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已深度融入語文教學場景：智能批改系統秒批作文、人工智能寫作工具生成“范文”、語音識別助力古詩文誦讀……技術的便捷性讓語文教育的效率顯著提升，但也引發一些隱憂——當作文批改更關注“結構完整度”“關鍵詞覆蓋率”，當文本解讀依賴人工智能生成的“答案”，語文教育最核心的人文性是否正在被工具理性稀釋？

“語文”一詞的三重經典內涵，恰為我們破解這一困境提供了鑰匙。有學者認為，“語文”是民國時期“國語”與“國文”的合稱，內蘊融匯白話與文言的傳承脈絡；《中國語文》雜志的舊英文譯名為Chinese Language and Writing，直指“語言”與“文字”的內在邏輯；而在學科范疇中，“語文”又承載著“語言”與“文學”的雙重使命。這三重含義并非割裂，而是共同指向一個核心——語文是人的教育，是文化傳承的載體、情感表達的媒介、思維塑造的土壤。在數智時代，語文教育改革唯有錨定這一核心，突出人文性，才能避免淪為技術驅動的文字訓練，真正實現“立德樹人”的根本目標。

重審“語文”三重內涵

“語文”的每一層含義，都蘊含不可被人工智能替代的人文價值。若僅以技術視角解構語文，無異于將滿園春色簡化為數據圖譜，丟失的恰恰是語文教育的靈魂。

其一，“國語”與“國文”的合稱，彰顯的是文化傳承的溫度。民國時期的“國語”推廣旨在統一語言溝通，“國文”教學側重文言經典研讀，二者構建了口頭表達與書面傳承的文化閉環。如今，人工智能雖能精準生成符合語法規范的白話表達，也能通過算法“仿寫”文言文，但它無法復刻文言文中的文化基因——當學生讀到《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時，感受到的是范仲淹的家國情懷；當吟誦《靜夜思》“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時，觸動的是跨越千年的鄉愁共鳴。某中學曾做過一組對比實驗：讓人工智能生成一篇“思鄉”主題的文言文，果然用詞精準、對仗工整，卻被學生評價為“像沒有感情的說明書”；而學生自己寫的“外婆家的老槐樹”，雖有語法瑕疵，卻因記錄了“槐樹下聽故事”的真實記憶，讓讀者熱淚盈眶。這恰恰說明，語文教育的核心不是語言形式的復刻，而是文化情感的傳遞。這種傳遞需要人與人之間的共情，而非算法的拼接。

其二，“語言”與“文字”的融合，凸顯的是思維表達的真誠。語言學視角下的“語文”，既包括語音、詞匯、語法等工具性要素，更包括“修辭立其誠”的表達準則。古人說：“言為心聲。”語文的本質是懂得用語言文字表達真實思想。如今，人工智能寫作工具能根據高分模板生成“扶老太太過街”“度過有意義的一天”這類所謂“安全作文”，智能批改系統也會因結構完整、用詞規范而打出高分。然而，內容的空洞與情感的虛假卻被忽略了。某小學作文抽檢顯示，使用人工智能輔助寫作的學生中，85%的作文存在套話化傾向，其中“幫助陌生人”“參加公益活動”等題材的重復率高達約70%。這種工具理性主導的表達，恰恰違背了語言文字的人文內核——語言不是取悅評分系統的符號游戲，文字也不是堆砌辭藻的華麗外衣，而是個體對生活的觀察、對情感的梳理、對思考的呈現。人工智能可以優化語言表達的形式，卻無法賦予文字真誠的靈魂。語文教育萬不可放任這種虛假表達的盛行。

其三，“語言”與“文學”的共生，承載的是審美素養的培育。中文學科的核心是“語言為器、文學為魂”：語言研究關注“如何表達”，文學研究聚焦“表達什么”，二者共同構成語文教育的審美維度。人工智能雖能分析《紅樓夢》的人物關系圖譜、統計李白詩歌的用詞頻率，卻無法真正理解“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的悲劇意蘊，也無法體會“飛流直下三千尺”的豪邁意境。某高校中文系曾嘗試用人工智能解析《春江花月夜》，系統能精準標注互文修辭、意象重復，卻將“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哲學追問，簡化為“疑問句的語法功能”。這種技術化解讀剝離了文學的審美價值——文學不是語言材料的堆砌，而是通過文字構建的精神世界。我們讀《孔乙己》，不僅要理解“茴字的四種寫法”，更要體會魯迅對底層知識分子的悲憫；讀《背影》，不僅要分析細節描寫，更要感受朱自清對父親的愧疚與深愛。語文教育的人文性，正在于引導學生走進作品的精神世界，培養感知美、理解美、創造美的能力，這是人工智能的數據解讀無法替代的。

