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南方國家面對結構不平等、利益分配不均的國際秩序時，謀求自身發展并為全球提供公共產品時經常遭遇三重經典困境，即如何接受國際經驗、如何推動國家發展、如何對外提供發展資源開展國際合作。中國式現代化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條有效融入國際秩序并保持自身獨立發展的新路徑，為建立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協同發展的新模式提供了新探索，為構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發展治理機制提供了新示范。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 全球南方 發展知識 全球發展治理機制
【中圖分類號】D815/D82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3.009
【作者簡介】徐秀麗，中國農業大學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院長、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國際發展理論與實踐、中非合作與對外援助，主要著作有《發展援助體系——美國、英國、日本國際發展合作多元主體的構建》《處在十字路口的坦桑尼亞：歷史遺產與當代發展》等。李小云，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資深講席教授。研究方向為國際發展與非洲發展、貧困研究，主要著作有《發展援助的未來》《貧困的終結》《新發展的示范：中國援非農業示范中心的微觀敘事》等。
中國式現代化是推動中國第三次學術轉型的重要力量。[1]它意味著新時代研究者們需要超越傳統全球知識版圖中“中心-邊緣”的依附狀態，以全新的主體自覺和問題意識關照中國發展的生動實踐，并積極主動地參與國際學術議程的設定和新型學術理論的對話。[2]具體到發展研究領域，中國式現代化為破解全球發展理論中的三重經典困境提供有益啟示。這三重困境分別是：第一，如何在一國獨立發展與融入國際社會之間尋求平衡；第二，如何處理一國內部政府、市場與社會的關系，既形成合力又保持彼此張力；第三，如何破解既要“走出去”參與發展合作，又超越殖民范式和霸權范式，建立一種更為平等互利的發展共同體的困境。[3]
上述三重經典困境是后發國家面對結構不平等、利益分配不均的國際秩序時，謀求自身發展并為全球提供公共產品時經常遭遇的場景。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探索的方案與路徑“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4]有助于全球發展學者不斷拓寬人類理解、推進和衡量發展的知識邊界和思想版圖，創新既有發展知識體系，推動全球發展倡議的實踐創新和理論探索。
融入國際秩序并堅持獨立自主發展
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二戰后形成的國際秩序在經濟領域表現為技術、人才、市場等多方面的不平衡，在政治領域則體現為軍事、組織與話語力量的不均衡。這種不平衡的國際秩序往往使發展中國家容易陷入“結構封鎖”，[5]形成邊緣位置的路徑依賴，因而他們要么推行孤立主義，要么以犧牲主權為代價融入國際體系，這構成了發展研究中的經典二元困境。[6]源起于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論和結構主義正是對這一困境的理論回應，而20世紀60年代在發展中國家廣泛推行的“進口替代”政策則是實踐層面的嘗試。自20世紀末以來，有關援助陷阱和全球價值鏈（GVC）的相關論述則進一步反映出發展中國家對這一困境的深刻反思。[7]在此思想的指引下，許多貧困國家對國際秩序體系持懷疑態度，秉持保守的國際合作理念，甚至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的投資、貿易和援助也持謹慎心理，導致其易失去發展機遇。
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表明，融入國際體系與喪失發展主權之間的對立是可以被超越的。只要堅定推進持續深入的改革開放，注重設計和利用有效的制度和政策工具，秉持“選擇性學習”理念，[8]發展中國家便可在積極融入國際社會的同時，結合自身國情，汲取與自身相適應的因素，在雙向社會化的國際實踐[9]中不斷積累自身的發展資源和發展動力，從脆弱依附型向獨立發展型轉變。
