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堅持以開放促改革，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推進的歷史經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開放歷經的三次浪潮有效促進了國內經濟體制改革三大階段的持續推進。當前，高水平對外開放是促進深層次經濟體制改革的現實需要：制度型開放是健全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的現實需要；深化外貿外資體制改革是打造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必然選擇；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是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現實要求。未來，以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深層次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路徑包括：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為助推新質生產力發展營造良好制度環境；深化外貿體制改革，加快推進貿易強國建設；深化外商投資管理體制改革，吸引全球優質資源要素深耕中國市場；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
【關鍵詞】高水平對外開放 經濟體制改革 中國式現代化 制度型開放
【中圖分類號】F12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8.011
【作者簡介】馬相東，北京市委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國際貿易與投資、中國宏觀經濟理論與政策，主要著作有《企業異質性與中國出口省際失衡研究》《企業異質性與中國出口市場多元化研究》等。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要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黨的二十大提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強調，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并將“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排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七個聚焦”總目標的首位。[2]這一系列重要論述凸顯了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大意義。當前，既有文獻從內涵特征、[3]實踐難題、[4]要素市場化改革、[5]中國特色[6]等不同視角，對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行了有益探討，但鮮有文獻從高水平對外開放視角展開研究。實際上，堅持以開放促改革，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推進的歷史經驗。[7]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必然要求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8]202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對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新時代新征程，要“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不斷激發創新活力和內生動力，積極參與構建新發展格局，以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深層次改革、高質量發展”。[9]這既是對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作出的重要指示，也是對全國各地提出的新要求。本文將探討以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深層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經驗、現實需要和未來路徑，以期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理論參考。
以開放促改革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推進的歷史經驗
對外開放是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重要動力，堅持以開放促改革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推進的歷史經驗。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對外開放總體經歷了三次大的浪潮，即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的第一次對外開放浪潮、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開啟的第二次對外開放浪潮和2012年黨的十八大開啟的第三次對外開放浪潮。[10]與之相對應，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也大體經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形成、不斷完善、加快形成等三個大的階段。實踐表明，每次對外開放浪潮都有效促進了國內經濟體制改革，進而有力助推了我國現代化建設。
第一次對外開放浪潮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形成。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由此，開啟了我國對外開放的第一次浪潮。此階段，我國對外開放主要集中在地域上的擴大。此輪對外開放有效促進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形成：經濟特區和開放城市的設立和運行，有效發揮了促進市場化改革的示范和引領作用；與此同時，對外開放在全國范圍的展開，也促進了經濟體制改革在全國逐步鋪開。
經濟特區和開放城市的設立和運行，有效發揮了以開放促改革的示范和引領作用。1980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同意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試辦經濟特區，允許其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使其成為對外開放的“試驗田”。1984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進一步開放天津、上海、大連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在擴大地方權限和給予外商投資者若干優惠方面實行特定政策和舉措。1988年4月，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建立海南經濟特區的決議，決定將其打造成成全國最大的經濟特區。1992年7月，國務院決定進一步對外開放重慶、岳陽、武漢等5個長江沿岸城市，哈爾濱、長春等4個邊境和沿海地區省會城市，以及太原、合肥、南昌等11個內陸地區省會城市。[11]2000年，伴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對外開放再次擴大至廣大西部地區。至此，全方位區域開放格局基本形成。經濟特區和沿海沿江等開放城市的設立和運行，極大沖破了傳統經濟體制的重重束縛，為全國以開放促改革提供了先行先試的成功經驗。