直面人工智能對語文教育的挑戰

當前語文教育的諸多問題，在人工智能的助推下愈發凸顯。

首先，人工智能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語文教育的“應試化”傾向。為了應對考試，一些學校將人工智能作為提分工具：用智能刷題系統讓學生反復練習字音、字形、病句修改，用人工智能寫作模板訓練學生快速套題，用語音識別強制學生標準朗讀。這種利用技術的應試訓練，將語文教育簡化為知識點的機械記憶和技能的重復操練。某重點中學的語文教師坦言：“現在用AI批改作文，10分鐘能改完一個班，重點看是否點題、有無錯別字、結構是否清晰，至于作文里有沒有真情實感，根本沒時間細品。”更令人擔憂的是，學生逐漸形成“為AI寫作”的思維——知道人工智能喜歡排比句開頭、名人名言結尾，就刻意模仿；知道人工智能對某類題材評分更高，就回避真實的困惑與思考。這種“投AI所好”的表達，不僅背離了用文字表達自我的寫作初衷，更丟掉了“修辭立其誠”的傳統。

其次，中文學科內部的“兩張皮”現象在數智時代更加凸顯。呂叔湘先生曾指出語言學的“兩張皮”問題，即中文專業和英文專業出身的學者在學術上無法融合。如今，在人工智能浪潮中應當密切攜手的研究者，思想和行動仍顯不足：不少語言研究者熱衷于開發漢語語料庫、AI語法糾錯系統，卻鮮有思考技術如何服務于文學教育；文學研究者專注于經典文本的深度解讀，卻對人工智能帶來的變革重視不夠，形成了“技術不管人文，人文排斥技術”的境況。比如，某高校開發的“AI古詩學習系統”，能精準解析平仄、押韻，卻無法引導學生體會詩歌的意境；而文學教師在課堂上講解《詩經》，仍沿用逐句翻譯的傳統模式，缺乏技術支持下的學生參與。

更深刻的問題在于，人工智能的所謂“標準化解讀”正在消解語文的多元性。語文的魅力，在于其文本解讀的開放性——同一部《紅樓夢》，有人看到愛情的悲劇，有人看到家族的興衰，有人看到封建社會的腐朽；同一首《登高》，有人讀出“萬里悲秋”的悲涼，有人讀出“潦倒新停”的堅韌。這種“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的多元解讀，正是語文人文性的體現。但如今，不少人工智能解讀系統為了高效輸出，將文本解讀固化為“標準答案”，比如，將《背影》的主題單一歸納為“父愛”，卻忽略了其中代際隔閡、時代背景等深層內涵；將《孔乙己》的意義簡化為“批判封建教育”，卻回避了作者對人性孤獨的探討。這種“標準化解讀”不僅限制了學生的批判性思維，更讓語文教育“培養獨立思考者”的功能被淡化。不難想象，一旦學生習慣了人工智能給出的所謂“標準答案”，可能就不再愿意主動探索文本的深層價值，而甘于成為被動接受知識的容器。

回歸人文性的解決之道

破解人工智能對語文教育的挑戰，關鍵在于重建“人文性主導”的共識，而呂叔湘先生提及的“學科融合”思路，與“各主體平等參與、依學術邏輯達成共識”的模式不謀而合，這種模式既能整合語言、文學、教育、科技等多方力量，又能確保語文教育始終錨定人文性核心，為數智時代的語文教育改革提供可行路徑。

