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海洋是高質量發展的戰略要地，海洋經濟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破解海洋經濟發展中碎片化、同質化、生態失衡等關鍵問題，亟需堅持系統觀念，更加注重高效協同，充分發揮海洋經濟跨區域、跨產業、跨部門的聯動效應，加強統籌協調，優化資源配置，形成發展合力，在高效協同中開創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新局面。
關鍵詞:高效協同 海洋經濟 高質量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 全國統一大市場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2025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時強調：“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向海圖強之路。”“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更加注重創新驅動，更加注重高效協同，更加注重產業更新，更加注重人海和諧，更加注重合作共贏。”[1]“五個更加注重”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海洋經濟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為新時代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行動指南。
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要堅持系統觀念，更加注重高效協同，充分發揮海洋經濟跨區域、跨產業、跨部門的聯動效應，加強統籌協調，優化資源配置，形成發展合力，在高效協同中開創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新局面。
高效協同對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
海洋經濟作為一個復雜系統，由產業、空間、生態、技術、治理等要素構成。各要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過自組織的多維度、非線性互動形成有機整體，其整體功能的有效發揮離不開要素間的高效協同。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正是這一系統要素整體功能演進到特定階段的外在體現。從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邏輯來看，其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導向，不僅追求海洋經濟自身的質量與效益提升，更強調生態可持續性。[2]
為破解海洋經濟發展面臨的協調性難題奠定基礎。海洋經濟作為由產業、空間、生態、技術、治理等要素構成的復雜系統，子系統間的協調不足，是其高質量發展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具體表現為：產業擴張與生態保護之間存在一定張力，尤其是在沿海藍色經濟向海洋延伸的過程中，需要平衡發展與保護的關系；區域空間開發存在同質化傾向，在多重政策影響下，沿海一些省市發展模式呈現出一定趨同特征；科學技術創新與產業發展銜接有待加強，創新成果向海洋產業轉化的效率有待提高，技術供給與產業需求存在銜接缺口。這些協調不足的情況，可能會影響資源利用效率和發展質量，通過加強系統協同，有望緩解這些矛盾，提升整體發展效能。
為推動海洋經濟整體性的結構優化注入動能。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重要表現之一是結構優化，即推動海洋產業結構從低端向高端升級、要素結構從資源依賴向創新驅動轉變、空間結構從分散低效向集聚高效調整。這些結構變革，是多維度、多層次的，無法通過單一子系統的孤立升級實現，必須依賴高效協同進行系統重塑，推動海洋經濟系統從“失衡”走向“均衡”，實現海洋經濟結構合理化。
為構建海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模式提供支撐。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與傳統發展模式的重要差異在于可持續性，即不僅要滿足當前經濟增長需求，更要保障海洋生態系統的承載力、資源的可再生性，為長期發展預留空間。這一目標的實現，依賴于生態子系統與其他子系統的有機協同。協同理論中的開放性與動態平衡機制，能夠有效協調海洋經濟發展過程中短期與長期的關系，推動海洋經濟系統持續優化并實現可持續發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也會正反饋于高效協同。當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演進至特定階段，產業、區域、技術、生態、治理各子系統間將構建起協同高效的鏈接機制，進而形成創新賦能、協調共進、綠色高效、開放共贏、共享互惠的有機整體[4]。此時，系統將邁入下一自我更新周期——高質量發展的階段性成果會持續強化，并提升對高效協同的適配性要求，由此構建“協同—發展—再協同”的良性循環范式，為海洋經濟向更高層級發展階段躍升提供持續支撐。
