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各地積極探索運用數字技術推進智慧城市建設，城市治理能力、發展能力和服務能力顯著提升。同時要看到，超大城市治理仍面臨智慧城市與社會有機體運行聯系不緊密，開展智能建模、模型搭建、平臺模擬的過程忽視人的主體性等突出問題。大型社會模擬器研究，為我國探索超大城市智能社會治理作出有益嘗試。依托大型社會模擬器，智慧城市建設以明確的治理需求為抓手，激活并完善現有城市數據生態，在交通治理、教育治理等方面，賦能典型社會治理場景，探索出一條人工智能賦能超大城市智能社會治理的新路徑。
關鍵詞:大型社會模擬器 超大城市治理 現代化人民城市 智能社會治理
【中圖分類號】TP18 【文獻標識碼】A
城市治理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城市工作，指出“要深入踐行人民城市理念，積極探索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新路子”，強調“加快智慧城市建設步伐，構建城市運行和治理智能中樞”。[1]2025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建設“現代化人民城市”這一重大使命，在城市治理手段、目的兩個維度，明確當前城市建設、發展與治理的重要要求。[2]一方面，強調手段維度的“現代化”，即使用互聯網、物聯網、通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另一方面，強調目的維度的“人民性”，要求城市建設、城市發展、城市治理，必須全過程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建設現代化人民城市，對智能社會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為深入開展人工智能社會實驗工作，2021年中央網信辦等八部門聯合公布國家智能社會治理實驗基地名單，推動采用社會實驗等規范性方法，開展智能社會治理的理念和工具研究，湖北武漢市東湖新技術開發區（以下簡稱“東湖高新區”）名列其中。近期，該基地推出大型社會模擬器，這一研究旨在激活并完善現有城市數據生態，賦能典型治理場景，為我國探索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作出有益嘗試。
開展大型社會模擬器研究的現實背景
當前，我國高度關注基于“數字社會”與“智能社會”的治理創新，各地積極開展相關實踐探索，如建設“城市大腦”等。這些實踐探索為建設“現代化人民城市”積累有益經驗，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一方面，“城市大腦”與社會有機體運行聯系不緊密。由于數據區隔、條塊分割、體制機制等多方面原因，“城市大腦”在有效調動社會有機體運行方面遭遇梗阻，在作用于社會治理實踐方面存在滯后性。筆者團隊關注地方智慧平臺運行狀況，開展調研工作，得出一些基本判斷。在功能發揮方面，各地“城市大腦”等類似平臺仍有進一步提升空間。目前，這類平臺普遍以展廳演示、數據堆砌、功能列表展示為主，缺乏實質性的社會治理參與。在數據部分，平臺主要以宏觀、靜態、結構化數據為主，能夠支撐地理信息系統展示，但不能有機融入社會治理過程。
另一方面，開展智能建模、模型搭建、平臺模擬的過程，忽視人的主體性。目前，治理平臺仍處于信息化、數字化發展階段，主要聚焦于城市數據采集、融合與共享，未能真正將社會化個體作為主要建模對象。由于缺乏支撐社會模擬的微觀基礎，治理平臺無法真實反映社會有機體的運行過程。
在城市智能社會治理實踐中，上述問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典型性。對超大城市而言，社會治理任務與需求更為復雜，解決上述問題的需求更為迫切。大型社會模擬器，可在以下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其一，以明確的社會治理需求為抓手，激活現有數據基礎，打通數據業務鏈條。通過最新的數據生產、數據驗證、數據矯正、數據補全，豐富和完善現有城市數據生態，并在長期的治理實踐中持續豐富、完善生態系統。
其二，通過構建與真實社會平行的社會“副本”，盡可能如實、客觀、全面反映社會運行情況，重點模擬在社會微觀層面的個體行為邏輯。以具體治理場景為導向，持續開展靈活、豐富、常態的社會模擬實驗，并與真實社會結果進行動態驗證，與政府部門開展工作聯動，提升社會治理的開放性、協同性。
其三，大型社會模擬器可在承繼現有工作成果與模式的基礎上，持續迭代、優化，不斷探索城市治理實踐創新模式，優化我國社會治理工作流程、業務生態，賦能超大城市社會治理。
大型社會模擬器賦能超大城市治理的基本邏輯
