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世界多極化加速演進的背景下，全球經濟秩序正經歷著深刻變革。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抬頭、大國競爭加劇、多邊機制治理效能不足及非傳統安全沖擊等挑戰，顯著影響這一進程。在當前復雜多變的全球經濟與地緣政治的形勢下，推動建立平等有序的全球經濟新秩序迫在眉睫。這不僅關乎各國的經濟發展，更影響全球的穩定與繁榮。中國關于全球經濟治理改革的倡議與實踐，為建立平等有序的全球經濟新秩序，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與政策基礎。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全球經濟治理 多邊機制 平等有序的全球經濟新秩序
【中圖分類號】F11 【文獻標識碼】A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世界多極化的挑戰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由習近平主席于2017年提出，用以描述國際格局的深刻變革。這一變局的特征包括全球南方崛起、技術革命和全球治理變革等，反映了世界從單極向多極演變的趨勢。然而，在從單極秩序向多極化轉變的進程中，全球經濟秩序的變革面臨著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抬頭、大國競爭加劇、多邊機制治理效能不足及非傳統安全沖擊等多重挑戰。
世界經濟秩序變革與第四次科技革命呈現顯著聯動效應，改變全球經濟格局。據世界銀行數據，2000年迄今，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達60%，遠超西方經濟體。其中，中國貢獻率超30%，印度、東盟等增速領先全球。博鰲亞洲論壇預測，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亞洲經濟體GDP總量占世界的比重預計由2024年的48.1%上升至2025年的48.6%。在科技領域，中國5G基站總數全球占比達60%，新能源汽車產量全球占比超60%，數字經濟規模達7.1萬億美元，居全球第二位。印度、東盟在軟件服務、半導體封裝測試領域快速崛起，2023年東盟數字經濟規模突破3000億美元。[1]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統計顯示，2023年全球專利申請量前5名中，中、日、韓占3席，東亞成為全球科技創新最活躍區域，加速重構全球經濟地理格局。[2]近年來，西方治理體系的缺陷逐漸突顯，美國社會動蕩，進一步推動全球治理變革。
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抬頭，對全球經濟秩序變革形成重大挑戰。所謂單邊主義指個別國家忽視多邊合作，單獨行動以維護自身利益。例如，美國2018年對華挑起貿易戰，涉及數千億美元商品，導致全球貿易增長從2017年的4.6%降至2019年的0.1%。[3]保護主義則體現在出口管制與經濟技術的“脫鉤”等方面，如美國對華芯片出口管制，破壞全球半導體供應鏈。這些措施短期看似增強了一國經濟的韌性，從長期看則削弱了全球分工，降低了全球經濟效率，使所有國家利益受到損害。這正是世界貿易組織（WTO)2023年年度報告倡導，“再全球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報告認為，歷史經驗與全球化的歷史證明，分工合作開放貿易是最有效率的經濟方式。[4]2025年，美國重拾“美國優先”政策，強調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退出多邊機制，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造成重大沖擊。
大國競爭加劇導致全球經濟秩序變革面臨地緣政治風險。美國2022年出臺《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后冷戰時代結束，世界進入以中美競爭為中心的多極化時代，全球范圍的貿易、技術和地緣政治的競爭加劇。美國2021年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限制中國高科技發展，試圖維持技術霸權。美國的“小院高墻”“小圈子”外交加劇了全球治理機制的碎片化。
經濟安全、技術安全、網絡安全、生態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問題交織，影響全球經濟秩序。例如，供應鏈脆弱性在新冠疫情中暴露，2021年全球港口擁堵導致全球集裝箱運費增長了3-5倍，同時，全球有950萬輛汽車的生產因半導體芯片的短缺而延遲。[5]技術安全被政治化，美國在全球范圍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報告，2024年數據泄露數量雖與2023年持平，但受害者通報數量激增211%，達13億人。氣候變化導致2022年全球自然災害經濟損失超2700億美元。[6]
多邊機制治理效能不足。西方主導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面臨合法性危機，其維護全球經濟秩序穩定的能力大幅度下降。多邊機制代表性不足，發展中國家話語權缺失，導致其合法性受質疑。例如，2023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投票權中，美國占16.5%，中國僅占6.1%。[7]擴容后的金磚國家貢獻全球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35%，原油產量43%，糧食產量44%，貨物貿易20%[8]。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占全球GDP 58.9%，全球南方影響力上升明顯，但現有多邊機制未充分反映此變化。[9]2019年世界貿易組織（WTO）多邊貿易談判停滯，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等多邊協議，削弱了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權威性。
關于全球經濟秩序變革的爭論
