達3830億美元，中國占比35%，光伏、風電等產業吸引外資同比增長48%[5]。歐盟《綠色新政》要求2035年新車零排放，推動全球汽車產業FDI向電池制造、氫能等領域傾斜。在自動化與人工智能（AI）革命領域，AI技術滲透率每提升10%，全球價值鏈效率提升6.2%，但也導致發達國家加速制造業回流。2022年，美國《通脹削減法案》投入520億美元補貼半導體產業，吸引臺積電、英特爾等企業赴美設廠[6]，同期中國半導體領域外資并購交易額達210億美元，顯示技術競爭與合作并存。
供應鏈區域化和近岸外包趨勢可能導致中國部分訂單流失，一些外資企業將生產環節轉移至其他國家或地區。根據商務部統計，2024年上半年，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外資撤離現象有所增加。創新鏈上科技競爭的加劇使得我國面臨更大的技術封鎖壓力，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吸引外資難度加大。創新資源全球流動的新變化也對中國吸引和留住創新人才、技術等提出更高要求。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在中低技術領域的競爭也在加劇。
供應鏈、創新鏈重塑也為中國帶來諸多機遇。中國借助全球供應鏈區域化趨勢，加強與周邊國家的供應鏈合作，推動區域供應鏈一體化發展。在創新鏈重塑方面，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與產業配套能力吸引全球創新資源集聚，FDI結構升級。高技術產業FDI占比從2015年的13%提升至2022年的39%，其中人工智能領域外資企業數量年均增長25%[7]。2022年全球500強企業在華設立研發中心達1600余家，其中60%分布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高技術領域，形成“技術引入-消化吸收-再創新”的正向循環。此外，新興技術的發展為中國提供了“換道超車”的機會。近年來，中國在5G通信、新能源汽車等領域已經取得領先優勢，可以通過加強國際合作，推動這些技術的全球應用，提升中國在全球創新鏈中的話語權。2022年中國ODI達1337億美元，其中對發達國家技術密集型投資占比42%[8]。吉利收購沃爾沃后，通過技術整合使自主品牌專利數量增長320%，進一步印證“走出去”對本土創新的拉動效應。
在當今全球經濟格局深度調整的大背景下，外資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愈發凸顯。今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會見國際工商界代表時強調：“中國將長期成為外資企業投資興業的沃土。”進一步表明外資在華發展的廣闊前景。為此，需要深入探討外資與我國本土企業的技術合作前景、挑戰與實現機制，研究如何在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基礎上擴大對外投資，在地緣化全球分工中優化布局，構建全球創新樞紐，實現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優化。
全球供應鏈與創新鏈加速重塑
當前全球外資流動正經歷深刻轉型，地緣政治因素對供應鏈布局的影響顯著增強。美國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等政策投入520億美元補貼半導體產業回流，試圖構建排除中國的“芯片四方聯盟”。歐盟則以“去風險”為名推動供應鏈戰略，其《新工業法》要求2030年本土綠色技術自給率達60%，對中國新能源企業設置碳關稅等壁壘。這種“小院高墻”策略導致全球供應鏈呈現陣營化特征，2023年中國高技術產業FDI同比下降6.5%，但“一帶一路”相關投資逆勢增長12%[9]，凸顯多元化市場對沖地緣風險的必要性。
從數據看，全球FDI集中度持續上升，發展中國家前五大跨國企業的FDI占比從2008年的45%升至2022年的62%[10]。中國作為全球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中間品出口占全球12%，但在機器人可替代行業（如電子組裝）面臨越南、墨西哥等國的競爭，2022年越南紡織出口占比從2010年的2%升至6%[11]，反映出低端產業外資外流趨勢。與此同時，中國在新能源、5G等領域的技術突破吸引外資向高端環節集聚，巴斯夫在湛江投資100億歐元建設智慧型一體化基地，整合全球研發資源，體現出高端技術合作與低端產業轉移并存的格局。