在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進程中發展高效協同的海洋經濟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提出“加快建設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5]2025年7月1日的中央財經委員會六次會議，同時研究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等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是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需要”。[6]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要求打破地域分割和行業壁壘，實現商品、服務、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全國范圍內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通過要素優化配置、產業結構升級、區域協調聯動、治理模式創新等多維路徑，推動海洋經濟優勢形成整體效能。
提升海洋經濟要素配置效率
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目標之一是要素資源高效配置，而高效協同則為海洋經濟要素的聚散有序提供機制保障。在傳統發展模式中，海洋經濟在資金分布、技術轉化、人才流動等方面存在較大優化空間。例如，沿海發達地區集聚大量海洋科研院所卻難以轉化成果，中西部地區有市場需求卻缺乏海洋技術支撐，這種要素錯配對發展質量構成制約。高效協同通過構建市場主導、平臺支撐、規則保障的要素流動體系，激活全國統一大市場的要素配置效能。
在資金領域，協同機制推動政策性海洋金融工具與全國性資本市場銜接，有助于解決海洋項目融資難、成本高的痛點。在技術領域，協同創新平臺打破產學研用壁壘，實現海洋技術反哺內陸的跨領域協同。在人才領域，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戶籍、社保銜接政策與海洋人才專項協同，推動涉海高端人才在區域間自由流動，避免沿海人才過剩而內陸需求空置的結構性矛盾。在海洋產業領域，產業之間通過高效協同，可以打破海洋產業壁壘，促進資源要素在不同海洋產業間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實現產業鏈上下游的深度融合，提升產業附加值，增強海洋經濟的整體競爭力。
促進海洋科技自主研發與協同創新
當前，全球海洋科技領域發展呈現集聚態勢，歐美國家依托長期技術積累，在深海探測、海洋工程裝備、海洋生物技術等前沿領域處于領先地位，并通過專利保護、技術管控等措施形成一定的發展門檻。同時，科技創新成果需與產業深度協同，才能有效轉化為推動海洋經濟增長的現實生產力。[7]高效協同要求整合政府、科研機構、高校、企業等各方資源，建立產學研用協同創新機制，共同開展關鍵核心技術研發，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通過協同創新，科研機構和高校能夠更好地了解產業需求，使科技創新更具針對性，企業能夠借助科研力量提升自身創新能力，加快技術升級和產品更新換代。同時，海洋科技創新具有多學科交叉、技術鏈條長、系統集成度高的特點，前期投入大、回報周期長、失敗率高，因此需要多學科、多領域、多經營主體的協同攻關，共同加速關鍵核心技術的研發與轉化。
推動海洋經濟聯動發展
因資源稟賦、發展基礎等不同，我國沿海11省市海洋經濟發展呈現南強北弱、東快西慢的不平衡特征[8]，且區域間同質化競爭、資源爭奪等問題制約整體效能。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空間邏輯，在于通過高效協同實現各展所長、優勢互補的區域分工，推動海洋經濟從分散發展向集群躍升轉型。在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區域間過大的發展差距會影響發展海洋經濟的積極性，進而導致效率損失、加劇不均衡格局。在全國統一大市場格局下，高效協同能夠破除區域壁壘，加強區域間的經濟聯系與合作，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通過制定統一的區域發展規劃，引導各地立足自身優勢發展特色海洋產業，避免同質化競爭，促進區域海洋經濟協調發展。
