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郁瑜、李琪（分別系陜西師范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講師、陜西師范大學中亞研究所教授）
中亞是草原游牧文明和綠洲農耕文明的交匯之地。自古以來，這兩種文明形態和發展模式就在此碰撞交融，為人類文明史提供了雙軌文明“互鑒共生”的典范。因之，草原游牧與綠洲農耕族群之間的交往關系是中亞歷史研究的基本問題之一。卷帙浩繁的典籍文獻和斐然可觀的歷史遺存，為我們記錄了古代居民在中亞地區活動及其文化發展軌跡，再現了中亞古國王朝在促進多元文明互鑒共生過程中的重要貢獻。草原游牧文明與綠洲農耕文明，這兩種看似形態迥異的生產方式，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以資源互補為起點，以技術傳播為媒介，以互鑒共生為內核，形成了眾多族群聚居、多元文化薈萃、多種宗教并存的中亞區域文化。不同于西方歷史中“文明沖突論”的單一敘事，中亞雙軌文明以獨特的共生智慧，為破解當代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文明隔閡提供了深刻啟示。
花剌子模古堡遺址 資料圖片
游牧族群的三次大遷徙：雙軌文明互鑒共生的歷史契機
中亞草原游牧文明和綠洲農耕文明的交往，本質是“移動性文明”與“定居性文明”的互動。亞歐大陸游牧族群的三次大規模遷徙和沖擊浪潮，通過打破地理隔閡、重構政治格局和文化版圖，為中亞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創造了常態化交往的“歷史窗口”。作為亞歐大陸文明交匯的核心區域，中亞現今各民族國家的分布格局正是先民遷徙并經過長期融合積淀而形成的。
亞歐大陸游牧族群的第一次大遷徙，始于公元前二千紀中期，延續至公元前一千紀。參與此次遷徙的雅利安人極大地改變了中亞文明的發展軌跡，他們是中亞塞人和薩爾瑪提亞人的祖先。中亞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分布于今哈薩克斯坦、西伯利亞西南部、烏拉爾南部地區的印歐種人和一部分閃米特人，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向東部和南部緩慢遷徙。一部分移民在遷徙過程中定居，與當地人融合，畜牧與鋤耕農業相結合，馴養牛、馬，使用陶器，種植小麥和大麥。考古學家根據早期遺址，將其稱為“安德羅諾沃文化”，即青銅時代分布于亞歐大陸中部的游牧農耕并存文化體系。
亞歐大陸游牧族群的第二次大遷徙，始于公元2世紀的北匈奴西遷，延續至公元7世紀突厥人向西擴張。匈奴人西遷引發烏桓、鮮卑、堅昆、烏孫、月氏、嚈噠等草原游牧民的遷徙，使得中亞綠洲地區頻繁易主。波斯文化為中亞文明涂上了底色，希臘-馬其頓、塞琉古王朝之后，曾盛極一時的貴霜帝國，在公元4世紀逐漸衰落。嚈噠代興，于5世紀中葉統一了中亞、波斯東部和印度北部大部分地區，創建了一個包括粟特、大夏和犍陀羅的龐大國家。6世紀中期，西突厥以七河流域為中心立邦建國，其領地從蒙古草原直達波斯帝國邊境。正如史書所述：“（木桿可汗俟斤）西破嚈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隨著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和城鎮的產生，部分游牧族群走向定居，逐步與當地綠洲居民相融合。在大炮、火器發明并用于中亞之前，那些來自北方的騎馬民族縱橫中亞，在河中地區（即中亞錫爾河和阿姆河之間的流域以及澤拉夫尚河流域，范圍大致包括今烏茲別克斯坦全境和哈薩克斯坦西南部）輪番建立政權，游牧與農耕兩種文明形態并行發展。
亞歐大陸游牧族群的第三次大遷徙，則是由13—14世紀蒙古軍隊西征所促成的突厥語系部族的西遷。跟隨成吉思汗及其后裔西征的蒙古軍隊，吸納了來自中國北方不同族群的士兵，也包括突厥語族士兵。伴隨蒙古對河中地區的征服，及金帳、白帳等汗國對中亞的爭奪，大批突厥語族被驅往中亞。公元1370年，帖木兒成為中亞最高統治者，建立了東起北印度、西達幼發拉底河、南瀕阿拉伯海和波斯灣、北抵里海和咸海的強大帝國，促進了中亞河中地區的空前繁榮。
三次遷徙浪潮使得中亞草原游牧部落與綠洲農耕族群之間的交往不斷深入，為兩種不同生產方式的依存與互補提供了交流互鑒的歷史根基，成為塑造中亞雙軌文明形態的重要圖譜。
地理塑造與需求-供給：雙軌文明互鑒共生的歷史特點
中亞草原游牧與綠洲農耕文明的交往，既是自然地理約束下的“適應性互動”，也是經濟邏輯驅動下的“互補性共生”。考古學界關于中亞文明古跡的大量發現，進一步推動了關于中亞文明源流的研究。中亞農業文明與游牧文明共生的歷史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其一，地理環境的“互補性困境”是中亞草原游牧與綠洲農耕文明交往的根本前提。中亞地處亞歐大陸中心，遠離海洋，形成了“干旱草原-綠洲盆地”的空間分異。北部草原和戈壁荒漠廣布，干旱的氣候條件不利于發展農業生產，游牧經濟文化成為影響這一廣闊地域發展的主要方向。南部的費爾干納盆地、河中地區依托天山、帕米爾高原融雪形成綠洲，成為當地主要的農耕區。這些農耕區，也是歷史上統治中亞的帝國或游牧族群政權爭奪的重要地區。這種“一山之隔、一水之別”的地理格局，既造就了兩大文明的經濟差異，也埋下了互鑒共生的種子。