全球供應鏈在外資流動變化中重塑
全球供應鏈區域化趨勢愈發明顯。據商務部《RCEP生效實施區域評估研究報告》，過去五年中，區域內貿易在全球貿易中的占比從60%上升至65%。以亞洲地區為例，區域內零部件貿易額在2020—2024年間保持了年均8%的增長速度。美國、墨西哥和加拿大簽署的《美墨加協定》（USMCA）原產地規則要求更高比例的區域內原產成分，推動區域內產業鏈深度融合。區域化趨勢增強的主要原因在于，企業為降低風險，降低運輸成本，應對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以及利用區域內相似的市場和政策環境，選擇在區域內進行生產和采購。
“友岸外包”（強調供應鏈向“盟友”轉移）逐步升級為“近岸外包”，甚至演變成“安全外包”（將供應鏈安全與地緣政治捆綁），成為全球供應鏈重塑的另一顯著特點。如美國企業將部分制造業生產從中國轉移至墨西哥，墨西哥對美出口在2023年增長15%，其中制造業產品出口增長尤為明顯。歐洲企業也將部分業務轉移至東歐國家，東歐地區在2024年吸引的制造業投資較上一年增長12%。近岸外包興起的主要驅動因素包括降低勞動力成本、縮短交貨周期、提高供應鏈響應速度以及利用地緣政治優勢。相較于傳統的離岸外包，近岸外包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本國市場，能夠更快響應市場需求變化，減少供應鏈中斷風險。
面對全球不確定因素增加，韌性與安全成為全球供應鏈的核心訴求。企業更加注重供應鏈的多元化布局，以降低對單一供應商或地區的依賴。根據德勤的一項調查，超過70%的跨國企業表示將在未來三年內增加供應商數量，優化供應鏈布局，減少對中國單一生產基地的依賴。同時，企業也更加重視供應鏈的風險管理，通過建立庫存緩沖、加強供應鏈可視化等手段，提高供應鏈的韌性。
全球創新鏈在高新技術行業對外投資興起中重塑
以人工智能、區塊鏈、物聯網等為代表的新興技術不斷涌現，催生出新的創新模式。例如，在人工智能領域，開源創新模式成為主流，大量的科研人員和企業通過開源平臺共享代碼和數據，加速技術創新和應用。物聯網技術的發展使得產品和服務的創新更加注重智能化和互聯互通，企業通過與供應商、合作伙伴的協同創新，打造全新的物聯網生態系統，改變傳統的創新鏈結構。
高新技術企業FDI隨著新興技術發展呈現與傳統企業不同的特征。傳統企業FDI通常以大規模資本支出和實體資產投入為特征，如建設工廠、購置設備等。而高科技企業往往不需要大量的資本支出或雇傭大量員工，而是更注重數據、技術和創新能力的全球布局。例如，許多科技企業通過云計算服務實現數據在全球市場的流動，將資源集中于技術創新，而非實體設施建設。不僅如此，高科技企業的業務領域廣泛，涵蓋實體產品制造、數字工具開發和計算基礎設施構建等。不同領域的高科技企業在FDI決策中關注的重點有所不同。例如，制造半導體、筆記本電腦等實體產品的企業，可能更關注供應鏈的穩定性和生產成本；而開發協作軟件、電子商務平臺等數字工具的企業，則更依賴跨境數據流動和市場準入政策。跨境數據流動成為高科技企業FDI運營的“生命線”。允許數據自由流動的國家，其科技行業出口額年均增長12%，顯著高于實施本地化政策的國家（年均增長3.5%）。韓國通過《數據跨境流動促進法》后，游戲產業出口3年增長87%，其中90%的用戶數據存儲在境外云端。而印度強制要求金融數據本地化后，國際支付平臺市場份額從45%驟降至12%，本土金融科技企業融資規模下降60%。[12]
全球范圍內的高新技術外資企業競爭日益激烈，各國紛紛加大對關鍵技術領域的研發投入，爭奪科技制高點。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20—2024年間，全球主要國家的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平均增長0.3個百分點。美國、中國和歐盟在人工智能、半導體、新能源等領域的研發投入持續增加。