強化生態環境保護陸海協同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強海洋生態文明建設，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堅持綠色發展，一代接著一代干，久久為功，建設美麗中國，為保護好地球村作出中國貢獻”。[9]海洋生態系統的保護與修復涉及多維度、多層次的復雜社會—生態系統互動，既包含海洋生態環境的物理化學生態過程，也涵蓋多樣化的社會主體及治理過程。在海洋生態環境保護與修復中，自然生態過程構成了高效協同的基礎，而作為治理主體的政府、企業、社會公眾和民間組織等，由于存在權利義務、目標取向、反饋機制等方面的差異性，對生態環境治理的認知、訴求存在差別。海洋生態環境保護與修復，要明晰多主體間的合作與協同關系，明確政府、市場、企業、社會公眾的責任與權利，建立政府主導下的協同治理機制，形成海洋生態環境保護與海洋經濟高質量良性互動的局面。[10]
高效協同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著力點
高效協同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需以全國統一大市場為基石，構建多層次協同發展體系。在發展過程中需要建立全國“一盤棋”，打破行政壁壘，促進資金、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的跨區域自由流動；深化專業化分工協作，強化科研機構與企業的協同創新，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瓶頸；優化制度與政策體系，統籌推進海洋生態保護與開發利用，實現區域、產業、技術、生態、制度的多維聯動，形成陸海統籌、內外聯動的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格局。
區域協同：打破區域分割，構建陸海統籌的空間聯動格局
長期以來，我國海洋經濟在發展過程中，整體的協同效應和規模合力未能充分顯現。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包括海洋產業同質化競爭，低端船舶制造、傳統化工重復布局，海域功能劃分交叉重疊，跨區域基礎設施銜接不暢，港口群分工模糊，跨海鐵路聯通不足，等等。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要著力打破區域分割，實現區域間高效協同，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和整體發展效能，更好發揮規模效應和輻射能力。
功能分區協同。依據海域資源稟賦劃定差異化發展帶，例如，渤海灣側重海洋油氣與生態修復、長三角聚焦深海裝備與航運樞紐、南海強化漁業資源養護與國際合作，通過國家層面規劃（如《全國海洋經濟發展“十五五”規劃》）明確各區域核心功能，避免同質化。
基礎設施協同。推動沿海港口群錯位發展，例如，寧波舟山港主打大宗散貨、上海港聚焦國際集裝箱、深圳港強化跨境電商物流，通過海鐵聯運、港產城一體化實現港口與腹地無縫銜接。
要素流動協同。建立跨區域要素交易市場，推動海洋碳匯交易、海域使用權跨省流轉，促進人才、技術、資金在沿海與內陸間自由流動。例如，嶗山實驗室與中西部高校共建海洋產學研基地，帶動內陸海洋裝備制造業發展。
海洋經濟與國民經濟協同發展。著力打通兩者在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的連接，推動海洋經濟深度嵌入國民經濟體系，使其成為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重要陣地。
海洋經濟國際協同。發揮海洋經濟的開放性與國際性優勢，強化海洋環境保護、災害防治等領域國際合作，加快重點海洋產業技術合作與海外拓展，促進部分海洋產業邁向國際產業鏈中高端，提升我國在全球海洋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
產業協同：打通創新鏈、產業鏈、價值鏈，激活高端化發展動能
高效協同是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需要貫穿從基礎研究到產業應用的全鏈條協作。當前，我國海洋產業發展面臨創新體系碎片化、產業結構固化等挑戰，主要表現為：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銜接不暢，海洋探測裝備技術與資源開發產業協同不足，海洋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的培育周期較長，傳統漁業與旅游、物流運輸等產業的融合程度有待提升。這些產業協同效率不高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海洋產業競爭力的充分發揮。
推動產業協同發展，關鍵在全國統一大市場格局下推動創新鏈、產業鏈與價值鏈“三鏈”的深度融合。創新鏈方面，需構建“政產學研用”協同體系，整合海洋科研院所、企業研發中心及國家級實驗室資源。推動海洋科學與技術、海洋裝備等領域的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銜接，加速“從0到1”的技術突破向“從1到N”的產業轉化。產業鏈層面，需強化跨區域分工協作，完善研發設計、高端制造、總裝集成的錯位布局，形成研發、制造、總裝、服務的完整鏈條，避免同質化競爭。價值鏈層面，需推動產業向高端環節攀升，從傳統港口物流、近海漁業向深海資源開發、海洋數字經濟延伸。