其二，游牧部落和定居族群日趨強烈的互補性需求是中亞草原游牧與綠洲農耕文明交往的核心動力。草原需要綠洲的糧食、絲綢和金屬工具，以滿足對穩定食物、奢侈品和生產工具的需求；綠洲需要草原的良馬、牛羊、皮毛等畜產品，以滿足對軍事裝備和生活資料的需求。這種“需求-供給”的雙向邏輯，使得草原文明與綠洲文明通過貿易、戰爭、姻親等方式相互溝通、不斷滲透，促進了兩者之間的文化交流、經貿合作。
其三，絲綢之路貫通中亞全境，承載著多元文明傳播、交融、轉化和整合的功能。草原絲綢之路是連接草原與綠洲的核心通道。自古以來，中亞就憑借絲綢之路的運行，成為古代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樞紐地。那些南來北往的眾多族群，在中亞地域留下了大量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不勝枚舉的出土文物和實證材料表明，古代中亞文明的成就與巴克特里亞、帕提亞、粟特、花剌子模等特定地方的文化發展密切相關。其中的文化異同，使我們領略到，多元共存、和而不同、融合創新是中亞文明發展史的顯著特征。
物質交換、技術傳播與文化創新：雙軌文明互鑒共生的歷史表現
近兩百年的考古發現為研究中亞綠洲農耕文明與草原游牧文明之間的交往提供了大量依據。早在新石器時代，中亞地區就出現了以原始人工灌溉為基礎的早期農業文化，在科佩特山脈北麓誕生了中亞最早的定居點，出現了用黏土塊壘造的最初房址。土庫曼斯坦的“哲通文化”遺址提供了史證。青銅時代，中亞農耕文化進一步發展，形成了以許多定居點為中心的農業社會；出現了渠道網絡和灌溉系統；青銅制工具和金屬工藝品屢見不鮮。與此同時，北部廣袤草原地帶的游牧部落不斷向南遷徙，汲取了中亞南部定居居民的生產技藝，產生了游牧部落特殊的“草原青銅”文化，構成了中亞古代藝術史上璀璨奪目的“青銅藝術”。而中亞南部也開始盛行養馬業和養駝業。自這一時期開始，北部的游牧畜牧業文化和南部的定居農耕文化彼此交流、相互影響，不斷孕育出一系列獨具特色的文化類型。鐵器時代，中亞地區出現了社會分工、階級社會，開始了王朝政權關系的形成和發展歷程。
隨著社會的變遷，北方草原游牧部落與南方綠洲居民的互動關系更趨錯綜復雜，既有沖突對抗，也有交流合作。多維關系動態地影響著雙方的發展。在此后長久的中亞古代文明和中世紀文明時期，北方草原的游牧部落與河中地區農業居民相互接觸、相互交往，展現出一幅多元文化異質同構和共存混融的圖景。中國的絲綢、瓷器，印度的香料、象牙均由此地絡繹不絕轉運西方，沿途興起眾多城鎮。佛教、印度教、祆教、摩尼教、希臘宗教和伊斯蘭教在社會上流行并相互影響。融匯多種流派風格的壁畫、雕塑發展到很高水平。布哈拉、撒馬爾罕等城市發展為科學、文化中心，建立了規模宏大的圖書館，出現了一批享譽世界的學者和詩人。來自中國、希臘、羅馬、印度、波斯、阿拉伯的多種文化在這里互相碰撞、吸收，結出豐碩的成果。
概言之，中亞文明主要植根于草原游牧文明和綠洲農耕文明。正是在雙軌文明基礎上促成多元文化相連接而交流，相碰撞而發展，創造了中亞文明的繁榮，奠定了中亞在世界文明交往歷史中的重要地位。
雙軌文明互鑒共生的當代延續與升華
在今天，中亞草原游牧文明與綠洲農耕文明之間的互鑒共生不僅沒有中斷，反而以更加多元和深入的方式得以延續和升華。跨里海國際運輸走廊、中歐（中亞）班列延續了古代商路的功能，又注入了新能源、數字化等新動能。草原游牧文明中的音樂、舞蹈、傳說等元素與綠洲農耕文明中的建筑藝術、文學作品等相互交融，創造出許多新的文化形式。
中亞國家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將“互鑒共生”的理念融入外交政策，與周邊國家和國際組織在經濟、文化、生態等多個領域開展廣泛合作，推動自身成為在保留和賡續傳統文化的基礎上不斷發展的現代化國家。例如依托多樣態C5+1合作框架，突破單一經濟依賴，推動區域合作向更深層次與更廣維度拓展。恪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在水資源治理、環境保護等議題發聲，爭取咸海干涸、哈薩克草原核污染遺留等生態治理的跨國合作與國際援助。這一系列舉措，不僅拓展了國際合作模式的創新實踐，也使中亞國家逐漸構建起兼顧安全與發展、平衡多元利益的區域合作新范式。
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下，中亞地區互鑒共生的傳統迎來了新的發展。中國與中亞國家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質量發展推進共同現代化”的“中國—中亞精神”，為世代友好合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在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的今天，回望中亞草原與綠洲雙軌文明互鑒共生的歷史，不僅是對這一地區文明傳統的重溫，也再次印證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鑒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
《光明日報》（2025年07月21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