與此同時，對外開放在全國范圍的推廣和展開，也促進了經濟體制改革在全國的逐步鋪開。一是以“外資三法”為基礎的外商投資法律法規的制定實施，推動了相關領域體制改革。1979年7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1986年4月和1988年4月，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又分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以“外資三法”為基礎的外商投資法律法規，引入了市場經濟中最為必要的概念和制度框架，不僅為我國積極利用外資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也推動了相關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是我國法律體系市場化改革重要的先導和啟蒙。二是自主降低關稅、減少非關稅壁壘等政策的實施，推動了相關領域的市場化改革。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我國積極推進市場準入等領域的開放舉措，也同時促進了相關市場化改革。例如，在自主降低關稅方面，1993～2001年，先后實施了三步自主降稅，總體關稅水平由1992年底的43.2%降至2001年初的15.3%，8年削減幅度達到64.6%。[12]
第二次對外開放浪潮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由此開啟了我國對外開放的第二次浪潮。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提出：“適應經濟全球化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優化資源配置，拓寬發展空間，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13]此后，我國對外開放轉入全面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新階段。[14]此階段，我國對外開放全面加強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對接，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相關法律體系，有效促進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
一是促進了以外貿體制改革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改革。以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稅率為例。2007年3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規定，自2008年1月1日起，中國的內、外資企業開始適用統一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從而結束了長達20多年的內、外資企業稅率差異化的做法。此外，我國履行貨物貿易領域開放承諾，大幅降低進口關稅和顯著削減非關稅壁壘。2010年1月1日，我國貨物降稅承諾全部履行完畢，關稅總水平由2001年的15.3%進一步降至9.8%。[15]
二是促進了營商環境的市場化、法制化改善。在此階段，我國不斷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逐步建立符合世貿規則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2004年4月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明確將外貿經營權審批制改為登記制，并刪除了關于經營資格條件的要求。此后，僅中央部門就集中修訂了2300多部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覆蓋貿易、投資和知識產權保護等各個方面，全面推進了涉外經濟管理體制改革，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
三是促進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革。中國建設銀行于2005年10月、2007年9月分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掛牌上市、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中國銀行于2006年率先成功在香港聯合交易所和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成為國內首家“A＋H”上市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于2006年10月27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和上海證券交易所同步上市。2010年7月15日和16日，中國農業銀行分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掛牌上市。至此，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全部完成股份制改革，為我國銀行業的市場化改革提供了成功示范。
第三次對外開放浪潮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加快形成。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勝利召開。由此，開啟了我國對外開放的第三次浪潮。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修改為“決定性作用”，[16]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也由此進入全面深化新階段。此后，以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構建、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為主要標志的第三次對外開放浪潮，成為促進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全面深化新階段的重要動力，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以加快形成。
第一，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成為促進深層次改革的開路先鋒。2013年9月29日，我國第一個自貿試驗區在上海揭牌運行。2023年11月1日，西北沿邊地區設立的首個自貿試驗區在新疆揭牌成立。至此，我國自貿試驗區歷經七次擴容達到22個，形成了覆蓋東西南北中的新格局。2013年9月以來，各自貿試驗區始終堅持以制度創新為核心，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在貿易投資管理制度、金融開放創新、政府職能轉變、要素市場化配置等多方面改革取得了重要突破，推出了許多標志性、引領性制度創新成果，為全面深化改革探索了新路徑，有效發揮了其制度創新和市場化改革的“頭雁效應”。例如，2024年10月25日，國務院對30條自貿試驗區對接國際高標準推進制度型開放試點措施予以復制推廣。
