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當前，全球氣候治理面臨碎片化挑戰，具體表現在治理機制效能不足，低碳技術體系割裂分散，融資體系失衡失效。在這一背景下，加強南南氣候合作已超越單純的國際關系范疇，成為應對系統性風險、重塑公平氣候治理秩序的必然選擇。這種合作不僅關乎經濟技術合作，更重要的是構建一套適應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現實需求的氣候治理新范式。
關鍵詞:氣候治理 南南氣候合作 命運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2025年9月1日，習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組織+”會議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議”，強調中方愿同各國一道，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攜手邁向人類命運共同體。[1]今年是《巴黎協定》達成10周年，4月23日，習近平主席在氣候和公正轉型領導人峰會上的致辭中指出：“10年來，全球氣候治理雖然歷經風雨，但綠色低碳發展終成時代潮流。”“只要我們堅定信心，加強團結合作，就一定能沖破逆流，推動全球氣候治理和世界一切進步事業行穩致遠。”[2]全球氣候治理在人類可持續發展進程中占據重要地位，其成效關乎地球生態系統的穩定與人類社會的未來走向。
全球氣候治理的過程是推動各國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過程，最終目標也是實現人類經濟社會活動碳排放中和或溫室氣體凈零排放。在這一過程中，既需有利于促進人類社會低碳發展以及推進人類集體行動的科學知識、思想、觀念與價值觀，也需維持和保障應對氣候變化人類集體行動的制度、機制和規則，更需促進能源清潔轉型、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以及推動經濟社會活動低碳化的資金、技術與其他物質手段。可以說，全球氣候治理是一個涉及制度、技術、資金等多維度的系統工程。分散化、割裂式的治理理念和機制，無法應對日益嚴峻的氣候危機。應對氣候變化需從更加系統的視角出發，運用更加系統的手段。
全球氣候治理面臨碎片化挑戰
近年來，全球氣候治理格局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所謂碎片化是指在國際關系特定領域的權力流散化、制度分散化與行為體多樣化的趨勢，也就是出現多個治理中心并行的趨勢和狀態。[3]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意愿相對較強、行動力度相對較大的情況下，碎片化表現相對不明顯。但隨著國際局勢變亂交織，全球層面的綠色合作共識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沖擊，全球氣候治理就會面臨多維沖擊。
制度維度：全球氣候治理機制效能不足
2015年達成的《巴黎協定》，一個突出的特征就在于，試圖采取漸進的方式逐步提高締約方的治理行動力度。例如，只能前進不能后退的每五年一輪的“國家自主貢獻”（NDCs）和相應的每五年一輪的全球盤點。經過近十年的運行，這一機制在地緣政治沖突下面臨嚴峻挑戰。
《巴黎協定》核心履約機制遭受沖擊。根據《巴黎協定》，2025年是提交新一輪“國家自主貢獻”的時期，但2月10日的最后提交期限前，只有13個國家提交“國家自主貢獻”，未能按時完成減排的國家占全球排放量的83%，占世界經濟的近80%。[4]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發布的2024年排放差距報告，各國仍未步入實現《巴黎協定》目標的軌道，2035年的氣候承諾需要實現“雄心的巨大飛躍”，才能有機會將全球變暖限制在1.5℃以內。當前，這種“責任逃避傳染潮”導致《巴黎協定》約束力受到沖擊，多邊承諾面臨風險。[5]
國際氣候政策協調機制面臨功能危機。二十國集團（G20）和七國集團（G7）作為全球經濟與氣候治理的關鍵平臺，是協調大國氣候政策與行動的主要多邊機制。作為2025年G7輪值主席國，加拿大設定的三大核心議程——氣候融資、全球經濟治理和數字化轉型，均與美國現行政策存在沖突。尤其是在氣候議題方面，美國政府已正式宣布退出《巴黎協定》。基于這一原因，2025年的G7峰會沒再提及任何氣候變化議題，也沒有像以往一樣發布領導人集體公報。與此同時，G20涉及氣候變化的議題也受到一定的沖擊。在這種形勢下，2025年2月，在南非開普敦召開的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并未就氣候金融問題達成一致。