回顧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歷程，增強自身有效轉化國際經驗的能力一直是改革開放的核心要義。這一能力的核心要素包括務實的漸進式學習和掌握自身發展進程的主導權，前者是融入國際體系的方式，后者則是融入過程中所堅持的價值。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同志在會見世界銀行行長時表示，“中國下決心要實現現代化、發展經濟，有國際社會的幫助，中國實現這些目標會更快、更有效率；沒有，我們也照樣要做”。[10]在實際合作中，我國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戰略機遇，從農村到城市、從東部到中西部、從技術到管理，不斷擴大對外開放，同時始終堅持把發展立足點放在國內，把握發展進程的主動權，通過將國際合作重點納入國家五年發展規劃，將合作優先順序與國家發展戰略部署緊密結合，以及將執行主體激勵納入政府行政體系等機制，自主地引導國際資源本土化轉變，實現“為我所用”。
進入新發展階段后，中國著力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促進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同時，中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提升在世界范圍內配置資源的能力和價值鏈中的受益能力，爭取開放發展中的戰略主動，從而避免陷入援助依賴和外商直接投資依附的困境。
許多發展中國家在有效融入國際秩序與保持獨立自主發展之間往往陷入選擇困境。以非洲國家為例，自獨立以來近70年的發展歷程中，其發展戰略的選擇與實踐始終受到國內外多種因素制約。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非洲大陸有超過30個國家處于追求獨立發展的探索初期，曾試圖直接復制西方主流發展經濟學理論和工業化戰略，以實現國家建設目標。[11]然而這些戰略過于依賴“涓滴效應”，往往忽視了貧困人口的福利改善和工農業等產業之間的融合發展等根本性問題。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國際經濟環境惡化，使非洲國家進一步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和通貨膨脹。為擺脫危機，1980年，非洲統一組織推出《拉各斯行動計劃》，強調自力更生、自主發展與經濟合作，指出減少對外部的依賴是非洲國家走出經濟困境的關鍵。盡管該計劃重點關注人力資源開發、農業自給自足、科技自立以及本土工業發展等領域，體現了非洲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集體智慧和共同愿景，但由于巨大的資金壓力，該計劃難以有效落地。[12]因此，為獲取外部資金援助和貸款支持，非洲國家不得不接受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結構調整方案》，并按照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規則、標準和方案進行經濟建設。這導致大多數非洲國家推行國營企業私有化、經濟市場化和貿易自由化改革，放松政府管制，反對各種形式的政府干預，并在財政、金融、農業、工業和外貿等方面進行了結構調整。[13]
然而，結構調整方案實施的實際效果并不理想，非洲經濟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反而遭遇了獨立以來最為廣泛和嚴重的經濟危機。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卷入資本主義全球化浪潮后，受制于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非洲的傳統農業和民族工業喪失了比較優勢和競爭力。如尼日利亞的經濟增長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就高度依賴世界石油市場，推行了去工業化和去農業化的發展戰略。隨著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石油產業進入蕭條期，該國經濟增長開始放緩，甚至出現負增長，典型的“荷蘭病”現象凸顯。[14]其次，結構調整實施后，非洲國家的債務不減反增。據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統計，非洲大陸的債務從1980年的1269.2億美元激增至1990年的2719億美元。[15]再次，隨著結構調整的推進，非洲國家的財政預算愈發依賴國際援助。相關統計顯示，20世紀60年代，非洲接受外部援助年均30億美元，而到20世紀90年代初，該數據已攀升至180億美元。[16]非洲人口僅占世界人口的13%，但在1993年國際金融機構和聯合國提供的援助中，非洲占比達45%；在歐洲聯盟提供的援助中，非洲占比達64%。[17]最后，結構調整還引發了諸多社會不穩定因素。政府的反貧困職能被削弱，甚至引發了“城市暴動”等社會政治危機。據統計，因推行私有化改革，非洲國家的失業率上升了15%，進一步加劇了非洲國家的社會動蕩和貧困。[18]