第二，高標準自貿區網絡構建促進了市場準入、海關監管、檢驗檢疫等管理體制改革。黨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此后，我國自貿區建設轉向高標準、高質量發展新階段。2024年8月22日，中國與白俄羅斯正式簽署服務貿易和投資協定。這是新時代以來我國簽署的第13個自貿協定。至此，我國對外簽署的自貿協定達到23個，涉及30個國家和地區。2024年11月14日，中國與秘魯簽署自貿協定升級議定書。這是新時代以來我國簽署的第6個自貿協定升級議定書。新時代以來簽署的自貿協定和自貿協定升級議定書大多為高標準自貿協定，不僅促進了雙邊和多邊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而且也促進了國內市場準入、海關監管、檢驗檢疫等管理體制的市場化改革。
第三，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促進了市場化運作能力的提升和市場化改革。堅持市場運作是“一帶一路”共建原則之一。2015年3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務部聯合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提出，共建“一帶一路”要堅持市場運作。此后，在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中國始終遵循市場規律和國際通行規則，通過市場化運作實現參與各方的利益訴求。例如，第三方市場合作是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探索出的國際經貿合作新模式，是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的創新之舉。[17]截至2024年12月，中國已與法國、日本等14個國家簽署第三方市場合作文件。在推進第三方市場合作過程中，中方堅持企業主體、市場導向、商業原則、國際慣例，可產生模仿跟隨效應。[18]這既促進了我國市場化運作能力的提升，也促進了我國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
高水平對外開放是促進深層次經濟體制改革的現實需要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上指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仍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主要任務是完善有利于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19]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體系和宏觀調控體系持續健全，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取得歷史性成就，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盡管如此，當前制約高質量發展的因素仍然存在，以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在創新驅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高水平開放、共同富裕等方面仍面臨一些新的問題。[20]因此，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任務仍然艱巨，以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通過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來破除障礙、激發活力、開創新局。
前文已述，堅持以開放促改革，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不斷取得新進展的歷史經驗。同樣，高水平對外開放也是新階段促進深層次經濟體制改革的現實需要。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和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既是健全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的現實需要，也是打造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必然選擇，還是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現實要求。
擴大制度型開放是健全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的現實需要。發展新質生產力須扎實推進體制機制創新，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為此，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將“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排在“健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的首位進行全面部署，強調“加強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加強新領域新賽道制度供給”。[21]而要實現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中國市場必須擁有匯聚全球高端生產和科技創新資源的強大引力。[22]擴大制度型開放可以進一步形成穩定透明可預期的制度環境，有利于充分利用全球創新資源，在更高起點上推進自主創新，為新質生產力發展營造良好制度環境。[23]因此，擴大制度型開放是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的現實需要。新時代以來，以自貿試驗區建設、高標準自貿區網絡構建、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三大展會舉辦為主要標志，我國制度型開放邁入穩步推進新階段，但自貿試驗區提升戰略實施和高標準自貿區網絡構建等仍需進一步推進體制機制創新。
第一，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實施在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改革試驗自主權、系統集成改革等方面仍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需要開展一批引領性改革。一是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相比，我國自貿試驗區在金融等服務業領域開放程度仍然不夠高；在知識產權、競爭中立、監管一致性、數字貿易、環境保護等“邊境后”開放措施方面仍有待加強。[24]二是自貿試驗區的改革試驗自主權還不夠大，集成性、系統性的制度創新還不多。三是各自貿試驗區之間的聯動發展仍需突破體制機制障礙。例如，京津冀自貿試驗區協同發展需要打破地區分割和隱形壁壘，破解京津冀在要素流動、產業鏈接和市場統一等方面的體制機制障礙，形成要素高效流動集聚。
第二，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建設仍然面臨著空間范圍有待拓展、規則標準有待提高等問題。一是空間范圍有待拓展。當前，無論是與周邊國家，還是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在建立自由貿易區方面還有較大拓展空間。二是規則標準有待提高。當前，我國簽署的自貿協定在勞工標準、環境保護和電子商務等高標準規則覆蓋率方面還有待提高。[25]
深化外貿外資體制改革是打造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必然選擇。當前，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傳統優勢有所弱化，而國際競爭日趨激烈，迫切需要加快提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深化外貿外資體制改革，是打造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重要路徑。新時代以來，我國不斷深化外貿外資體制改革，為持續打造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創造了有利條件，但在加快內外貿一體化改革、“邊境后”壁壘削減、營商環境優化等方面仍需持續發力。
