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對接國家重大戰略、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的重要載體。推進大灣區高質量發展，關鍵在于把制度協同—文化認同的雙重邏輯，落實為可執行、可監督、可考核的程序機制。制度協同通過頂層設計、規則銜接與機制創新，提供穩定的制度供給與組織能力；文化認同則通過價值引領、青年優先與公共體驗，提供堅實的社會基礎與動員能力。二者共同構成人心凝聚的支柱，助推大灣區建設從經濟維度的增長，向社會維度的融合與文化維度的認同拓展，匯聚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合力。面向未來，亟需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注腳和“一國兩制”框架下獨具原創性的中國經驗與治理樣本。

關鍵詞:粵港澳大灣區  高質量發展  制度協同  文化認同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使粵港澳大灣區成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范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1]。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下簡稱“大灣區”），是對接國家重大戰略、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的重要載體。《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明確大灣區要建設“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區、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2]，并圍繞空間布局、要素流動、產業發展、公共服務銜接等作出系統部署。

在實踐層面，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南沙粵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區的“多區”功能互補與融通聯動相繼升級，為跨域協同提供可評估、可復制、可參考的“制度試驗田”；“債券通”“跨境理財通”等互聯互通安排持續迭代，城際鐵路建設規劃提出“軌道上的大灣區”“一小時通達”，為多語言、多文化一體化發展過程中的民心相通創造扎實條件。[3]在“一國兩制、三法域、三關稅區”的制度格局下，進一步推進跨區域、跨制度、跨文化深度交融，既需通過制度持續革新優化，突破規則與機制“硬瓶頸”，又要通過文化的有機互促，化解身份差異、信息差異與心理距離的“軟約束”。

因此，只有把制度協同與文化認同置于一體聯動的邏輯框架中統籌推進，才能沿著法治軌道持續推動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真正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轉化為充滿獲得感的生產生活體驗、蘊含幸福感的社會關系，打造情感共鳴與價值共識的“同心圓”，攜手推進大灣區高質量發展。

制度協同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把中國式現代化藍圖變為現實，根本在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斷完善各方面體制機制，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制度保障”。[4]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為創新大灣區合作發展體制機制、破解合作發展中的突出問題提供了新契機。[5]高質量發展需高水平制度供給作為保障，大灣區實現高質量發展，勢必要從高水平制度供給出發，以頂層設計把方向、以規則銜接暢通道、以機制創新強動力。

從頂層設計看，《綱要》明確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等戰略任務。橫琴，推進珠海橫琴粵港澳深度合作示范，重點服務澳門經濟適度多樣發展；前海，深化現代服務業與法律事務對接，推進規則型、制度型開放；南沙，打造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與全球資源配置樞紐，強化科技創新產業承載功能。三大平臺各展所長、協同聯動，司法合作、通關便利、稅制政策、口岸監管等重要環節有章可循、有據可依，體現出政策文本的連續性與制度執行的穿透力。

在規則銜接方面，強調“債券通”雙向開通與“跨境理財通”優化擴容，逐步完善市場基礎設施與監管協同，形成資金閉環與風險共治的運行機制；在數據要素方面，個人信息跨境流動標準合同與配套指引落地，為公共服務、金融科技、智慧醫療等場景提供安全、可預期的制度安排；在專業資格與執業便利方面，工程建造、建筑、測量、規劃等互認由“點狀試點”向“機制常態”轉變，內地與香港法律服務“聯營—仲裁—調解”協同發力，裁判互認與執行效率穩步提升。由此可見，通過“分領域—分階段—分層級”的推進路徑，大灣區在高質量發展進程中，正逐步實現粵港澳統一市場與多法域的有效貫通。

法治傳統與監管口徑的差異，會為制度協同帶來一定的復雜性，以制度創新推動“同構化”改造，可有效破解這一難題。這就要求堅持問題導向，通過清單式管理、沙箱式試點、白名單機制與第三方評估，把跨境投資者保護、適當性管理、跨境糾紛協同處理、數據合規出境、專業資格互認等“關鍵小事”做實做細。在堅守“一國兩制”的前提下，將宏觀制度供給轉化為“可觸、可感、可復用”的微觀操作性安排，持續釋放制度紅利，降低跨域交易成本。

