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主體性，是習近平文化思想中一個重要原創性標識性概念。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沒有文化主體性，就不會有精神上的獨立自主。具有主體性的文化需要一個載體，即具有自主性的知識體系。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要破除西方知識體系的話語霸權，立足中國自身歷史和現實，基于中國式現代化，獲得“自我主張”。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們要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和發揮人民群眾主體作用，弘揚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堅持“兩個結合”，堅守馬克思主義“魂脈”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不斷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
【關鍵詞】文化主體性 精神獨立性 知識自主性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文化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文化篇，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科學指南和根本遵循。《習近平文化思想學習綱要》從十二個方面對習近平文化思想作了系統概括，全面反映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文化領域的原創性貢獻。“習近平文化思想蘊含一系列重大創新觀點，包括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堅持‘兩個結合’，擔負新時代的文化使命，堅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掌握信息化條件下輿論主導權、廣泛凝聚社會共識，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促進文明交流互鑒。”①這些重大創新觀點，集中表現為一系列重要原創性標識性概念，如黨的文化領導權、文化自信、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兩個結合”、“第二個結合”、文化生命體、文化主體性、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等。本文就習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文化主體性”概念作研究闡釋，以求教于方家。
文化主體性的核心在于精神獨立性
哲學是文化的活的靈魂。一個國家、民族的哲學，說到底就是這個國家、民族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質、精神脈絡，就是這個國家、民族的精氣神。有文化、有哲學，卻不一定有文化主體性、有自己的哲學；沒有文化主體性、沒有自己的哲學，就不會有精神上的獨立自主，就不會有精神獨立性。“有了文化主體性，就有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②
文化是一個國家、民族的精神家園，文化主體性和精神獨立性離不開一個國家、民族在經濟、政治、軍事等領域的獨立自主。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這是我們對于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系及政治和經濟的關系的基本觀點。”③唯物辯證法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世界的物質統一性原理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石，物質決定精神。唯物史觀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是人們的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④。在實際生產生活和國際交往中，文化主體性和精神獨立性，是以一定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為基礎的。
保持文化主體性和精神獨立性，要保持經濟上的獨立自主，一旦經濟上依附于人、受制于人，就會逐漸喪失獨立行走的能力；要保持政治上的獨立自主，“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一旦政治上依附于人、受制于人，也就變成別人的“提線木偶”；要保持軍事上的獨立自主，一旦軍事上依附于人、受制于人，就喪失自我防御、自我保護的能力，當經濟、政治的矛盾沖突以戰爭的極端形式爆發時，就只能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被動挨打。對于這三點，近代中國有過慘痛深刻的歷史教訓。
有了經濟、政治、軍事上的獨立自主，文化主體性和精神獨立性就會自發產生、自動擁有嗎？這也未必，正如物質富足不會自動帶來精神富有一樣。社會作為一個有機體，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多種因素，然而社會有機體的運動并不是均質的、線性的。回顧黨的百余年奮斗歷程，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從解決“挨打”“挨餓”的問題到逐步解決“挨罵”的問題，這背后的社會主要矛盾是發生了變化的。例如，近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國內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時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改革開放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黨的十九大作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重大論斷。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物質貧困不是社會主義，精神貧乏也不是社會主義，我們要促進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既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的重要內容，又是促進包括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在內的全部其他方面協調發展、不斷進步的重要推動力。從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三個自信”，到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個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被突出強調。文化自信來自我們的文化主體性，創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這一文化主體性的最有力體現。反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如果沒有自己的精神獨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獨立性就會被釜底抽薪”⑤。