第一，加快內外貿一體化改革任重道遠。加快內外貿一體化發展，對建設強大國內市場、維護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構建新發展格局等具有重要意義。新時代以來，我國內外貿一體化的管理體制逐漸健全，內外貿一體化發展取得重要進展，但在內外貿企業、產品、產業、管理體制等不同層面仍存在融合發展不夠順暢等短板。從內外貿企業看，內外貿企業經營指向仍相對分離；從內外貿產品看，部分內外貿產品的技術、質量、標準等仍存在較大差異；從內外貿產業看，內外貿產業鏈條的完整性及重點環節仍存在較大差異；從內外貿管理體制看，不少地方政府內外貿管理體制仍存在分割現象。[26]因此，須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堅決打破內外貿相互割裂、協同不暢的“兩張皮”困局，消除制度性障礙，優化內外貿融合發展環境。
第二，“邊境后”壁壘仍以不同形式存在。新時代以來，我國深入推進公平競爭政策實施，促進各類市場主體公平競爭，有效減少了要素流動的“邊境后”壁壘。但也要看到，各類“邊境后”壁壘仍以不同形式存在。例如，國際經貿伙伴國監管體制和標準的一致性有待改進。又如，部分地方政府還存在諸如變相審批、地方保護等不同形式的市場準入隱形壁壘。再如，我國現行部分規則制度與國際高標準規則和制度尚有一定差距。因此，要主動與國際高標準規則接軌，進一步削減要素流動的“邊境后”壁壘。
第三，營商環境仍需進一步優化。優化營商環境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打造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有效路徑。新時代以來，我國重點領域改革深入推進，全國營商環境持續優化，但與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仍有一定差距。市場化營商環境方面，還存在要素流動不暢、資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觀經濟活力不強等問題。法治化營商環境方面，還需持續提升營商環境法治化水平，不斷健全營商環境法律制度體系。國際化營商環境方面，仍需吸收借鑒國際成熟市場經濟制度經驗，加快國內制度規則與國際接軌。
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是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現實要求。近年來，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少數國家搞“脫鉤斷鏈”“小院高墻”，推行“回岸、近岸、友岸”三岸分流。[27]當前，我國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不確定性明顯上升，需要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為高質量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創造更為有利的外部環境。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是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推動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的重大實踐。[28]加大綠色、數字、創新等新領域合作，是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進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的重要舉措。近年來，我國與共建國在推動綠色、創新、數字絲綢之路建設方面取得積極進展，但新形勢下仍面臨新的問題與挑戰，需要進一步完善合作機制。
第一，綠色絲綢之路建設面臨多重制約。推進共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是推進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重要載體和關鍵性內容。近年來，共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也應看到，當前共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仍面臨多重制約。一是共建國家普遍經濟發展水平不高，處于求發展與求生態的歷史轉折期，綠色發展對其而言恐難實現。二是我國企業海外綠色發展能力還不能完全適應新形勢，綠色發展意識不強，海外綠色投資經驗有待積累。三是受機制供給不充分、不平衡等因素影響，綠色發展政策支撐不足、綠色交流合作平臺不健全、環境風險防控體系不完善等一系列困境亟需突破。因此，需要進一步完善機制。
第二，數字絲綢之路建設面臨三重潛在挑戰。當前，數字絲綢之路仍面臨三大挑戰：一是數字設施依然相對不足。由于共建國家多為發展中國家，通信基站、光纜電纜等數字設施建設起步較晚，因此制約了“數字絲路”建設的縱深發展。二是數據確權與隱私保護仍需深入探索。“數字絲路”合作將會帶動海量的數據流和信息流，數據要素效力將伴隨各國的數據開發與開放迅速提升，但同時也或將催生一系列的安全問題。三是全球數字治理有待達成更多共識。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對數字領域國際標準和規則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當前全球尚未形成統一的國際數字治理規則框架。
第三，創新絲綢之路建設面臨三重制約。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核心內涵是將其建設成“創新之路”。近年來，共建“一帶一路”創新發展取得了重要進展。但也要看到，當前開展“一帶一路”科技創新合作仍面臨著多重制約。一是中國自身創新引領能力有待進一步提升。[29]目前，中國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引領能力尚存明顯短板，原始創新能力亟待提高、關鍵核心技術亟待突破，自主創新體系整體效能還需持續提高，制度創新引領能力也還不足。二是部分共建國家科技發展基礎仍然薄弱。共建國家大多研發投入不足，實驗室、科研設備等科技基礎設施薄弱。部分共建國家教育水平有限，難以提供足夠的人才支持。三是全球科技合作不確定性持續增加。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將科技創新“泛安全化”“泛政治化”，以“去風險”為借口，以“脫鉤斷鏈”為手段筑起“小院高墻”，增加了全球科技合作不確定性。[30]
以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深層次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路徑
堅持以開放促改革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推進的歷史經驗，高水平對外開放是新階段促進深層次經濟體制改革的現實需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始終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新時代以來，我們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體制機制保障。盡管如此，“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尚未完全理順”。[31]未來，要進一步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將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更好結合，進一步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以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深層次經濟體制改革，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新的動力。