技術維度：全球低碳技術體系割裂分散
全球能源轉型和低碳發展，是一個嚴重依賴技術創新與擴散的過程。技術創新與應用往往與相關產業關聯密切，直接關系到特定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導致一些國家圍繞低碳技術和綠色產業的國際競爭日趨加劇。[6]全球氣候治理制度層面的碎片化逐漸向技術領域傳導，全球低碳技術體系出現割裂分散的傾向。
碳排放技術標準體系面臨壁壘化分割。由于各國能源結構以及相關技術的差異，各國碳排放技術標準存在顯著差異。隨著國際綠色競爭加劇，低碳技術標準逐漸成為一些國家構筑貿易壁壘的重要工具，國際碳排放技術標準出現壁壘化分割趨勢。2023年正式通過的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要求對進口商品碳排放情況進行報告；2024年正式開始實施的歐盟《電池與廢電池法規》，對電池生產、使用、回收的全生命周期進行監管，規定從2025年起強制執行電動汽車電池碳足跡，從2027年起，進口電池需披露全生命周期70余項碳足跡指標。新能源行業將受到歐洲碳排放壁壘影響。[7]
低碳產業相關技術供應鏈出現重組。2022年，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等10國及歐盟委員會，建立“礦產安全伙伴關系”(MSP），打造所謂“金屬北約”，加強與發展中礦產國的戰略協作，意圖通過提升對全球關鍵礦產供應鏈的掌控度來牟取金融利益與資本收益。[8] 2025年，美國繼續加強對關鍵礦產的控制，依據《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啟動對所有關鍵礦產進口的國家安全調查。2025年6月召開的G7峰會專門通過一項“關鍵礦產行動計劃”，強調關鍵礦產領域的非市場政策和實踐對經濟的威脅。
資金維度：全球氣候融資體系失衡失效
氣候融資問題是全球氣候治理的核心議題之一，《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以及《巴黎協定》都明確規定，發達國家需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援助，并在全球氣候治理制度體系中建立氣候資金機制，如綠色氣候基金、損失與損害基金。技術割據抬高全球低碳轉型成本的同時，氣候融資體系的失靈進一步削弱發展中國家的應對能力。
公共資金層面上，發達國家資金援助承諾缺位。現在看來，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達成的“發達國家每年為發展中國家籌集1000億美元氣候資金”的承諾難以兌現。[9]根據經合組織（OECD）2024年5月公布的統計數據，2016—2022年發達國家累計提供和動員約5793億美元的氣候資金，存在1207億美元的融資缺口。2024年《公約》締約方第29屆大會（COP29）經過艱難談判，提出“到2035年發達國家每年至少提供3000億美元”的資金目標，且推動實現2025年及之后氣候融資新的集體量化目標（New Collective Quantified Goal，NCQG）取得一定進展。但是，受美國退約影響，OECD國家集體放緩資金撥付節奏，美國對全球環境基金（GEF）、適應基金（AF）和綠色氣候基金（GCF）尚未兌現的資金承諾也很難再提供。
私人資本領域中，私人氣候融資正遭受沖擊。隨著全球綠色發展加速，從2020年到2023年，全球綠色投融資呈現爆發式增長。由于美國的政策不確定性，2024年這一勢頭急轉直下，綠色債券發行量同比下降25%，可再生能源領域私募股權融資也減少40%，風電和光伏項目交易活躍度出現明顯下降。美聯儲宣布退出“央行與監管機構綠色金融網絡”，高盛集團、富國銀行、花旗集團、美國銀行、摩根士丹利等多家華爾街金融巨頭，相繼宣布退出聯合國支持的凈零銀行業聯盟（Net-Zero Banking Alliance，NZBA），全球綠色投資遭遇逆流。
加強南南合作是破解全球氣候治理碎片化困局的必然選擇
在全球氣候治理體系碎片化的背景下，傳統國際機制的協調能力持續弱化，小多邊俱樂部的排他性規則不斷涌現，發展中國家在氣候危機中面臨生存威脅與發展困境。加強發展中國家的氣候合作已超越單純的國際關系范疇，成為應對系統性風險、重塑公平氣候治理秩序的必然選擇。