關于怎樣變革全球經濟秩序，國內外學者存在不同的觀點與爭論。在理論層面，新自由主義、結構現實主義與依附理論圍繞市場機制、霸權穩定及國際剝削等核心問題形成分歧；在政策實踐中，發達國家傾向維護既有體系，發展中國家期望公平分配與制度變革，在現有國際經濟機制中提高全球南方國家的代表權，同時建立新興國際組織，推動全球經濟治理結構更加均衡。
理論層面的爭論
新自由主義強調自由市場、去管制和最小化國家干預，認為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支持者認為，開放的全球經濟秩序可以最大化效率和福利。然而，批評者指出，新自由主義優先考慮全球市場而忽視國內公平，導致國內不平等加劇。例如，美國經濟學家達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在2023年《重塑全球經濟秩序》一文中指出，1990年以來的過度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結束了，部分原因是新冠疫情和烏克蘭危機導致各國優先考慮國家目標而非全球市場。羅德里克建議一種“更薄但更好的全球化”，將重點放在全球公共產品（如氣候和健康）與國內優先事項的平衡上，復興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嵌入式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即強調充分就業和財富的公平分配。在這個方面，他批評世界貿易組織和貿易協定追求“深度整合”（deep integration），將國內法規視為貿易壁壘，推廣自由資本流動，限制國家政策空間。[10]美國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一項研究也承認，超級全球化的信仰已經崩潰，世界需要新的敘事和機構來取代新自由主義時代通過南北對話生成的政策改革。同樣，布魯金斯學會在關于《11個全球辯論》的報告中討論了全球化與不平等的關系，指出技術和全球化可能加劇不平等，需要更平衡的政策來應對。[11]
結構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者強調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和大國之間的權力競爭，認為合作的潛力有限。該理論認為，國家在追求安全和利益時，往往會陷入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即一國的防御性舉措可能被另一國視為威脅，進而引發競爭甚至沖突。在全球經濟秩序的重塑中，結構現實主義關注大國競爭如何影響經濟治理。[12]認為這種競爭不僅加劇了全球經濟碎片化，還削弱了多邊合作可能性，增加了全球安全風險。
作為批判理論的依附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欠發展是由歷史上的殖民剝削和當前的全球經濟結構所致。該理論強調，發達國家通過控制國際貿易、金融和技術，維持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附關系。他們認為，國際金融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通過條件性貸款和緊縮政策，進一步強化了發展中國家的依附地位，限制了它們在國內政策上的自主權。當代技術變革包括數字鴻溝，加劇了世界經濟發展不平等。[13]依附理論支持者主張，建立更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以應對發達國家通過全球金融體系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他們建議，通過結構性改革、區域合作和多元化出口，發展中國家可以減少依附，通過國內能力建設與合作模式來糾正歷史不平衡。[14]
國際學術界關于新自由主義、結構現實主義和依附理論的爭論從未停止，這種爭論還將繼續，并將影響人們對全球經濟治理變革的認知。中國學術界普遍強調，現有全球經濟秩序缺乏代表性和公平性，需要通過改革以增加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目前，大國競爭加劇了全球經濟的“陣營化”，呼吁各國超越零和博弈，構建更包容的經濟秩序。中國倡導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被視為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更為均衡有效的重要舉措。[15]
政策實踐的分歧
在政策實踐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全球經濟秩序變革的態度截然不同，反映了它們在全球經濟中的不同地位和利益。發達國家傾向于維護現有全球經濟體系，因為該體系在歷史上對它們更有利。它們通過主導國際金融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貿易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維持對全球經濟規則的控制。發展中國家批評一些不公平的貿易規則，倡導逐步消除壁壘。當前的情況變得更加復雜，美國在過去十年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抵制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中對新法官的任命，導致多邊貿易體制實質性“空轉”。
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全球南方國家，則主張變革全球經濟秩序，以實現更公平分配和更大代表權。它們呼吁在現有國際經濟機制中增加全球南方的代表性，例如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投票權分配，以反映當今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同時，發展中國家支持建立新的國際組織，以尋求更為均衡有效的全球經濟治理。例如，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NDB）和中國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被視為替代性治理框架，旨在減少對傳統西方主導機構的依賴。發展中國家通過區域聯盟如南方共同市場等，試圖減少對發達國家的依賴，強調以多元化出口和本地創新作為政策策略。