創新鏈的技術成果依托產業鏈的制造能力落地，產業鏈的規模效應反哺創新鏈的持續投入，最終共同推動價值鏈向高端躍升，形成“技術突破—產業集聚—價值倍增”的良性循環，為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持久動能。
技術創新協同：構建自主技術創新體系，提升核心競爭能力
技術創新是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加快海洋科技創新步伐，亟須突破“單點創新”瓶頸，構建自主技術創新體系，形成自主創新跨主體、跨領域、跨鏈條的協同生態。當前，我國海洋技術創新協同還存在多重結構性矛盾，如主體協同存在壁壘、基礎研究與應用轉化存在斷層、創新資源區域分布失衡、高端人才供給短缺等，制約著自主創新體系的效能釋放。
強化海洋自主創新要加快共性技術發展，優化科技研發環境，加快培育和建設具有國際水準和國內一流水平的科學教育與研究平臺；加大海洋專用性技術攻關力度，提升海洋高新技術對海洋產業發展、海洋生態環境保護的支撐能力。
在主體協同層面，需強化“國家隊、地方隊、企業隊”的聯動機制，以國家海洋實驗室、國家工程技術中心、中科院海洋所等戰略科研力量為中心，聯合沿海省市重點實驗室組建創新聯合體，推動企業成為創新投入主體。
在領域協同方面，需打通基礎研究與應用轉化的斷層，針對海洋觀測、海洋預報、深海資源開發等關鍵技術領域，建立“基礎研究特區”，通過“創新飛地”模式促進成果轉化。
在鏈條協同層面，需強化科學技術與政策、實踐的深度結合，打通科學研究、政策制定與實踐落地的壁壘，彌合三者間的斷層與鴻溝，推動形成相互賦能、高效銜接的良性循環。
生態保護協同：平衡“藍色增長”與生態紅線，踐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在2023年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高度，系統部署了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的戰略任務和重大舉措，強調“把建設美麗中國擺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突出位置”，“以高品質生態環境支撐高質量發展，加快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11]。海洋是美麗中國建設、人海和諧共生的重要載體，推進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高效推進海洋的開發與保護，推進陸海統籌發展。
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構建開發有界、保護有力、協同有序的機制。空間管控協同要求在全國范圍內，劃定海洋生態保護紅線與開發利用底線，建立生態優先的用海審批聯動機制，同時，在允許開發區域推行用海項目生態補償制度。污染防治協同需要建立陸海統籌的污染治理體系，將陸源排污與海上污染源納入統一監測網絡，通過“河長制+灣長制”聯動執法，將海上污染消滅在搖籃中。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協同，要求推動保護與開發的良性循環，建立海洋生態補償基金，推動開發用海收益反哺生態修復，形成保護促發展、發展反哺保護的閉環。
治理機制協同：破除制度障礙，釋放海洋經濟發展潛力
制度與規則為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基礎性的、全面的保障。一個完整的制度體系是技術、資本與勞動等要素得以充分耦合、綜合發揮作用，并最終實現產出最大化的前提。因此，當前的重點任務在于推進制度與規則的協同創新。[12]這種協同創新，本質上是通過重構治理體系來實現要素配置的帕累托改進，是突破海洋經濟發展瓶頸、提升資源配置效率的關鍵路徑。
當前，我國海洋經濟發展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在取得顯著成就的同時，也面臨著需要完善和提升的領域，在跨部門協同、區域立法統籌、國際規則對接等方面還存在優化空間。這要求我們加快構建高效治理體系，通過制度創新充分釋放海洋經濟發展潛力，為全球藍色經濟發展貢獻中國方案。具體而言，應當著力建立跨部門協同治理新范式，優化“陸海統籌、部門聯動”的協同機制。在區域發展層面，需要深化協同立法實踐，統籌推進區域一體化發展。同時，健全政策支撐體系，構建基礎政策、專項政策和地方細則相互銜接的三級政策矩陣。在國際合作方面，以主動對接、積極參與、引領塑造為路徑，在遵循國際共識的基礎上推動規則協同與創新，為海洋經濟內外循環提供制度保障。
【本文作者為澳門科技大學海洋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南方海洋科學與工程廣東省實驗室（珠海）研究員】
注釋略
責編：馮一帆／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