構建系統性防護網絡的現實需要
全球氣候治理體系的碎片化引發發展中國家的生存危機，亟須加強發展中國家氣候合作，推動全球氣候治理取得實質性進展。最新研究顯示，2024年全球平均海平面達到了自1993年有衛星記錄以來的最高水平，2015—2024年的增長率是1993—2002年的兩倍，從每年2.1毫米增加到了每年4.7毫米，[10]斐濟、馬爾代夫等國多個島嶼，面臨永久性淹沒風險。這種生存威脅，因國際氣候機制的失靈而進一步加劇。
在這種態勢下，中國通過氣候治理南南合作機制構建起系統性的風險防護網絡，更加具有重大現實意義。近年來，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尤其是在早期預警方面與發展中國家積極合作，取得顯著成效。2024年11月，在COP29上，我國發布《早期預警促進氣候變化適應中國行動方案（2025—2027）》，明確將助力提升發展中國家早期預警和適應氣候變化能力等。中國風云氣象衛星為全球132個國家和地區提供百余種數據產品和服務，并作為國際減災憲章機制值班衛星，為全球防災減災、氣候變化早期預警提供有力支撐。在巴基斯坦，中巴經濟走廊首個水電投資項目卡洛特水電站，不僅提供約32億千瓦時的清潔能源，有力保障約500萬人口的用電需求，而且還創造約4500個優質就業崗位，這種“能源-水-生態”協同治理模式，有效提升了區域氣候韌性。實踐證明，發展中國家間的合作能夠彌補現有國際機制的缺陷，通過技術與資源的精準對接，構建起抵御氣候風險的“防護墻”。
尋找共同利益支點的內在訴求
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氣候治理中的關鍵訴求正經歷深刻轉變，形成顯著契合。在技術獲取層面，低成本清潔能源技術的跨國轉移，正加深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匯合，在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實現減排降碳的全球氣候治理目標。國際可再生能源署報告指出，過去10年間，全球風電和光伏發電項目平均度電成本分別累計下降超過60%和80%，其中很大一部分歸功于中國的貢獻。[11]在氣候融資體系方面，發展中國家對綠色債券等自主性融資工具的依賴度不斷提升，在發達國家提供氣候融資意愿下降的情況下，需要發展中國家自身加強融資能力和規模。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共建國家綠色發展作出重要貢獻。2024年中國對外新簽水電、風電、光伏等新能源電力項目759個，合同金額672.8億美元。
規則話語權的重構，對于提升發展中國家氣候治理能力非常重要。長期以來，全球氣候治理的主導權都在西方國家，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沒有得到充分體現。對此，需要發展中國家團結一致，應對其他國家損害性政策帶來的連鎖消極影響，推動全球氣候治理穩定前行；需要發展中國家內部協調一致，促進國際碳規則的基本公平，維護發展中國家規則話語權。2024年9月，中國發布《溫室氣體產品碳足跡量化要求和指南》，為產品碳足跡核算方法和數據國際交流互認打下基礎，打破西方標準的壟斷。這種規則層面的協同，是發展中國家對“氣候殖民主義”的集體回應，拒絕將減排責任異化為遏制發展的工具，轉而尋求符合自身發展階段的解決方案。
推動全球氣候治理公平合理發展的必由之路
現行氣候治理體系中，發達國家憑借歷史積累的技術與資本優勢，試圖將減排責任片面強加于發展中國家。工業革命以來，全球絕大部分碳排放源自發達國家，卻要求發展中國家承擔與排放現實不符的減排義務。這種雙重標準嚴重違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導致氣候正義淪為空談。
發展中國家的合作正在重塑全球氣候正義的內涵。在技術輸出方面，中國向非洲國家轉讓的光伏儲能一體化技術，不但降低當地發電成本，而且提供高質量就業崗位，真正實現減排與發展的雙贏。這種合作模式證明，氣候治理不應是零和博弈，而是通過技術共享、規則共創，構建起包容普惠的新秩序。通過南南合作網絡，發展中國家正在從氣候治理的“被動接受者”轉變為規則制定的“積極參與者”，攜手推動全球氣候治理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
加強南南氣候合作的行動方略