有關全球經濟秩序變革的爭論深刻反映了當今國際社會的分歧與挑戰。理論層面，新自由主義、結構現實主義和依附理論圍繞市場機制、權力競爭和國際剝削等問題形成了鮮明對比；政策實踐中，發達國家維護現有體系，而發展中國家則推動公平分配和制度變革。隨著多極化加速，建立平等、有序、開放的全球經濟秩序需要更大的包容性和代表性。發展中國家呼吁在現有機制中增加全球南方代表權，同時通過新興國際組織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更為均衡有效。各國需要超越單邊主義和零和博弈，通過對話與合作，共同構建一個更加公正與可持續的全球經濟秩序。
全球經濟治理變革的中國方案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世界多極化加速演進的背景下，全球經濟治理面臨深刻變革。中國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引領，提出和推動了一系列倡議和實踐，包括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世界貿易組織改革、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建設，以及在綠色數字治理和人工智能規則共建中的貢獻。這些方案不僅回應了發展中國家對公平秩序的訴求，也通過“競合平衡”思維與發達國家尋求利益協同。全球經濟治理的中國方案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全球治理提供價值引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由習近平主席于2013年提出，強調各國命運相互交織、利益共同依賴。這一重要理念超越西方傳統的零和博弈國際關系理念，倡導通過合作共贏構建更公平、更包容的全球經濟秩序。它為中國的全球治理方案提供了更為普遍的價值基礎，強調發展中國家平等地參與到全球公共產品提供，如氣候變化與公共衛生等領域的合作。這一重要理念在當前多邊主義面臨更嚴峻挑戰的背景下，將繼續推動國際社會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互動。
提出全球發展倡議，聚焦普惠包容發展。2021年中國提出全球發展倡議，特別關注發展中國家的需求，強調通過加強國際合作實現聯合國設定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強調推動全球發展治理改革，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話語權；強調在聚焦減貧、糧食安全、數字化轉型等領域積極呼應對標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全球發展倡議不僅為全球南方提供了新的合作平臺，也在與發達國家的競爭中（如氣候融資和技術轉讓）尋求合作空間。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與《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攜手，變革全球供應鏈與區域經貿合作格局。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最具影響力的實踐之一。自2013年提出以來，“一帶一路”建設已覆蓋150多個國家和30多個國際組織，拉動近萬億美元投資規模，已成為最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和最大規模的國際合作平臺。在供應鏈重構方面，“一帶一路”建設通過連接歐亞非大陸，優化了全球貿易網絡，緩解了因地緣政治緊張導致的供應鏈碎片化。例如，國鐵集團數據顯示，2024年中歐班列全年開行1.9萬列，同比增長10%，中亞班列全年開行1.2萬列，同比增長10%，顯著提升了區域經濟聯系。與此同時，中國積極推動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為代表的區域經濟貿易合作。RCEP于2022年生效，涵蓋15個國家，占全球GDP約30%，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RCEP有助于降低關稅壁壘，促進亞太地區貿易增長，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體現了中國對于自由貿易的承諾，為全球貿易自由化提供了新動力。
倡導建立新型多邊金融機構，推動全球金融治理的多元化。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AIIB）、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NDB）是中國積極推動新型多邊金融機構建設的最重要成果。亞投行于2016年正式運營，成員國已超過100個，涵蓋六大洲。亞投行采用更靈活的治理結構和對發展中國家友好的政策，不同于西方主導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2024年，亞投行批準了84億美元的融資，覆蓋51個項目，融資額較2023年增長47%。亞投行的成立不僅填補了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缺口，也為全球開發銀行體系提供了新的模式。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NDB）由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于2015年成立，總部選址上海，初始資本1000億美元。十年來，已經批準120個項目、約400億美元貸款總額，為成員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清潔能源、環境保護、數字基建等眾多領域發展提供融資支持。[16]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互補，增強了全球經濟治理多元化水平。