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為助推新質生產力發展營造良好制度環境。穩步擴大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是以高水平開放促進深層次改革、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著力點。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將“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排在“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的首位進行全面部署。制度型開放的本質，是讓市場在配置商品和要素跨境流動中發揮更重要作用。[32]新時代新征程，需要通過深入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等，進一步促進相關領域市場化改革，營造有利于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良好制度環境。
第一，深入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進一步促進相關領域市場化改革。一是統籌推進自貿試驗區和海南自貿港、沿邊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等各類開放平臺建設，賦予其更多制度創新自主權，打造制度型開放新高地。二是在有條件的自貿試驗區和自貿港，試點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推進制度型開放，推動在更大范圍釋放政策紅利，并進一步加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為全面深化改革探索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成功經驗。三是支持各自貿試驗區進一步深化差別化探索，圍繞數字經濟、生物醫藥、裝備制造等重點領域，推動全產業鏈集成創新發展，為發展新質生產力形成更多制度化的創新成果。
第二，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進一步促進相關領域管理體制改革。圍繞“擴圍、提質、增效”三個方面，進一步深入開展與貿易伙伴的自貿區建設，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擴圍方面，加強與南亞國家發展戰略對接和經貿政策的協調，完善與南亞國家自貿協定安排，進一步釋放貿易和投資合作潛力；啟動中國—英國自貿區建設可行性研究，推動與更多有意愿的國家商簽自貿協定。提質方面，進一步提高市場準入開放水平，積極參與數字經濟、環境保護、產業鏈供應鏈等新興領域的規則制定，建立同國際通行規則銜接的合規機制，進一步促進市場準入、海關監管、檢驗檢疫等管理體制改革。增效方面，進一步高質量實施《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已經簽署的自貿協定，幫助企業用好用足自貿協定優惠政策，進一步釋放對外開放的經濟效應。
第三，擴大自主開放和對最不發達國家單邊開放，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聯動效應。一方面，擴大自主開放和市場準入，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在繼續擴大制造業、采掘業、農業領域對外開放的同時，通過合理縮減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開展放寬科技創新領域外商投資準入試點等措施，有序擴大商品市場、服務市場、資本市場、勞務市場等對外開放。另一方面，擴大對最不發達國家單邊開放，更好惠及各國人民。擴大對最不發達國家單邊開放，是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新要求，是我國推動共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行動。未來必須落實好這一新要求，讓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成果惠及更多國家和民眾。
深化外貿體制改革，加快推進貿易強國建設。深化外貿體制改革，是以高水平開放促進深層次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路徑。新征程上，要針對當前外貿體制方面的短板與弱項，從加快內外貿一體化改革、減少制約要素流動的“邊境后”壁壘、創新發展數字貿易等方面，加快推進貿易強國建設。
第一，加快內外貿一體化改革，優化內外貿融合發展環境。一是通過促進內外貿標準、檢驗認證、監管銜接，推進內外貿產品同線同標同質等，促進內外貿規則制度銜接融合。二是促進內外貿市場渠道對接。一方面，通過組織開展外貿優品拓內銷系列活動、鼓勵采用集中采購等形式，支持外貿企業拓展國內市場；另一方面，通過加強跨境電商、離岸貿易等外貿新業態新模式業務培訓，支持內貿企業開拓國際市場。此外，發揮好廣交會、進博會、消博會、數貿會等展會作用，促進國內國際市場供采對接。
第二，減少要素流動的“邊境后”壁壘，創新服務貿易發展機制。一是不斷完善市場監管領域制度供給，持續強化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通過完善統一的產權保護制度、維護統一的公平競爭制度等，探索與成熟市場經濟監管要求相適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供給，為各類市場主體營造平穩有序、安全可靠的市場環境，從而為人才、資金、技術等要素自由流動提供一個公平有序的競爭環境。二是深入實施公平競爭政策，持續破除市場準入的隱形壁壘。加快清理和廢除各地區含有地方保護、市場分割等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對新出臺政策嚴格開展公平競爭審查，避免出現“大門開了小門不開”等問題。
第三，構建制度和政策框架，創新發展數字貿易。一是制定數據跨境流動規則，建立網絡安全保障體系。在保障數據安全和個人隱私的前提下，制定數據跨境流動規則，促進數據自由流動，打破數據壁壘。加強網絡安全立法，完善網絡安全審查制度，保障數字貿易安全可靠運行。二是加強數字經濟領域國際合作，積極推動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進程，建立健全數字貿易治理體系。三是加快培育數字貿易領域的領軍企業和“專精特新”企業，提升企業市場布局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深化外商投資管理體制改革，吸引全球優質資源要素深耕中國市場。外商投資是連接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紐帶，是暢通生產、流通、消費各環節的重要力量，是參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33]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是吸引全球優質資源要素深耕中國市場的重要路徑。新時代新征程，要針對當前營商環境的短板與弱項，進一步深化外商投資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打造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