部分發展中國家在“脫鉤”戰略的影響下，選擇孤立主義的發展道路，容易陷入“逆全球化”的困境。與西方現代化理論不同，依附理論主要基于第三世界尤其是拉丁美洲的發展經驗提出。該理論認為，第三世界經濟落后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經濟結構和外部環境，主張擺脫“中心-邊緣”的二元結構，[19]并倡導通過“脫鉤”擺脫發達國家在現行世界體系中的霸權控制，反抗不公正的國際秩序，以實現民族獨立、自力更生和創新發展。在實踐層面，許多發展中國家逐步探索實施“進口替代”政策，旨在通過本國工業產品替代制成品的進口，實現經濟自主。[20]
在發展初期，這一戰略模式通過限制進口、提高關稅等手段使得部分發展中國家降低了外部依存度，實現了初步的工業化。然而，隨著“脫鉤”政策的極端化實施，一些發展中國家認為只有切斷聯系并完全擺脫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市場，才能實現經濟上的自主發展。[21]這種觀點違背了經濟全球化的歷史發展趨勢，同時忽視了“進口替代”模式帶來的效率低下、缺乏國際競爭力以及易引發地緣政治危機等弊端，其可持續性受到質疑。如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墨西哥采取進口替代工業化建設的方針，實現從農業國到擁有相對完整工業體系的新興工業國的轉變，被稱為“墨西哥奇跡”。然而，隨著進口替代工業化的深入，其弊端逐漸顯現：墨西哥外貿和國際收支出現巨額赤字，美國提高利率導致墨西哥債務危機爆發，本幣貶值、資本外流，1987年通貨膨脹率飆升至131.8%，[22]難以完全擺脫對美國經濟的高度依賴。相較之下，委內瑞拉與美國的沖突更為激烈。為實現石油國有化并擺脫美國的經濟控制，委內瑞拉前總統查韋斯采取了與美國斷交、推行企業國有化、打擊外資和國際貿易等激進措施。[23]然而，面對美國的經濟制裁和國際石油危機，查韋斯的民粹主義經濟理念導致委內瑞拉陷入長期超級通貨膨脹、經濟大幅波動和社會動亂的困境。
綜上所述，廣大發展中國家應將堅持獨立自主發展作為核心目標，既不以激進的方式全面否定現有國際秩序，也積極尋求通過自力更生、靈活務實的方式融入世界體系。在發展方向上，應堅定地融入現有國際體系。孤立主義難以提升國力，尤其在第四次科技革命蓄勢待發的當下，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容易導致固步自封，從而錯失國家發展的戰略機遇。在戰略選擇上，應堅持獨立自主，同時根據自身發展階段和發展優勢，制定符合國情的發展戰略和規劃，明確國際資源本土轉化的具體訴求，主動與援助方或投資方進行需求對接，掌握發展的主動權，開展有準備的國際發展合作。在實踐路徑上，應循序漸進，允許試錯。明確不同發展階段與不同國家開展國際合作的重點和優先順序，在試點區域積累經驗，待時機成熟后再大規模推廣，從而加強底線管理，探索智慧靈活的開放合作新模式。
政府、市場和社會多方協同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為建立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協同發展的新模式提供探索經驗。在經典發展研究中，政府、市場和社會等不同力量在推動發展中的作用常被割裂，形成新自由主義、發展型國家理論、結構主義等不同理論范式，這些范式更多體現不同力量之間的對立。自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西歐和美國經歷了早期的產業政策和貿易保護階段，逐漸形成了以自由市場為主體的經濟制度、以民主政治為核心的政治制度以及以市民社會為支柱的社會制度。這三者相互獨立、相互制衡，成為西方現代化的典型模式，并隨著全球化擴散至非西方地區，形成了全球發展規范。然而，過去70多年來，非西方國家和地區依靠政府、市場、社會三方分離甚至對立機制獲得發展的可能性極為有限。[24]
中國式現代化為整合政府、市場、社會三重力量的發展模式提供了新思路。作為后發國家，中國面臨資源有限與發展需求多樣的雙重挑戰：一方面，金融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等資源相對匱乏；另一方面，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市場發育、教育投資、衛生環保等領域面臨諸多任務。在此背景下，需要整合性的領導力量錨定發展總體方向，確定一定時期內發展的優先順序，以便統籌有限資源。后發國家還須通過不斷完善市場機制，促進微觀主體的多方協作與創新，漸進式地解決發展中的問題。由此，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充滿了試驗示范和有組織的基層創新，形成上下整合與制衡、左右競爭與協作的格局，促成政府、市場和社會協同發力、共生演進、互動合一的發展模式。[25]