創新資源的全球流動在全球創新鏈重塑過程中出現新變化。一方面，發達國家仍然是創新資源的主要輸出地，但新興經濟體在吸引創新資源方面的能力不斷增強。例如，中國在過去十年中吸引的海外研發投資增長2倍，成為全球重要的研發投資目的地。另一方面，創新人才的流動也呈現出新特點，隨著新興經濟體創新環境的改善，越來越多的海外人才選擇回國創業或工作。根據中國教育部數據，2024年海外留學回國人員數量較上一年增長15%。同時，知識產權的跨國交易也更加頻繁，成為創新資源全球流動的重要形式。
創新鏈與產業鏈在全球外資地緣化中深度耦合
創新鏈的碎片化與產業鏈的智能化正成為顯著趨勢。產品創新不再依賴單一地區的技術積累，而是通過跨地區技術互補實現集成創新。以智能手機為例，其技術構成涉及芯片設計（美國）、晶圓制造（韓國/中國臺灣）、封裝測試（中國大陸）等多個環節，任一環節的技術突破都可能重塑全球產業鏈格局。如，中國在5G通信、新能源電池等領域的技術突破，正通過長三角、珠三角等創新集群向產業鏈上下游擴散，形成“研發—中試—制造”的區域協同體系。
外資與中國本土企業技術合作新格局
中外技術互補性的現實基礎與變化
中外技術合作的底層邏輯源于創新資源全球分布不均。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2023年的數據，全球頂級AI人才中，美國占38%、中國占22%，但中國擁有10.5億互聯網用戶（美國的3.2倍），為技術應用提供豐富場景。這種互補性在綠色技術領域尤為顯著：中國光伏組件產量占全球80%，但德國光伏逆變器技術領先（華為收購德國SMA Solar后效率提升12%）；歐盟儲能技術專利占全球35%，但中國鋰電池產能占65%[13]。
然而，地緣政治競爭正在扭曲這種互補性。美國對華技術出口管制迫使中國在半導體領域加速自主創新，中芯國際14nm芯片產能利用率從2018年的60%提升至2023年的95%，但高端光刻機等關鍵設備仍依賴進口。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低端鎖定”風險加劇，越南電子制造業90%的關鍵零部件依賴中國進口[14]，凸顯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樞紐地位——既是發達國家技術應用的市場，也是發展中經濟體的技術供給方。
中國創新樞紐的戰略價值凸顯。例如，2023年中國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領域的論文產出量占全球32%，高被引學者數量超越美國。這種技術積累使中國成為全球創新網絡的關鍵節點：高通中國研發中心2023年申請專利超1200項，40%納入全球技術標準；寶馬沈陽研發中心開發的電動車熱管理技術應用于全球生產線，使電池續航提升15%。這種技術創新在中國、成果輻射全球的模式，本質是中國創新生態（人才+資本+場景）與外資技術優勢的耦合結果。
外資與本土企業技術合作的前景與障礙
碳中和目標推動全球綠色技術合作需求激增。2022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資達3830億美元，中國占比35%[15]，在光伏、儲能領域吸引外資呈現“技術導入+本土化生產”特征。德國西門子與中國電建合作開發福建海上風電項目，轉讓10MW級風機設計技術，使國產化率從40%提升至65%；道達爾與中國石化合資建設上海加氫站網絡，引入液氫儲運技術，使運輸損耗從15%降至8%。這種合作既滿足中國產業升級需求，也為外資提供市場準入，形成“技術換市場”的良性循環。
自動化與人工智能革命催生“人機協同”新范式。中國制造業機器人密度從2010年的54臺/萬人增至2023年的413臺/萬人[16]，吸引發那科、ABB等企業在華設立研發中心，開發適配中小制造企業的低成本協作機器人。寧波小家電產業集群引入瑞士ABB技術后，通過本土工程師優化算法，使設備適配90%國產零部件，生產成本降低25%，體現“外資技術+本土場景”的協同效率。