在這一轉化過程中，公共服務是檢驗制度協同效能的試金石。以醫療為例，“港澳藥械通”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指定醫療機構常態化推進，臨床急需藥械目錄持續擴容；“香港長者醫療券”試點范圍逐漸擴大，跨境救護直通實現“點對點”轉運，電子健康記錄跨境使用試點逐步展開。此外，教育、社保、出入境、支付結算等高頻公共服務的同城化、便利化水平提升，規則兼容從“文件上的互認”走向“生活中的互通”。實踐證明，當跨域制度協同在具體民生領域有效落地，市場主體與社會公眾的穩定預期與制度信任便會水到渠成。

情感共鳴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6]“中華文化認同超越地域鄉土、血緣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內部差異極大的廣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7]如果說制度協同提供行動之“法”，文化認同則提供行動之“心”。前者通過制度銜接和政策協同，促進資源優化配置；后者則依托社會交融，通過情感共鳴與價值共識形成共同體意識，將“地理相鄰”轉化為“心理相親”。

國家認同、民族認同與文化認同相互嵌套，形成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精神支點。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嶺南文化的共同底色，以國家象征、歷史記憶與灣區故事為媒介，把“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的大敘事，具體化為人民群眾實際生產生活方式中的日常敘事。共同價值只有轉化為共同語境、共同風俗與共同儀式，才會形成持久的情感認同。

青年群體是連接制度與社會的關鍵群體。實施“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可以打通“學—業—創—居”全鏈條支持，配套導師輔導、實習實訓、住房交通與法務咨詢，將規則互認轉化為職業機會與生活選擇。在高校、科研院所與研究園區的合作交流中，推進聯合學位、交叉培養與博士后流動，能提升粵港澳青年對產業生態的體感度，塑造跨城社群的歸屬感。

文化認同的培育依賴連續、可驗證的日常體驗。港珠澳大橋與廣深港高鐵重塑時空結構，城際鐵路“1小時通達”使跨城通勤、求學、就醫成為日常選項；“港車北上/澳車北上”常態化預約通關，把跨境出行變為“生活慣常”；數字人民幣在港擴大試點，降低跨境支付門檻；跨境救護與eHealth跨境健康記錄等逐漸聯動，制度安排被轉化為實際的公共體驗。由此形成的“制度—體驗—信任—認同—再制度化”循環鏈條，使文化認同反哺制度協同，推動改革更具韌性、開放更有定力。

落地策略

把制度協同與文化認同“雙重同構邏輯”落到實處，真正產生“同心圓”的合力效應，還要在基礎設施、產業科技與公共服務等領域同步發力，使每一項工程、每一條規則、每一項服務都兼具效率與溫度、功能與象征。

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城際鐵路建設規劃要以“1小時通達”為目標，編織多層次軌道網絡，重構人流、物流、信息流組織方式。將交通工程當作社會工程來做，在樞紐與站城空間建設完善多語服務、統一導識與無障礙友好設施；創新跨境車輛牌照互認機制，放寬交通工具、旅客出入境手續[8]；推出面向青年與科研人群的聯程月票與學術通票；設立“跨境文化換乘日”與公共藝術共展，用公共象征把城市間的“點對點連接”提升為共同體的“面—體聯結”。當通學、研學、觀演與志愿服務成為跨城日常，制度協同便得以體現在日常生活方式中，獲得持續的文化認同與社會支持。

產業分工與科技協作。依托香港國際金融與法律服務優勢、深圳全球創新與數字經濟優勢、廣州綜合樞紐與先進制造優勢、澳門會展旅游與中葡平臺優勢，重構“創新—資本—規則—市場”循環體系。具體而言，依托橫琴、前海、南沙等平臺，探索“沙箱—白名單—備案”治理工具，穩妥推進“理財通”產品擴容與投資者保護、“債券通”基礎設施協同與交易便利，為跨境資金與科創企業提供全周期服務。在高校、科研機構與企業之間，開創聯合實驗室、聯合學位與產業實訓，形成“課題—場景—應用—商業化”閉環，通過“青年共同體獎學金”“成長記分”等激勵機制，推動青年強化使命擔當。