第一，加快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化營商環境。公平競爭既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客觀要求，也是我國企業發展政策的長期性主題，體現了全球經貿規則變化的大潮流。[34]因此，要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加快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化營商環境。一方面，通過完善價格、競爭、供求等市場機制，深化勞動力、資本、土地等要素市場化改革，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進一步激發全社會創造力和市場活力；另一方面，加快構建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進一步釋放市場潛力，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第二，深入推進法治建設，營造公開透明的法治化營商環境。一是持續提升營商環境法治化水平，不斷健全營商環境法律制度體系，加快完成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等要求不一致的法規政策文件修訂廢止工作，不斷完善政策制定實施機制。二是通過公開執法信息、完善執法紀錄、加強公眾參與、強化內部監督、加強執法人員培訓，建立統一的執法信息平臺等，加強執法透明度。
第三，擴大市場準入，營造開放包容的國際化營商環境。一是擴大市場準入，合理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推動電信、互聯網、教育、文化、醫療等領域有序擴大開放。二是對接國際高標準知識產權規則，完善知識產權保護規定，加強商業秘密保護制度建設。三是完善服務保障，加大吸引外商投資力度，擴大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完善境外人員入境居住、醫療、支付等生活便利制度。
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在全球化遭遇逆風、全球治理體系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背景下，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已成為推動全球發展、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關鍵力量。面對新階段新要求，應堅持“企業主體、市場運作、政府引導、國際規則”的協調推進原則，從科技創新、綠色發展、數字經濟等方面，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確保共建“一帶一路”行穩致遠，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
第一，形成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雙輪驅動，完善推動共建“一帶一路”科技創新機制。一方面，政府主要在科技發展大方向、共建技術研發投入、跨國合作平臺建設等方面發揮作用。要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在政府重點支持下，在一批業已方向明確、技術成熟的前沿領域獲得突破，進而顯著提升中國原創性科技創新能力。另一方面，民間機構應在具體研發組織、科技成果的轉化與實施、國際合作形式探索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充分發揮產學研各類創新主體的獨立性、自主性和創新精神，為科技創新和發明者創造最廣闊的自由創新空間。
第二，堅持政府引導、企業主體，完善推進共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機制。一方面，積極發揮政府引導作用，統籌完善綠色發展支撐保障體系。在綠色基建、綠色交通、綠色生態、綠色能源、綠色金融等重點領域，落實好《“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共謀綠色發展。通過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綠色金融等政策工具，推動綠色技術研發和應用。另一方面，堅持市場化運作，發揮企業主體作用。參與共建“一帶一路”企業應主動承擔綠色發展責任，將環保理念融入項目規劃、建設和運營的全過程；應加強綠色技術的研發和應用，推動節能減排、循環經濟等技術的創新和推廣，提升項目的綠色競爭力。
第三，堅持政府引導、企業主體，完善共建“一帶一路”數字經濟機制。一方面，積極發揮政府引導作用，加快培育數字領域合作新業態新模式。積極推進數字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加快推進跨境電商、智慧城市、物聯網、5G等領域合作。同時著力彌合數字鴻溝，讓數字經濟發展紅利切實惠及各國人民。另一方面，發揮企業和研究機構的主體作用，堅持市場化運作。鼓勵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的企業特別是科技企業開展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提升數字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同時推動參與共建企業在數字基礎設施、電子商務、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合作，形成完整的數字經濟產業鏈。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OFDI的雙重技術效應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1BGJ032）
注釋
[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9頁。
[2][21]《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3～4、10～11頁。
[3]方福前：《全面深化改革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22年第11期。
[4]劉志彪：《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挑戰與對策》，《學術月刊》，2023年第4期。
[5]劉守英：《要素市場化改革與建設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研究》，2024年第7期。
[6]逄錦聚、趙春玲：《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重要保障》，《經濟學家》，2024年第9期。
[7]中共國家發展改革委黨組：《進一步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以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求是》，2024年第10期。
[8]胡瑩：《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與科技體制改革》，《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4年第9期。
[9]《不斷激發創新活力和內生動力以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深層次改革高質量發展》，《人民日報》，2024年10月21日，第1版。
[10]王躍生、邊恩民、張羽飛：《中國經濟對外開放的三次浪潮及其演進邏輯——兼論 RCEP、CECAI、CPTPP的特征和影響》，《改革》，2021年第5期。
[11]馬相東、楊麗花：《統籌對外資開放和國家經濟安全：國際經驗與中國路徑》，《中國流通經濟》，2021年第9期。
[12]參見財政部關稅司：《波瀾壯闊七十年 關稅見證偉大歷程》，《中國財政》，2019年第20期。如無特別說明，本文關稅數據均源于此。
[13]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頁。