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是中國的減貧進程。新中國成立以來，黨中央始終高度重視扶貧減貧工作，從早期的制度性扶貧到改革開放后的救濟式扶貧、開發性扶貧，再到21世紀的精準扶貧，中國減貧治理經歷了從區域瞄準到縣、村、戶瞄準的逐步細化過程，充分發揮政府、市場和社會的多方力量，尤其在精準扶貧中，通過“五級書記抓扶貧”等治理方式，確保資源下沉到最基層，有效解決了減貧“最后一公里”的難題。政府、市場和社會三方力量相互嵌入而非分離，往往是應對資本短缺、科技不足等局限條件的一種替代機制，隨著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三者之間的互動模式也會進行有機調整。
在有的發展中國家中，政府、市場和社會三方力量之間的關系并非有效協同合作，而是呈現對立緊張的態勢。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能夠推動資源的高效利用和經濟的快速發展。然而市場并非天然成形的現代建制，而是需要政府的積極引導和培育。特別是在道路交通等硬件基礎設施和信息交換、法律法規、管理體制等軟件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政府的干預與支持至關重要。有效市場的前提是有為政府的治理。若過度強調“大市場、小政府”，忽視政府的監管和統籌作用，市場的逐利性就會泛濫，導致資源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擴大，甚至可能引發社會動蕩。如阿根廷憑借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大力發展農牧養殖業，被譽為“世界糧倉”，經濟增長率曾連續43年高于6%，并在20世紀初期一度發展成為世界第七富有的國家。然而，如今的阿根廷失去了昔日輝煌，國內貧困率超過40%，通脹率高達142%，深陷中等收入陷阱。[26]阿根廷衰落的根源在于自由市場的發展無法得到政治制度的有效保障。該國缺乏強有力的政府，頻繁發生軍事政變和政權更替危機，幾乎探索了發展中國家所有可能的政治選擇：從最初的寡頭統治下的自由民主制，到貝隆的民眾主義、反民主的官僚威權主義，再到自由主義甚至無政府主義。[27]政治的失序導致經濟政策缺乏連貫性和穩定性，經濟發展在貝隆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反復橫跳，國家陷入鐘擺式發展的怪圈，不斷加劇貧富差距、階級分化、財政赤字、通貨膨脹等現實危機。
除了政治和經濟、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失調外，有的發展中國家還存在政府和社會力量協同不足的問題。在這些國家中，傳統力量和社會組織較為活躍，對其政策制定和執行發揮著重要影響，但由于缺乏建制性和系統性，這些社會力量難以獨自承擔起維護國家秩序的重任。如許多非洲國家只是千百個不同種族或部落組成的碎片化集合體，大部分的權力建制未能徹底滲透到基層村社的管理層面。部落的酋長、武裝游擊隊、分裂勢力和大量非政府組織力量非常強大，導致非洲人民并未真正形成對國家的整體認同。[28]有的非洲國家還存在國家職能不足的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分權理論的影響下，央地關系日趨分裂，政府缺乏權威，執政效能低下，難以保障基本安全秩序，并提供強有力稅收制度以及社會福利。而大量的社會組織則呈現活躍狀態，如南非的“非洲爭端創造性解決中心”、肯尼亞的“非洲倡議計劃”、津巴布韋的“農村協作進步機構”“埃及人權組織”“埃塞俄比亞和平與發展委員會”等3776個有較大影響的非洲本土社會組織，遍布非洲45個國家。[29]這些社會組織在維護當地民眾權益、推動社會民主化進程方面具有一定作用，但在尚未完成民族國家建設的非洲國家中，若其遵循“國家-社會”對立和沖突型理念，而非互補和協作型理念，就容易影響國家發展進程。客觀上，社會組織在一國發展早期若發揮對抗性力量，則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民眾對政府權威或中心秩序的認同，不利于發展型國家的形成和具體公共政策的落實，甚至可能帶來經濟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擴大等一系列問題。