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協同。在醫療領域，進一步細化“港澳藥械通”目錄、推進機構擴容，推動“香港長者醫療券”在更多城市落地，拓展跨境救護、公共衛生聯動與跨境健康記錄互認；在教育領域，推進學位互認與課程合作，優化家長與學生跨境通勤的交通與時間安排；在社保與稅務領域，完善繳納結算與指引服務；在支付與征信領域，穩步開展跨境試點，提升家庭與企業的確定性預期；在生態環境與應急治理領域，健全區域空氣質量協同監測、海漂垃圾聯防聯控與災害預警聯動機制，以“同呼吸、共命運”的公共物品供給積累制度信任。通過跨境通勤、教育醫療可及性、信息可達性、公共參與度等指標，量化評估公眾體驗與信任變化，助推政策優化與機制革新。

保障機制

推進大灣區高質量發展，要依托“一國兩制”框架下制度協同與文化認同的內在韌性，在“剛柔并濟”的深度融合中，有效發揮“同心圓”效應。為維系這一強大的高質量發展合力，持續激發內在潛能，需著力建構“治理體系、規則對接、青年優先、同城化服務”四維一體的保障機制。

持續構建法治化、常態化的跨域治理體系。粵港澳大灣區制度同構與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問題，必須通過跨域治理機制來實現制度銜接的可持續性。[9]宜在現有聯席會議與合作機制基礎上，探索設立大灣區治理理事會，統籌重大事項統一協調、規則標準對接、政策評估與第三方審計，建立跨域爭議快速協商與司法協作通道。

持續做深做實規則銜接的關鍵環節。金融方面，應穩妥推動“理財通”產品與額度優化、投資者適當性與跨境風險協同處置并重；債券方面，應在市場基礎設施協同、交易結算便利與投資者保護方面形成更高水平的一體化；數據方面，應擴大標準合同適用場景，細化備案與執法指引，打通醫療、教育、金融科技、跨境政務等高頻場景；法治方面，應將跨境仲裁調解的協作機制常態化，完善裁判互認與執行路徑，通過“不同方面”的持續打磨，結構性帶動“大系統工程”的整體躍升。

持續把“青年優先”作為跨域融合發展的工程主線。擴大“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的覆蓋面與崗位質量，完善導師制度、職業指導與法務咨詢；推動聯合學位與共同課程體系建設，鼓勵高校、園區、企業共建“課題—實訓—崗位”閉環；對參與跨境科研與實訓的青年建立積分與榮譽體系，鏈接住房、交通與文化通票等激勵。通過看得見、摸得著的機會與支持，增強粵港澳青年對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信任與信心。

持續打造“可感可用”的同城化公共服務。以“港澳藥械通”“香港長者醫療券”、跨境救護與電子健康記錄為龍頭，延伸醫保、教育與社保的便利化與信息互通；在公共文化與體育方面，試點“同城福利包”，推動圖書館互借、博物館通票、青年體育與藝術場館聯票與跨城志愿服務積分互認，讓低成本高頻次的公共活動成為社會黏合劑。

結語

“一國兩制”框架下的粵港澳深度融合與大灣區高質量發展，不僅是“制度同臺”，更是“人心同向”。推進大灣區高質量發展，關鍵在于把“制度協同—文化認同”的雙重邏輯，落實為“可執行、可監督、可考核”的程序機制。綜觀大灣區高質量發展實踐，制度協同通過頂層設計、規則銜接與機制創新，形成穩定的制度供給；文化認同則通過價值引領、青年優先與公共體驗，形成堅實的社會基礎與動員能力。通過制度創新，讓居民感受到發展與自身利益息息相關，通過文化聯結，喚醒共同歷史記憶與價值共識。制度協調與文化認同在“物理耦合”與“情感共鳴”的雙螺旋中相互嵌入、相互增益，助推大灣區建設從經濟維度的增長，向社會維度的融合與文化維度的認同拓展，匯聚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合力。面向未來，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堅持系統觀念與底線思維，在更高水平制度型開放與更高質量民生服務的良性互動、更深價值共識與更廣社會參與的協同推進中，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國際一流灣區與世界級城市群，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注腳和“一國兩制”框架下獨具原創性的中國經驗與治理樣本。

【本文作者為廣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廣州大學國家治理現代化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本文系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以‘先行示范區’建設成效提升香港同胞對祖國的向心力研究”（GD22CMK07）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略

責編：張 凡／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