地緣政治與技術保護主義對中外技術合作構成了障礙。美國對華加征關稅覆蓋3500億美元商品[17]，導致高通、英特爾等企業縮減在華研發投入，2023年美國對華實際投資下降26.7%[18]。歐盟的“國家安全”審查機制亦增加合作壁壘。2023年歐盟對華新能源汽車領域投資審查案例增加3倍，重點關注電池技術轉讓風險[19]。這種以“去風險”為名的監管政策，實質是遏制中國產業升級，導致本土企業在高端芯片、工業軟件等領域被迫“國產化替代”。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數據，目前研發投入強度（中國2.64%、美國3.5%）和基礎研究占比（中國6.8%、美國17%）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制約我國技術突破速度。
盡管中國擁有完整產業鏈配套，但技術吸收能力不足制約合作進一步深化。在生物醫藥領域，外資企業普遍要求合資公司知識產權歸屬“母企優先”，某跨國藥企與中國企業聯合開發PD-1抑制劑，外方保留70%專利權益，本土企業僅獲銷售分成。這種技術鎖定模式在半導體領域更為突出。在制度層面上，知識產權保護不足影響外資技術轉讓意愿。2023年涉外知識產權侵權案件同比上升12%，外資企業更傾向于在華設立組裝基地而非研發中心。數據跨境流動限制亦增加合作成本，制約了高新技術行業FDI流入。例如，某跨國云計算企業因數據出境審批流程較長，在中國市場的業務拓展速度滯后預期20%[20]，凸顯數據治理規則與國際接軌的緊迫性。
中外技術合作：從要素驅動到生態驅動的范式變革
中國在吸引外資中進行的中外技術合作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一是要素驅動階段（2001—2018年）。該階段中國高新技術行業自主創新發展緩慢，對國內科技研發人才需求不足，但卻對外資企業研發構成了人才紅利，吸引外資研發展開“單點式合作”，即以跨國企業在華設立研發中心為主要形式，依托中國低成本高素質人才降低研發成本。例如，微軟亞洲研究院2006年成立初期，70%研發人員來自清華、北大，重點開展中文信息處理等本地化技術研發，專利申請量年均增長15%，但技術控制權仍掌握在外方手中。
二是生態驅動階段（2019年至今），該階段中國高新技術行業在“脫鉤斷鏈”下對自主創新進行了大量研發投資，與發達國家技術差距逐步縮小。有些領域上處于領跑狀態，從研發人才、先進技術、高水平研發設施、廣泛的應用場景和技術標準等方面形成了創新生態主導中外企業協同創新的局面。技術上雙向賦能，如華為與奔馳合作開發智能座艙系統，華為提供鴻蒙操作系統，奔馳輸出用戶體驗設計，聯合申請專利86項，技術成果共享比例達50%。創新生態上共建，如蘇州工業園打造納米技術創新生態，集聚3M、霍尼韋爾等外資企業，以及中科院納米所等科研機構，形成“基礎研究—中試—產業化”鏈條，2022年納米產業產值達1200億元，外資企業占比45%。先進技術標準上協同制定，如中國與東盟共同制定《5G-A行業應用標準》，中國移動與新加坡Singtel聯合測試5G-A技術，使遠程醫療時延從50ms降至10ms，相關標準被國際電信聯盟（ITU）采納為國際標準草案。
中外企業技術創新從“單點式合作”轉變成“創新生態上協同創新”，意味著技術溢出方向從先進技術由發達國家向中國單向溢出，轉變成中外雙向技術溢出，形成國家間技術互補發展格局。
中國建設全球創新樞紐正當其時
從歷史維度看，每一次全球產業鏈重構均伴隨創新中心的轉移。19世紀的英國依托工業革命成為制造樞紐，20世紀的美國憑借信息技術建立創新霸權，21世紀的中國有望通過“技術互補+生態協同”成為全球創新網絡的關鍵支點。當前中國在新能源、5G、人工智能應用等領域的優勢已具雛形，這些均為全球創新樞紐建設提供了現實根基。
全球外資地緣化趨勢下，技術互補性成為重塑全球創新鏈的核心變量。中國憑借超大規模市場、完備產業體系和快速迭代的創新生態，已具備成為全球創新樞紐的基礎條件。未來需以制度型開放打破技術脫鉤壁壘，通過構建要素自由流動、生態協同進化、規則共商共建的新機制，將中國的市場優勢、人才優勢轉化為創新樞紐的全球輻射能力。在制度開放、生態培育、技術協同三方面持續突破，實現三大轉變：一是從技術接受者向標準制定者轉變，在量子通信、新能源等領域掌握規則話語權；二是從供應鏈節點向創新策源地轉變，吸引全球技術前沿的跨國企業將區域性研發總部（中心）設在中國；三是從被動應對脫鉤向主動塑造生態轉變，通過共建“一帶一路”技術合作、金磚國家創新聯盟等機制，構建包容性全球創新體系。