首先，構建“多主體參與的學術共同體”，讓人文性成為共識的核心。語文教育不僅關乎語言學者、文學學者、教育工作者，更與語言智能研究者、律師、演員、作家等“以語言文字為業者”息息相關。我們可以打破學科壁壘與職業邊界，組建松散而高效的研討聯盟：讓語言智能研究者參與語文課程設計，確保技術工具服務于人文目標，比如，開發能識別情感真實性的作文批改系統，不僅看語法規范，更關注內容的真誠度。讓影視劇演員、相聲演員走進課堂，通過聲情并茂的朗讀、生動的語言表達，傳遞文本的情感溫度，比如，用話劇形式演繹《雷雨》，讓學生直觀感受人物的內心沖突。讓律師從語言邏輯與倫理角度指導作文，培養學生“言之有物、言之有據”的表達習慣。這種多方協同的模式，能讓語文教育的人文性從抽象理念變為具體實踐，避免單一群體主導下的“技術異化”或“人文空泛”。

其次，重構“技術為器、人文為魂”的語文教學體系，在效率與溫度之間找到平衡。人工智能不是語文教育的對立面，而是輔助工具——它可以承擔重復性的教學任務，讓教師有更多時間專注于人文引導。比如，用人工智能完成字音、字形的基礎檢測，教師則帶領學生品讀《荷塘月色》的通感修辭，感受“微風過處，送來縷縷清香，仿佛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體會其中意境；用人工智能整理《史記》的歷史背景資料，教師則引導學生探討“項羽烏江自刎”的悲劇性，思考英雄與命運的關系。在作文教學中，可讓人工智能提供寫作素材庫，但要求學生必須結合自身經歷寫作。這種“技術減負、人文增效”的模式，既能提升語文教學效率，又能堅守人文性核心，避免“為技術而技術”的誤區。

再者，挖掘傳統語文教育的人文智慧，實現“古今融合”的創新。我們不必全盤否定傳統教育模式。比如，“對對子”不僅是語言游戲，更是對意象關聯、情感共鳴的訓練：“春風暖”對“秋月涼”，既需詞性相對，更需體會季節背后的情感差異。我們可將這種訓練與人工智能結合，生成“上聯庫”，學生對出“下聯”，教師引導分析意境是否契合、情感是否真摯，既提升語言能力，又培養審美素養。再如，傳統教育強調“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們可利用虛擬現實（VR）技術還原“杜甫草堂”“蘇軾赤壁”等文學場景，讓學生沉浸式感受文本的創作背景，再結合實地探訪，寫出有體驗、有思考的文章。這種“傳統智慧+現代技術”的融合，能讓語文教育的人文性更具時代活力。

最后，建立多元化的語文評價體系，擺脫工具理性的束縛。傳統語文評價以考試分數為核心，人工智能的加入若僅強化這一導向，只會加劇人文性的缺失。因此，我們需要重構評價標準：在作文評價中，增加情感真實性、思想獨特性的權重，即使語法有瑕疵，只要內容真誠、思考深刻，也應給予高分；在文本解讀評價中，鼓勵個性化表達，只要言之有理，就認可學生的解讀，而非強求“標準答案”；在能力評價中，不僅關注語言技能，更關注文化認同和情感素養。比如，通過家鄉文化調查報告，評價學生對本土文化的理解與熱愛；通過書信寫作，評價學生與他人的情感溝通能力。這種多元評價能引導語文教育回歸人文本質，讓學生明白：語文不是取悅評分系統的工具，而是表達自我、理解世界、傳承文化的載體。

數智時代的語文教育，絕非技術吞噬人文，而是技術服務人文；語文的三重內涵，正共同指向人的教育這一核心——它是引導學生學會表達、懂得共情、擁有思想的過程，這一過程既需技術賦能助力，更需人文底色堅守。語文教育的終極目標，從來不是培養精通語言技術的機器，而是造就有溫度、有思想、有文化認同的人：他們能在人工智能生成的海量信息中明辨真偽，能在標準化表達中保持個性鋒芒，能在全球化浪潮中錨定文化根脈。為此，我們當打破學科與認知壁壘、凝聚教育共識，讓語文教育在人工智能的支持下既與時俱進、善用技術革新，又守正創新、深植人文初心，以人文之魂承載文化之重，以語言之美滋養精神之花，為新時代培育出兼具技術素養與人文情懷的棟梁之材。

  （作者：王偉，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