習近平主席指出：“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中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不會放緩，促進國際合作的努力不會減弱，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不會停歇。”[12]中國是世界綠色發展的堅定行動派、重要貢獻者，自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以來，中國構建了全球最大、發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體系，建成了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產業鏈，貢獻了全球四分之一的新增綠色面積。當前，在全球氣候治理體系分化加劇、傳統多邊機制效能弱化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的合作需要超越零散項目層面，構建更加系統化、制度化的協同路徑，需要從制度、技術、資金、話語四個維度，探索破解碎片化困局、重塑公平治理秩序的實踐方案。
構建《公約》體系下的自主治理網絡與規則體系
面對全球氣候治理的制度性失效，發展中國家需通過網絡化制度創新打破碎片化困局，可以利用現有的合作機制和平臺，充分納入氣候合作的維度。例如，在金磚國家框架下設立“氣候韌性合作機制”，整合巴西的熱帶雨林保護經驗、南非的可再生能源技術與中國的碳市場管理能力，形成覆蓋全球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氣候治理網絡。通過這種制度化治理機制創建，一方面，對《公約》下以《巴黎協定》為核心機制的主渠道氣候治理，形成有益補充，避免因美國退約而引發大范圍制度失靈，維系全球氣候治理的基本秩序；另一方面，通過南南合作機制，加強發展中國家的規則制定權和制度自主性，進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國家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影響力。具體實踐中，中國可將低碳轉型領域取得的成功經驗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實際相結合，形成更具有指導價值的低碳管理標準，深化發展中國家的氣候合作。
與此同時，可以在區域層面加強與特定發展中國家的雙邊與多邊氣候合作，建立“區域差異化”規則體系。例如，對東盟國家推行“碳中和自貿區”標準，將光伏組件碳足跡要求與當地產業升級目標結合；對非洲國家制定“生態友好型開發”指南，允許其在基礎設施建設中設置階段性減排目標。這種差異化制度設計，既規避制度合作的同質性，又能精準匹配發展中國家的現實需求。
構建降本賦能的產業協同體系
科技創新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關鍵支撐，需持續推行降碳、脫碳、碳移除舉措，強化關鍵技術的科研攻關，加速綠色低碳技術創新成果的轉化與應用。[13]構建基于國際規則的技術支持體系，是提升廣大發展中國家氣候治理能力的關鍵步驟。當前，亟須促進發展中國家技術合作，在尊重知識產權保護規則的基礎上，建立穩定的技術合作體系，既降低發展中國家低碳轉型成本，同時賦能發展中國家低碳產業，加強發展中國家綠色發展能力。為此，可在埃塞俄比亞、越南等地建設“光伏技術本地化示范園區”，將光伏組件生產技術分解為不同的模塊化單元，通過“設備租賃+技術入股”模式，使當地企業逐步掌握核心工藝。例如，在越南祿寧光伏電站項目中，中方企業可將光伏技術拆解為可復制的工藝包，配套建立本土工程師培訓學院，逐步提升越南本地企業的生產技術能力，加強與中國光伏產業的協同發展。
針對產業鏈低端鎖定問題，推行“全鏈條嵌入”合作模式，大力賦能當地礦產企業。例如，在剛果（金）建設“鈷資源循環利用創新中心”，將中國的鈷精煉產能優勢與當地低品位鈷礦開發結合，大力推進開發技術創新，提升礦石利用率，同時配套建設鈷酸鋰正極材料生產線，幫助剛果（金）從原材料出口國升級為新能源電池關鍵材料供應商。在印尼鎳產業中，推行“冶煉-電池-回收”全鏈條合作，通過中印尼聯合研發基金，突破鎳氫電池正極材料技術瓶頸，大力提升當地鎳加工附加值。
創新融資模式與可持續債務治理
應對氣候融資失衡，需構建風險共擔的氣候融資體系。可聯合金磚國家開發銀行，設立“氣候韌性基礎設施基金”，對小島嶼國家項目提供一定期限的零息貸款，允許以紅樹林碳匯收益償還債務。同時開發“氣候發展指數債券”，將融資成本與受援國減排成效掛鉤。例如，當某個國家完成年度森林覆蓋率提升目標時，債券利率自動下調，以此撬動大規模私人資本流入發展中國家，實現氣候融資的規模化效應。