從短期看，通過“選擇性開放”策略，在非關鍵領域擴大外資準入，在關鍵領域實施可控合作；從中長期看，依托新型舉國體制與市場機制的雙輪驅動，在半導體、人工智能等關鍵領域實現從“跟跑”“并跑”到“領跑”的跨越。同時，積極參與全球創新治理，推動建立包容、公平的國際規則，避免全球創新網絡的進一步碎片化。這一路徑不僅關乎中國產業升級的成敗，更將重塑全球創新治理格局。通過深化中外技術互補合作，中國有望在開放與自主的動態平衡中，塑造更具韌性、包容性的全球價值新體系，為應對全球技術競爭與可持續發展挑戰提供“中國方案”。
培育世界技術領軍企業
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技術領軍企業，是中國鞏固創新樞紐地位的核心載體。這類企業需具備三大特征：技術標準主導能力、全球資源整合能力、創新生態構建能力。從實踐看，在半導體、人工智能等關鍵領域，實施“領軍企業專項攻關計劃”，通過國家科技重大專項與市場機制結合，支持企業聯合外資研發中心突破關鍵技術，制定和輸出技術標準；鼓勵企業在海外設立研發飛地，吸引頂尖人才與技術要素，建立“領軍企業—外資研發中心”協同機制，實現全球創新資源整合；以領軍企業為核心構建跨國創新聯盟，在新能源、智能網聯汽車等領域，聯合外資企業、高校、科研機構形成技術共同體，布局全球化創新生態。例如，比亞迪與奔馳合資成立純電動車公司，外方提供底盤技術，中方主導電動化改造，形成“燃油車技術換電動車市場”的對等合作，帶動上下游500余家本土供應商技術升級。這種生態模式突破傳統“合資—引進”框架，通過股權合作、技術交叉授權、聯合攻關等方式，實現中外企業在創新鏈上的深度綁定。
世界技術領軍企業的崛起，將顯著增強中國在全球創新網絡中的節點權重。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全球創新網絡指數”，企業級創新樞紐的技術溢出效應可使所在區域的創新協同效率顯著提升。應通過政策引導，在高新技術和產業生命周期內迅速培育一批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比肩的具有全球技術領導力的企業，使其成為連接發達國家技術優勢與發展中國家市場需求的核心樞紐，最終實現從市場樞紐向創新樞紐的質變。
加快構建全球統一的科技與產業創新的技術互補體系。實施技術標準破壁行動，牽頭制定6G、量子計算等前沿領域國際標準。根據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2024年公布數據，2022年中國主導制定的ISO標準達132項，同比增長28%。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倫理領域，推動建立發展中國家數字經濟、人工智能治理聯盟，平衡技術創新與社會風險。創新資源“共享池”建設：設立全球創新要素交易平臺，整合高校、科研機構、企業的實驗室、數據中心等資源。
建設世界頂級發明人才中心
建設世界頂級發明人才中心的核心邏輯，是從“政策優惠吸引個體人才”轉向“生態優勢集聚創新群落”，需以全球化視野打破人才流動壁壘，構建“吸引頂尖人才—培育本土梯隊—激活創新效能”的閉環機制。
頂尖人才是突破關鍵技術的“勝負手”，需對標全球創新高地的政策范式，實施“靶向引才”策略，對全球頂尖人才形成“強磁場效應”。青年人才是創新可持續性的根基，需建立“基礎研究厚植—應用創新實戰—國際視野拓展”的三階培養模式，形成青年人才“涌泉效應”。人才價值的最大化釋放依賴創新生態的系統性支撐，創新人才效能的生態化激活機制，例如，建立“全球人才旋轉門”機制，允許外資研發中心工程師在華兼職本土企業；實踐人才積分制，將科研產出、技術轉化等指標量化為積分，可兌換科研設備優先使用權、國際學術交流名額等資源；賦予外籍學者項目選題、經費使用、團隊組建的自主權，最終構建“人才引領技術—技術驅動產業—產業反哺人才”的良性循環。正如UNCTAD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人才生態的成熟度每提升10%，可使外資研發投入增長15%。應通過上述舉措，將自身從“人才利用地”升級為“人才策源地”，使全球創新智慧在中國高效集聚、轉化、輻射，最終確立創新樞紐的人才制高點。
建設世界頂級創新集群