超大城市運行系統較為復雜、龐大，面向這一系統，可以利用大型社會模擬器，構建城市社會有機體的“副本”映射。“副本”是與“正本”相對應的概念，如果將真實社會定義為“正本”，大型社會模擬器構建的則是一個映射“正本”，即具備虛擬形態的社會“副本”。利用這一“副本”，激活城市治理的數據生態，需要在理念方面提高認識，并在實踐層面持續開展工作、實驗、驗證。
可以對城市社會有機體進行客觀映射、如實反映、動態更新。大型社會模擬器應全面、客觀、如實反映城市社會有機體的靜態特征、運行過程、動力學機制。數據的收集、治理、整合、映射，是基礎性生態工程，是整個社會模擬器的生態底座。例如，在城市運行的基礎物理環境方面，需要整合天文氣象、水文地質、地理地貌等方面的數據，映射社會系統運行的基礎承載環境。在社會行為體方面，在充分保障個體隱私前提下，需要獲得動態的宏觀特征、群體畫像、函數分布、社會結構等方面的重要信息。基于此，按照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等價共同體”視角[3]，需要設計具有相同特征的智能體，模擬超大城市居民群體行為。這些行為包括日常通勤行為、自然狀態行為、異常狀態行為、互聯網場域行為等諸多場域面向。
可以對公共政策實施風險、實施效果進行預演和驗證。傳統社會治理模式，需要通過社會公共政策的真實實施，對社會“正本”直接進行社會治理，而任何公共政策的實施過程，都可能出現一定的不確定性因素。在真實社會中，撤回、更改已經實施的社會公共政策，無疑非常困難且可能影響政策預期效果，其造成的負面影響、社會沉沒成本，難以在短期內被扭轉和挽回。大型社會模擬器可以模擬社會公共政策實施過程，預演政策實施可能形成的社會影響，為提前規避負面效應預留空間。這凸顯出大型社會模擬器作為社會“副本”的適用性與靈活性，即依據發展意愿、治理場景、社會條件等信息，開展低成本、可復制、可撤銷、可比較的社會治理模擬實驗。
可以對社會運行“反事實”的狀態與空間進行充分探索。社會“正本”是一種事實，社會“副本”不僅是對客觀事實的呈現、反映、映射，而且可以對社會運行“反事實”的狀態與空間進行充分探索。作為直接用于社會治理的重要實踐平臺，大型社會模擬器助力使用“反事實”分析法，反向指導社會模擬工作流程，發現有利于達成治理目標的政策干預集合，并從中檢視和選擇具有現實性、可行性、有效性、穩健性等品質的社會公共政策選項。
大型社會模擬器賦能超大城市治理的典型場景
大型社會模擬器基于社會“副本”平臺搭建，持續開展社會運行模擬、社會知識發現、干預策略模擬等工作，賦能超大城市治理。筆者以湖北武漢市超大城市治理實踐為典型案例，解析大型社會模擬器如何在重點治理場景方面發揮作用，助推城市治理模式創新。
推動公共服務精準化。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現代化人民城市”突出強調城市建設的“人民性”。[4]超大城市治理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在城市中生活的具體的“人”，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人口規模大、密度高，人員流動迅速、互動過程復雜、互動模式多樣，是城市社會復雜系統的基本面。從社會治理來看，城市對流動人口精準治理、困難群體精準關懷等方面，存在較高的智能化治理需求；從群眾訴求來看，人民群眾對高品質生活、高效能治理、高水平社區物業服務的期待不斷增強。大型社會模擬器可通過以下路徑解決這些問題：依托現有的人口庫、法人庫等數據基礎，促進實現全市人口數據信息的匯聚治理、共享交換和應用服務；針對全市、區縣、街道、社區等不同級別的人口群體，進行建模與模擬；基于動態性、優先性等原則，挖掘公共服務需求，并做出智能、精準、前瞻的趨勢預判、群體分析、公共服務配置導向建議。
提高交通治理智能化水平。交通治理是全球性難題，也是大型社會模擬器發揮作用的重要場域。武漢市人口眾多、經濟社會活動頻繁，交通出行的順暢安全程度與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直接影響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時，受居民過境中轉、旅游打卡等需求影響，武漢市人口流動具有常態性、季節性特征，這給預測群眾的出行需求，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交通治理需要分析不同群體需求的差異性，注重交通服務的均等性。因此，僅依據人口基本態勢分析尚不充分，需考慮規律性、常態性、偶發性擾動因素。基于大型社會模擬器的交通治理模塊，模擬覆蓋整個城市的交通行為空間，在聯通全域路網的基礎上開展交通治理。在路口、路線、區域、城市等各層面，開展分層級的交通多智能體模擬，科學配置獎勵函數，擬合當前社會在交通方面的“正本”特征。同時，廣泛開展交通“副本”反事實模擬，尋找更優的獎勵函數分布，為各種情況下交通場景的治理，儲備對策集合。