綠色數字治理與人工智能規則共建。在綠色數字治理與人工智能領域，中國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中國主辦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發布《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強調人工智能造福全人類，并推動聯合國通過加強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國際合作決議。在數字經濟治理中，中國通過G20提出數字經濟合作框架，促進發展中國家數字化轉型。在綠色治理方面，中國通過“一帶一路”綠色發展伙伴關系倡議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綠色融資，支持全球綠色基礎設施建設，助力應對2025年全球氣候變化。這些努力展現了中國在新興領域的擔當，同時，中國通過與歐盟“綠色協議產業計劃”和美國清潔能源戰略的競合，尋求全球合作空間。
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方案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引領，通過全球發展倡議、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綠色數字治理和人工智能規則共建等多層次實踐，推進構建平等、有序、開放的全球經濟新秩序。這些方案不僅回應了發展中國家對公平秩序的訴求，也旨在在與發達國家的互動中實現利益協同。隨著世界多極化趨勢的加速，全球經濟治理的中國方案將在推動全球經濟朝著更包容、開放與可持續發展方向上起到更大作用。
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方案與實踐，既回應了發展中國家對公平秩序的訴求，也通過“競合平衡”思維與發達國家尋求合作。例如，在世界貿易組織改革中，中國支持多邊貿易體系，但也呼吁改革以反映新興經濟體的地位。同樣，在人工智能治理中，中國強調人工智能應在造福全人類的同時，也通過技術創新和標準制定，增強自身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中國以多邊主義為基石，積極推動建立平等有序的全球經濟新秩序。在實踐中，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加強與共建國家的經濟合作，圍繞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領域，倡導建立亞投行等新的多邊國際開發融資機構，為縮小南北發展差距、促進南南合作、推動國際貿易貨幣金融機制改革等提供了新的平臺與機遇。中國方案兼顧效率與公平，為破解全球治理困局提供了兼具理論創新與實踐價值的路徑選擇，為實現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全球化2.0模式貢獻中國智慧與力量。
推動建立平等有序的全球經濟新秩序的路徑
在當前復雜多變的全球經濟與地緣政治的形勢下，推動建立平等有序的全球經濟新秩序迫在眉睫。這不僅關乎各國的經濟發展，更影響全球的穩定與繁榮。中國與國際社會可以從倡導大國間非零和博弈、推動國際貿易貨幣金融機制改革、縮小南北發展鴻溝以及構建供應鏈韌性與氣候治理協同機制等方面，合作探討實現開放包容、合作共贏全球化2.0模式的路徑。
倡導大國間非零和博弈。大國在全球經濟格局中占據關鍵地位，其博弈模式直接影響全球經濟秩序。傳統零和博弈思維，使得西方大國之間往往為了自身利益而忽視共同發展與互利目標，導致全球經濟秩序失衡。因此，當前倡導大國間樹立非零和博弈理念至關重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經濟相互依存，合作能創造更多共同利益。例如，在應對全球性經濟危機時，大國間加強政策協調與合作，共同制定經濟復蘇方案，不僅能幫助自身走出困境，也能帶動全球經濟恢復。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以G20為代表的國際組織為國際政策協調與合作積累了有益經驗。
推動國際貿易貨幣金融機制改革。現行的國際貿易貨幣金融機制與全球經濟發展存在諸多脫節與不合理之處，阻礙了平等有序的全球經濟新秩序建立。一方面，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關稅壁壘、貿易限制等措施頻發，損害了自由貿易原則與多邊貿易體系。另一方面，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發達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金融決策中的話語權較弱，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將經濟調整的成本轉嫁給廣大發展中國家。因此，需推動國際貿易貨幣金融機制改革，減少貿易保護主義行為，構建更加公平、開放的貿易體系。同時，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金融機構中的代表性和話語權，使國際貿易貨幣金融機制改革更加公正合理。
縮小南北發展鴻溝。南北發展不平衡是全球經濟面臨的突出問題。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等方面占據優勢，而發展中國家則相對落后。這種差距不僅影響全球經濟整體發展，也容易引發社會不穩定。為縮小南北發展鴻溝，發達國家應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與投資，幫助其提升基礎設施建設、教育、科技水平。同時，發展中國家自身要積極進行改革，優化經濟結構，提高自主發展能力，通過南北合作，實現共同發展。
構建供應鏈韌性與氣候治理協同機制。隨著全球氣候變化加劇，極端天氣事件頻發，對供應鏈造成嚴重沖擊。同時，供應鏈的穩定與發展也對氣候治理有著重要影響。因此，構建供應鏈韌性與氣候治理協同機制十分必要。企業應在供應鏈管理中融入氣候治理理念，采用綠色生產和運輸方式降低碳排放。各國政府應加強政策引導與支持，推動供應鏈的綠色轉型，提高供應鏈的韌性，以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
【本文作者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注釋略
責編：石 晶／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