針對債務可持續性風險，可以根據不同國家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運用多種機制，形成“減排-發展-償債”的良性循環，最終實現可持續的債務治理。例如，推行“綠色債務置換”計劃，允許斯里蘭卡等國以可再生能源項目的碳匯收益抵扣部分債務本金，并適當延長債務償還期限。針對不同情況的發展中國家，建立“發展中國家綠色債務重組平臺”，引入區塊鏈技術實現債務信息透明化，降低重組成本。巴基斯坦卡洛特水電站項目已經形成“水-電-碳”三維有機結合的模式：電站產生的清潔電力供應當地電網，生態調度節約的水資源用于農業灌溉，由此產生的農業碳匯收入優先用于償還項目債務，最終實現巴基斯坦的可持續低碳發展，這一項目經驗可以總結推廣。
加強文明互鑒以凝聚生態價值共識
全球氣候治理涉及深刻的利益調整和發展模式轉型，倘若缺乏深層次的價值共識，任何協議都難以真正落實。面對當前氣候危機，中華文明與非洲文明、拉美文明都有許多值得借鑒的傳統生態文化和智慧，如中國的“天人合一”思想、非洲的“烏班圖思想”（Ubuntu philosophy）、拉美的“美好生活思想”（Sumak Kawsay）等。同時，加強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國際傳播，將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地球生命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傳統生態文化和理念有機融合，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理念、生態治理理念等相互借鑒，形成應對氣候變化的價值共識基礎。
文明互鑒的目的在于，通過多樣文明的碰撞與融合，構建一種包容性強、更具道德感召力和實踐指導性的共享價值基礎，使“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等原則獲得更廣泛、更真誠的認同。為加強文明互鑒，可建立由發展中國家學者主導或深度參與的聯合研究機構、智庫網絡，合作開展比較文明生態研究、案例庫建設、話語體系創新研究。避免單向“輸出”，強調共同探索、共同定義、共同講述。積極倡導將文明互鑒作為凝聚共識的重要途徑，推動全球氣候治理話語和理念創新。
結語
在全球氣候治理碎片化困局之下，發展中國家的氣候合作，遠非單純的應急策略，而是重構全球氣候治理秩序的重大實踐。其深層意義在于，突破傳統全球治理中“中心-邊緣”的權力結構，形成超越西方現代性的文明新范式。這種合作以“制度-技術-資金-話語”四維協同為路徑，既回應氣候危機的生存性挑戰，更承載著打破霸權秩序、構建公平正義新氣候秩序的歷史使命。從制度創新看，金磚國家氣候韌性機制與“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的網絡化拓展，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制度突圍”的組織載體。技術領域的降本賦能與產業鏈嵌入，使埃塞俄比亞的光伏園區、剛果（金）的鈷資源中心不再是技術依附的符號，而成為自主發展能力的孵化器。資金合作中“氣候發展指數債券”與綠色債務置換的創新，打破“減排-負債”惡性循環，構建起發展權與生態保護的平衡杠桿。話語層面，中國與非洲和拉美傳統生態理念的有機融合，凝聚發展中國家的全球氣候治理價值共識。
實踐證明，氣候治理不是技術官僚的數字游戲，而是關乎人類文明存續的價值重構。站在人類歷史的十字路口，發展中國家的合作承載著雙重使命：既要在碎片化加劇的困境中構建更具有持續性的治理網絡，為《巴黎協定》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注入實質內容；更要以文明對話超越意識形態對抗，在應對氣候危機的過程中，探索一條發展權與生態權統一的新型現代化道路。
【本文作者為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本文系“碳中和視域下美歐對華氣候戰略協調及其影響研究”（項目編號：22BGJ045）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略
責編：李 懿／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