優化教育資源配置。教育是重要民生事業，是人民群眾重大關切。一方面，優質教育資源在總量方面具有稀缺性。另一方面，需要將教育資源在數量規模龐大的市民家庭（以家庭戶為單位）中，進行科學、智能、精準分配，實現財政資金使用效率最大化。通過教育場景模擬，大型社會模擬器可以在總約束函數（資源總量固定）之下，促進學生、教師、教育管理部門三方需求的動態均衡。在學生（家庭）方面，基于基礎數據，大型社會模擬器科學統計、超前預測教育資源需求，包括學位、宿舍、教材、研學等方面的現狀與趨勢，促進學生全面發展，落實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避免幼兒園、小學、初中數量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引發社會關切。在教師方面，基于學生學習現狀與發展趨勢，依據存量教師信息，科學預測當前、未來教職工增量需求；做前瞻性部署，防止教師群體數量、結構發生不穩定性波動。在教育管理部門方面，基于“教育資源一張圖”，開展教育動力學模擬，保障常態教育資源供需適配，賦能精準管理、科學規劃，提升決策質量。
促進房地產平穩健康發展。我國房地產發展正在從“簡單粗放”模式，向“因城施策”“精耕細作”方向過渡。“因城施策”“精耕細作”“高質量開展城市更新”，是城市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特征，為以超大城市（社會有機體運行）為主體開展房地產市場模擬，提供了理念指引。大型社會模擬器可以在現有數據（國土空間、城市規劃、市容市貌、功能分區、商業配套）基礎上，堅持以人為主體，開展模擬實驗。在住房購買、租賃、物業服務方面，重點模擬和推演人民群眾的需求現狀與未來趨勢，以及政策影響下的“反事實”場景及平行社會結果。通過全局推演、持續模擬等方式，充分比較未來可能發生的結果，從而選擇最合適的政策。依據模擬結果，制定精準化、精細化治理方案，促進房地產平穩健康發展。
助力基層治理模式創新。超大城市由諸多微觀層面的基層社會場域構成，社區是典型的基層社會場域，是承載城市居民個體活動與社會生活的基礎場域。以武漢市為例，社區類型多樣，社區居民構成復雜，包含新市民、農業轉移人口，以及數量龐大的大學生群體、短期游客群體。不同類型居民呈現混居狀態，在市民化程度、價值觀、認知層面，具有一定的異質性。社區層面，仍存在很多細碎繁瑣、日常發生的基層治理需求。比如，提高“陌生人”社區活力；又如，提供多樣化的公共產品；再如，精準識別、“無感”介入和幫助困難群體；還如，建筑物與場所風險的智能預警問題。大型社會模擬器可以構建更高精度的“社區級社會模擬器”，基于大數據、小數據、本地網格員數據、合成數據、生成數據等，實現實時模擬、常態治理、虛實交互模擬，及時比較真實社會治理結果，助力“小而美”“五臟俱全”的基層治理模式創新。
強化互聯網輿情跟蹤研判。在移動互聯網、通用人工智能蓬勃發展的時代，人類個體社會活動模式正在從“物理社會在場”為主，向以互聯網虛擬空間為主的“虛實共生”生活方式轉變。在互聯網空間，網絡輿情可以反映群體意見、情緒、需求。依托大型社會模擬器，開展虛擬空間輿情發展態勢模擬，有助于尋找有效治理策略，及時回應網民訴求，防止網絡輿情走向極端、輿論觀點極化。基于個體基礎數據庫，大型社會模擬器為網民行為建模，重點面向本省、本市、本地區相關互聯網輿情，開展模擬與治理，科學、智能地構建全生命周期函數過程，挖掘合理治理需求，將需求轉達到相應治理部門。對于情緒宣泄類事件，做好情緒安撫工作；對于惡意造謠、刻意制造意見對立的互聯網輿情事件，開展全過程監測，依法重點治理違法行為。
總結與展望
依托大型社會模擬器，湖北武漢市東湖高新區積極探索超大城市智能社會治理的新路徑、新方法，在實踐探索中形成以下發展思考。
其一，強調治理理念的前瞻性。智能社會治理，不應僅停留在“社會治理的智能化”階段，這是傳統的“1.0治理理念”。智能社會治理應具有前瞻性的“2.0治理理念”，構建智能社會治理2.0樣態。
其二，突出治理模式的落地性。在理論研究、數學模擬、強化學習方面，智能社會治理模擬實驗，不是在理想狀態下的“沙盒”模擬，而是經過“實戰”檢驗的產學研綜合一體化實踐，應優化從學術研究、學理研究、基礎研究到實踐應用的環節，提升社會知識發現與檢驗的效率與質量。
其三，提升效果反饋的及時性。通過智能體模擬的方式，縮減從社會問題發現，到治理策略實施，再到真實效果反饋這一過程所需的時間，提升智能社會治理效率。
其四，提升公共政策的可行性。開展社會公共治理需求模擬，完善評估社會公共政策可行性的功能，通過全域感知、動態模擬、超前治理，提升城市智能社會治理效能。
【本文作者為中南大學社會計算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武漢人工智能研究院（大型社會模擬器）首席科學家】
注釋略
責編：單 寧／美編：石 玉