[14]楊麗花、王躍生：《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時代需求與取向觀察》，《改革》，2020年第3期。
[15]李權、劉丁一：《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時代需求與路徑選擇》，《新視野》，2023年第1期。
[16]《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4頁。
[17]熊李力：《“一帶一路”倡議下的第三方市場合作：現實與前瞻》，《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2年第21期。
[18]馬相東：《對外直接投資的雙重技術效應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
[19][31]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的說明》，《求是》，2024年第16期。
[20]董志勇、張雪媛：《以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新視野》，2024年第5期。
[22]李瑞琴、王超群、陳麗莉：《以制度型開放助推新質生產力發展：理論機制與政策建議》，《國際貿易》，2024年第3期。
[23]馬相東：《以高水平開放助推新質生產力發展》，《寧夏黨校學報》，2024年第4期。
[24]裴長洪、倪江飛：《我國制度型開放與自由貿易試驗區（港）實踐創新》，《國際貿易問題》，2024年第3期。
[25]王俊：《中國自由貿易區網絡提質擴容：動力、路徑與跨境治理》，《國際經貿探索》，2024年第5期。
[26]趙春明、褚婷婷：《數字經濟助推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機理與路徑》，《新視野》，2024年第1期。
[27]王文濤：《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求是》，2024年第16期。
[28]馬相東、王躍生：《從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共建“一帶一路”：世界經濟增長的中國貢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21年第5期。
[29]馬相東、王躍生：《以共建創新共同體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走向新階段》，《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23年第4期。
[30]蔡達：《加強“一帶一路”科技創新合作：重要意義與展望》，《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4期。
[32]江小涓、孟麗君、魏必：《以高水平分工和制度型開放提升跨境資源配置效率》，《經濟研究》，2023年第8期。
[33]李婧、李楊：《新時代制造業利用外資高質量發展的成就與路徑》，《新視野》，2023年第2期。
[34]馬相東、張文魁、劉丁一：《地方政府招商引資政策的變遷歷程與取向觀察：1978—2021年》，《改革》，2021年第8期。
Promoting High-Level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to Propel Deep-Level Economic System Reform
Ma Xiangdong
Abstract: Persisting in promoting opening-up to reform is a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continuously advancing China's economic system reform.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three waves of China's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have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he three major stages of domestic economic system reform. Currently, high-level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is a practical need to promote deep level economic system reform: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is a practical need to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for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foreign trad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system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building new advanta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mproving and promoting the mechanism of high-quality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is a realistic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pen world economy. In the future, there are four key paths to promoting high-level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to deep-level economic system reform. First, steadily expand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to create a favorabl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econd,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foreign trade system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trading nation. Third,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foreign investment management system to attract high-quality global resources and elements to deeply cultivate the Chinese market. Fourth, improve and promote the mechanism of high-quality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to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n open world economy.
Keywords: high-level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economic system reform,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責 編∕方進一 美 編∕梁麗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