因此，實現政府、市場和社會三方力量的協同合作，是發展中國家走向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的關鍵。這需要國家加強自身的統籌協調能力，積極發揮三者的協同合力，在三方力量的動態平衡中謀求共同發展和協同進化，具體經驗啟示包括：突破傳統發展理念，重構國家、市場和社會三者之間的整合關系，建立適合自身的發展型政府或發展型社會，設立凝聚各方的發展目標，找到團結各種力量的最大公約數。在現代化發展實踐中，圍繞特定發展階段的“優先事項”，促進各種力量相互協作，形成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有力社會的整體格局。在推進現代化進程中，尤其要注重新思想、新科技與新管理經驗的引進與消化吸收，重視專家智慧和科學力量，注重新型現代化人才培養和專業化隊伍建設，從而建立起符合國家發展階段、內在可持續發展的能力體系。
構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發展治理機制
與傳統的殖民和霸權發展合作范式不同，中國式現代化為構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發展治理機制提供了新示范。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典發展研究中逐漸形成了“大發展”與“小發展”的二元區分。[30]其中，“大發展”主要指發達國家以發展援助為干預手段，引導發展中國家按照發達國家的標準和模式實現現代化；而“小發展”則泛指一國或一個社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內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等方面的長期變遷進程。這種劃分方式凸顯出發展主體開始出現“自我”和“他者”的區分概念，體現出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和超越。然而，兩者的內在屬性界定仍然以歐美現代性為前提假設。當今全球發展治理的規范也仍以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場經濟為核心邏輯，在此邏輯下開展跨國合作、走入他者的世界，意味著自由主義秩序實現海外拓展，在傳統現代化理論的指引下，世界體系中不同區域和國家的多樣文化和體制將不斷趨向一致性。
中國式現代化的顯著特征在于注重“和而不同”，強調和平發展，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新治理觀，致力于超越西方歷史上的殖民主義和“強國必霸”的發展范式。中國在國際社會持續倡導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注重與其他國家共享機遇、共謀發展，主張構建一個更加公正、美好的世界秩序，承認差異和多元性，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問題。[31]
隨著中國逐漸走向國際舞臺的中心，新型南南合作范式發展進程不斷推進。當前，中國已成為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合作伙伴，并推動建立了中非、中拉、中阿、中國-東盟、中國-中東歐、中國-中亞等多個“1＋N”的區域合作平臺。此外，中國還設立了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新型發展機構，并通過新設全球發展促進中心、全球發展與南南合作基金、絲路基金、中非發展基金等合作平臺和金融工具，以及打造進博會、服貿會等促進互利合作的平臺，進一步推動國際合作。近年來，中國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基礎上，陸續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與全球文明倡議，重點推進減貧事業、糧食安全、氣候變化、綠色發展、和平與文明等領域的合作與對話，順應國際社會需求、助力解決全球發展困境、安全困境和信任困境，從全球治理頂層設計上為解決發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貢獻中國智慧，為世界發展知識庫提供新思路和新要素，促進廣大發展中國家、國際多邊組織等國際社會多方主體的互動與協調，并推動建立共享的全球發展知識體系。
中國基于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不干涉內政等原則，倡導與合作國共商共建共享，并遵循“邊干邊學”“在實踐中逐步完善”的漸進式發展方法論和“平行經驗分享”的雙向現代化理論，不斷推動共同進化的務實主義[32]學習進程。具體表現為：一是分享的經驗是符合當地發展階段的、務實的、可及的，而非超前于其發展階段的、高度抽象建構的、價值觀主導的；二是分享的模式是雙方共商共建互動產生的，蘊含雙方互相學習與啟發的過程，而非單方提供固定模式和模板；三是分享雙方形成平等互利、互相成就的伙伴關系，而非單向的給予和接受關系，尊重合作方的自主性與擁有感，注重創新與共贏。