世界頂級創新集群是創新要素高密度集聚、協同創新高效開展的空間載體。通過構建三級空間架構，即核心圈的“硬核技術突破”確立國際地位，依托協作圈的“特色專業化”形成產業配套，借助輻射圈的“全球化布局”拓展市場與資源，形成“基礎研究—應用開發—產業化”的創新鏈全域覆蓋，最終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創新網絡。核心層聚焦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具有全球領導力的創新極，承擔原始創新與前沿技術攻關使命，塑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在武漢、成都、西安等城市布局專業化、多樣化區域創新中心，形成眾多細分領域競爭力。依托“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資源與市場優勢，建設境外創新孵化基地，形成“技術輸出—本地化應用—資源反哺”的國際協同。例如，中埃·泰達蘇伊士經貿區吸引34家外資企業，技術本地化率達60%。創新集群跨區域創新資源共享，建設全國創新集群數據中臺，整合大科學裝置、中試基地、應用場景數據，實現設備預約、數據共享、項目對接的跨區域協同。《全球創新指數報告》指出，多層次創新集群體系可使區域創新產出提升60%[21]。三級集群聯動將推動創新集群從“地理集聚”升級為“功能協同”，使其成為全球創新要素的“集散地”與“增值器”，最終支撐中國創新樞紐的全球輻射能力。
打造數字時代產業升級新范式
加強高技術領域標準制定權，將中國技術優勢轉化為規則優勢，通過標準國際化確立創新鏈主導地位。這種轉化需依托三重支撐：技術研發的持續突破（如5G、新能源的領先地位）、生態體系的全球化布局（如跨國企業聯盟與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價值敘事的柔性推廣（如技術普惠理念與文化融合）。UNCTAD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每主導一項國際標準，相關產業出口競爭力可提升12%—15%。通過“標準硬實力+敘事軟實力”的雙重提升，在全球創新治理中構建更具包容性的規則體系，最終實現從創新參與者到創新治理者的角色升級。
產業升級的本質是在全球價值鏈中從低端向高端攀升。數字時代，產業升級取決于一系列關鍵數智技術創新領域自主可控，關鍵在于本土“鏈主”企業通過逆向創新，整合全球資源，不斷實現突破性創新，處于世界領跑地位。
在實踐中，需要做到開放效率與自主安全的平衡，構建選擇性開放的技術合作體系。通過開放協同獲取技術互補紅利，例如在光伏、儲能等綠色技術領域，引進德國光伏逆變器技術、日本氫能儲運技術，同時輸出中國規模化生產能力，進行協同開放；在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高新技術領域，建立分級分類的數據跨境機制，推動“數字絲綢之路”規則互認，積極參與美歐主導的開源項目，同時推動本土企業主導分支生態建設，形成“技術貢獻—標準影響—生態擴張”的正向循環；與東盟在RCEP框架下構建“中國研發—東南亞制造—全球銷售”鏈條；越南電子制造業70%的關鍵零部件依賴中國供應[22]，中國可借此引導其向高端組裝環節升級，自身則聚焦芯片設計、核心設備等高端環節，形成“對稱互補”；對涉及國家安全與產業命脈的領域，實施“自主可控+備份冗余”策略，建立技術、供應鏈、人才的多重安全網，筑牢自主可控安全底線；在5G-A、量子計算、元宇宙等未來產業，以“場景創新+標準輸出”構建全球生態，實現“換道超車”，創造新競爭優勢，最終形成“技術引進—消化吸收—自主創新—標準輸出”的完整升級鏈條。
這一路徑既非簡單的以內循環替代外循環，也非盲目追求全產業鏈自主，而是以開放激活創新要素，以自主掌控戰略主動，以生態重構規則體系。中國的實踐，將為新興經濟體提供非對稱升級的新范式，即在技術依附與完全脫鉤之間，走出一條可控開放、漸進自主、生態共贏的產業升級之路。
【本文作者為南京大學長江三角洲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創新鏈與產業鏈耦合的關鍵核心技術實現機理與突破路徑研究”(22&ZD09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略
責編：李 懿／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