精神獨立性是文化主體性的核心，在“兩個大局”時代條件下地位越來越突出，作用越來越重要。習近平文化思想彰顯了文化對實踐的統攝和能動作用，進一步展示了文化主體性及其所蘊含的“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堅定的文化自我，是維護和繼續創造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領域偉大成就的根本前提。
文化主體性的基礎在于知識自主性
若要提一個問題——人類悠久的文明史，延續傳承千年，對于當下的個體來說，留下了什么？盡管對于個體來說，文化的概念可能相對模糊，但大概還是會回答“文化”。
確實如此。幾千年來，甚至再往前追溯，幾萬年來，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幾經變遷，從原始文明，到奴隸制文明、封建制文明，到資本主義文明、社會主義文明，物質生產生活方式發生數次革命性變化。譬如，長城今猶在，但已經不是作為防御屏障的那個萬里長城，而是已然成為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精神文化符號。是故，我們可以簡言之，“歷史留下來的是文化”。進一步追問，我們為什么會形成“歷史留下來的是文化”這樣一個判斷和觀念？原因僅在于我們習得了知識。這個知識來自學校教育，來自父母家人傳授，來自社會方方面面的歷練。但從知識傳播的源頭講，隨著現代教育的體系化和全覆蓋，對絕大多數人來說，系統化的知識主要來自學校教育。此時，我們又會經常性地面臨這樣一個問題，我們認識世界，為什么總走不出西方的框架？原因就在于，我們沒有建立起一套系統化的自主知識體系，特別是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我們自覺不自覺地使用著一套西方建構的哲學社會科學知識體系。因此，堅定文化自信，鞏固文化主體性，必須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必須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
文化主體性離不開知識自主性。所謂“自主”，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去—依附”，亦即“in-dependence”，不依賴而獨立；二是獲得“自我主張”，自作主宰。就第一層含義來說，確立知識自主性，必須破除西方知識體系的話語霸權。事實表明，在某些核心技術上存在“依附性”，就會面臨“卡脖子”問題；而知識體系如果不能擺脫“依附性”，就會面臨“卡腦子”問題。客觀來講，西方知識體系的話語霸權，經歷了一個長期發展過程，其中心幾經變遷。無論是英國的經驗論、德國的唯理論，還是法國的激進學說，都是具有鮮明自主性和高度原創性的文化形態。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學術中心逐漸由歐陸轉移到美國。當時，作為一個只有200多年歷史的國家，美國的學術傳統貧瘠而單薄。直到19世紀70年代，皮爾士、詹姆士等人提出實用主義，美國才有真正稱得上“原創性”的哲學。20世紀上半葉，杜威進一步發展了實用主義，使其成為一種具有“半官方”色彩的哲學形態。然而，從學術深度、體系復雜程度和影響力等各方面看，實用主義都難以與當時發達的歐陸哲學匹敵。“二戰”期間，大量流亡的歐洲學者涌入美國，大大提升了美國人文社科學界的實力。那時一批美國哲學家從英國、奧地利吸收分析哲學，尤其是邏輯實證主義的基本方法原則，迅速塑造了美國哲學界的主流形態。同時，一些美國學者開始有意識地將分析哲學的方法——既包括形式化的數理邏輯，又包括日常語言分析，與美國自身的實用主義傳統相結合。他們從實踐目的和效果出發理解意義與真理，并強調分析實踐活動中蘊含的理性推論結構。蒯因、劉易斯、普特南、戴維森、羅蒂、匹茲堡學派，都是其中的代表。他們在塑造美國學術傳統的同時，也在世界范圍內產生廣泛影響力。
時至今日，這種以工具化的知識生產為導向，以“追求知識的客觀性”為口號，對人文社會科學各個細小分支進行形式化、量化的研究方式，仍然占據主導地位。我們必須看到，有一批研究打著“價值中立”或“價值多元主義”的旗號，實際上卻在暗中推行美式的“政治正確”，以隱蔽方式維護其話語霸權，形成一種具有高度排他性的“學術一神論”。法蘭克福學派批判性地分析過知識的權力問題，其中包含兩個基本點：第一，在現代社會中，知識與權力存在諸多勾連。第二，這種勾連正是諸多現代社會問題的根源。在“知識客觀性”和“價值多元論”的口號下，任何文明的價值主張都被排除出知識體系，使文明的文化主體性與其生產出的知識體系相剝離。它留下一個悖論：什么價值都可以選擇，卻又什么價值都不能自主選擇。因此，只有破除“價值中立”和“價值多元主義”背后的話語霸權，才能明確“自主性”的合理基礎。⑥
就第二層含義來說，確立知識自主性，就是要自作主宰。馬克思在論述異化勞動時，開始使用“自主活動”概念。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實現自主活動，必須消滅“活動的現代形式”，在“真正的共同體”中實現個人的自由發展。自主活動是馬克思自由觀的本質。知識自主性遵從馬克思“自主活動”原則，在破除西方知識生產“強制”的基礎上，實現對自己的歷史和現實的自由知識生產，即“從長期以來的‘學徒狀態’中擺脫出來，獲得‘自我主張’”。
一方面，一個國家、民族的歷史文化，充分體現這個國家、民族的實踐探索和經驗積累，集中反映著這個國家、民族的治理模式和制度構成，鮮明彰顯著這個國家、民族的價值取向和精神品格，深刻影響著這個國家、民族的道路選擇和前途命運，這必然要求關于這個國家、民族的歷史文化書寫是“有我的”和自主的。另一方面，任何真正的知識，歸根到底都來源于實踐，是對實踐的凝練和升華。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來源于中國實踐，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經驗，是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基本內容。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⑦中國式現代化這一偉大實踐是獨一無二的，這必然要求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原創性和自主性。
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偉大的民族，創造了源遠流長、輝煌燦爛、舉世無雙的中華文明。文化認同是中華民族最深層次的認同，無論時代如何發展，我們都要賡續中華文脈，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