當前全球南方國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漸上升，而新興國家既是國際體系中的受援者，也是援助者，這種雙重身份使其在處理對外提供發展資源時具備獨特經驗，能夠深刻理解受援國在接受外來資源時所面臨的挑戰和考量，從而更好地保持獨立自主的平等性，在經濟上實現互利共贏，在文化上增強對共同身份的敏感性。然而，由于自身在國際體系中受到諸多限制，一些發展中國家在“走出去”并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中仍缺乏足夠的動力。如在應對氣候變化、環境危機、金融危機和全球衛生等全球性挑戰時，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缺乏必要的技術、資金和人力資源，難以制定和實施有效的全球公共政策，從而無法積極引導形成有利于自身的局面。盡管南南合作與南北合作的歷史同樣悠久，但長期以來，南南合作尚未形成諸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統一的協商對話平臺，導致其影響力相對有限，并呈現波動性和脆弱性。
由此可見，中國開展新型國際發展合作實踐的探索經驗為其他全球南方國家提供重要啟示：首先，應認識到全球治理中多重價值與規范共生，尤其要注重利用南南合作所倡導的“不附加政治條件”“互利共贏”“和而不同”等理念所帶來的發展機遇。在理念與戰略對接、政策與公共管理對話、具體經濟技術項目合作等層面，建立更具針對性的合作計劃和組織體系，從而提升新型發展合作的有效性。其次，應注重平行經驗分享與對接，重點關注南南合作中蘊含的發展空間的讓渡性、發展過程的陪伴性和發展結果的互利性等維度，不斷提升自身參與共商共建共享的國內外組織管理、協調與行動能力。同時，應注重參考與篩選適合自身發展階段的發展經驗，并加強本土化運用。再次，作為國際社會的重要力量，全球南方國家應繼承和發揚“聯合自強”的歷史傳統，肩負起當代使命。在探索自主發展道路的同時，以自身發展經驗和國際合作力量化解日益加劇的地緣政治沖突，成為促進世界和平發展的強大力量。近年來，包括中國、印度、巴西、土耳其、泰國、哥倫比亞在內的許多國家紛紛設立國際發展合作署，并加強南南合作的理論建設與政策實踐創新，這充分體現了全球南方國家正通過國際發展合作積極塑造有利于自身發展和全球區域穩定發展的外部環境。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有效分享減貧經驗的模式與策略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1&ZD180）
注釋
[1]王學典：《迎接第三次學術轉型》，《中華讀書報》，2022年5月4日，第5版。
[2]徐秀麗：《從受援者到援助者的知識自覺》，《區域》，2021年第9輯，第230～254頁。
[3]徐秀麗、李小云：《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中國啟示”》，《環球時報》，2022年11月24日。
[4]《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人民日報》，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5]張杰、劉志彪：《需求因素與全球價值鏈形成——兼論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封鎖型”障礙與突破》，《財貿研究》，2007年第6期。
[6]G. Gracho et al., "Origins, Evolution and Future of Glob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The Role of the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DAC)," Bonn: DIE, 2021.
[7]威廉·伊斯特利：《白人的負擔：為什么西方的援助總是收效甚微》，崔新鈺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丹比薩·莫約：《援助的死亡》，王濤、楊惠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李小云、王妍蕾、唐麗霞：《國際發展援助：援助有效性和全球發展框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5年。
[8]X. Xu and L. Cabral et al., "Selective Learning: China, the CGIAR and Global Agricultural Science in Flux," IDS Bulletin, 2021, 52(2).