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和發揮人民群眾主體作用。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的。黨的文化領導權，既是黨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管理權，也是黨自覺參與、激發引領人民群眾文化創新創造的話語權，決定著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發展方向和價值導向，以及中華文明及其發展過程中“我是誰”“為了誰”“依靠誰”“向何處去”等根本性問題。“中國共產黨關于文化的思想、理論和觀點，代表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心聲和訴求，體現出黨性與人民性的有機統一。”⑧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作為根本保證，決定和捍衛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主體。“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不斷鞏固文化主體性，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體作用，把尊重文化發展規律與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統一起來，不斷激發蘊藏在人民群眾中的創新創造偉力，努力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⑨
弘揚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一個國家社會發展的真正動力，藏在歷史文化深處。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是“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容十分豐富，僅就中國哲學傳統來說，從三代王官之學，《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皆源自王官之學，奠定了中華文明的初基，到先秦子學，儒家、道家、兵家、墨家、法家、名家、陰陽家、縱橫家、雜家等百家爭鳴，到兩漢經學，儒學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到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再到宋明理學、清代樸學，始終守其元而開生面。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常用常新的，塑造和影響著中國人的精神品格。革命文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中創造的，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了升華，是在革命、建設、改革實踐中孕育形成的所有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多重溫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的偉大歷史，心中就會增添很多正能量。”傳承弘揚革命文化，更加堅定我們的文化主體性。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指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新時代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既是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必然結果。強調文化主體性，不是搞自我封閉，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在與世隔絕的狀態下存活和發展。開放包容始終是文明發展的活力來源，也是文化自信的顯著標志。要更加積極主動地學習借鑒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融通中外、貫通古今，使我們的文化生命體始終保持旺盛生命力，使我們的文化主體性始終保持生機活力。
堅持“兩個結合”。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建立起來的”?。“兩個結合”是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和“最大法寶”，也是鞏固文化主體性的重要途徑和方法。建立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從本質上講，這一文化主體性具有“社會主義屬性”和“中國屬性”的雙重屬性。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彼此契合，兩者的結合是“深刻的‘化學反應’，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馬克思主義以真理之光激活中華文明基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就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這一文化主體性，即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的主體性。鞏固這一文化主體性，要堅守馬克思主義“魂脈”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只有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我們才能真正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不斷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
【注釋】
①⑤⑩?中共中央宣傳部編：《習近平文化思想學習綱要》，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9頁、第46頁、第45頁、第45頁。
②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9頁。
③《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664頁。
④《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4頁。
⑥周丹：《中國哲學的自主性》，《光明日報》，2025年4月16日，第11版。
⑦《習近平著作選讀》（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84頁。
⑧儲著武：《理解把握黨的文化領導權》，《國家治理》，2025年第15期。
⑨李夢云：《深刻把握鞏固文化主體性的辯證關系》，《人民論壇》，2024年第24期。
責編/王妍卓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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