[9]朱立群：《中國與國際體系：雙向社會化的實踐邏輯》，《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2年第1期。
[10]林重庚、蘇國利、吳素萍：《親歷中國經濟思想的對外開放》，《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4期。
[11]劉建飛、鄭嘉偉：《全球貧困治理的基本狀況、理論探索與實踐經驗》，《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
[12]舒運國：《非洲經濟改革的走向——〈拉各斯行動計劃〉與〈非洲發展新伙伴計劃〉的比較》，《西亞非洲》，2005年第4期。
[13]徐磊田：《反思非洲經濟的調整改革方向——比較〈結構調整方案〉與〈替代方案〉》，《中國高新技術企業》，2009年第9期。
[14]張復明、景普秋：《資源型經濟及其轉型研究述評》，《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
[15]黃梅波、張曉倩、鄧昆：《非洲國家的債務可持續性及其對策分析》，《國際經濟評論》，2020年第4期。
[16]V. de Walle and T. A. Johnson, Improving Aid to Africa, Washington, D.C.: Overseas Development Council, 1996.
[17]舒運國：《外援在非洲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西亞非洲》，2001年第2期。
[18]舒運國：《從結構調整看經濟全球化對非洲國家的負面影響》，《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
[19]查爾斯·K. 威爾伯：《發達與不發達問題的政治經濟學》，高铦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15頁。
[20]蘇振興、張勇：《從“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拉美國家工業化模式的轉型》，《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4期。
[21]許鵬：《脫鉤：去依附戰略與“逆全球化”思潮之辨》，《當代經濟研究》，2023年第2期。
[22]數據來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金融統計》和數據文件。
[23]徐世澄：《委內瑞拉查韋斯“21世紀社會主義”初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年第10期。
[24]張夏準：《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蔡佳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
[25]黃宗智：《從二元對立到二元合一：建立新型的實踐政治經濟學》，《開放時代》，2022年第4期；黃宗智：《國家-市場-社會：中西國力現代化路徑的不同》，《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11期；顧昕：《走向互動式治理：國家治理體系創新中“國家-市場-社會關系”的變革》，《學術月刊》，2019年第1期。
[26]World Bank, Poverty and Inequality Platform, Data Are Compiled from Official Government Sources or Are Computed by World Bank Staff Using National (i.e. Country–Specific) Poverty Lines.
[27]金曉文：《阿根廷民眾主義：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視角》，《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4期。
[28]羅建波：《非洲國家的治理難題與中非治國理政經驗交流》，《西亞非洲》，2015年第3期。
[29]羅建波：《非政府組織在非洲沖突管理中的角色分析》，《國際論壇》，2008年第1期。
[30]M. Cowen and R. W. Shenton, "The Invention of Development, in Power of Development," Edited by J. Crush, London: Routledge, 1995; G. Hart, "Development Critiques in the 1990s: culs de sac and Promising Path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5, 4(2001).
[31]肖恩·布雷斯林、馮瑾：《“中國模式”與全球危機：從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到中國治理模式》，《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2年第1期。
[32]徐秀麗、李小云：《平行經驗分享：中國對非援助理論的探索性構建》，《世界經濟與政治》，2020年第11期；X. Y. Tang, Coevolutionary Pragmatism: Approaches and Impacts of China-Africa Economic Coope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Chinese Modernization Provides Empirical Enlightenment for Global South Development
Xu Xiuli Li Xiaoyun
Abstract: When countries of the Global South confront structural inequality and an in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y often face three classic dilemmas in pursuing their own development and supplying global public goods: how to draw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how to advanc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how to engage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y providing external development resources. Chinese modernization offers developing nations a viable path to integrate effectively into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while safeguarding their own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pioneers a new model that coordinates the synergy of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 and exemplifi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global development governance mechanisms based on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Global South, development knowledge, global development governance mechanisms
責 編∕楊 柳 美 編∕ 梁麗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